夏商周三代，奴隶主贵族不仅在社会组织上几乎垄断了军事体育运动，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主导着民间体育风尚的发展方向，使之严格限制在等级礼仪的圈子里徘徊不前。“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彻底突破了这一传统格局，以健身娱乐为目的，以不分贵贱为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在社会上广泛兴起，人们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各国各地都相继出现了一些人口密集、商业繁荣、文化发达的都市，思想行动上很少礼仪观念的商人和士民阶层不断追求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享受，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娱乐活动。如齐国都城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史记·苏秦列传》）。在广大的郊野乡村，传统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社祭和腊祭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一国之人皆若狂”，男女老少欢聚在一起，载歌载舞，举行一些赏心悦目的体育比赛，以庆祝丰收或欢度岁末、酬谢鬼神。据史书记载，每当此时，“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史记·滑稽列传》）。体育成为风靡社会的群众性娱乐活动。
“天子失官，学者四夷”。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奴隶制的崩溃，文化教育由“学在官府”一变而为民间私学蓬勃兴起，社会上私人聚徒讲学蔚然成风。过去由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完全垄断的“射、御、乐”等学校体育活动，也伴随着私学教育的繁盛而在民间广泛流行。以“有教无类”为办学宗旨的平民教育家孔夫子，其门下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弟子三千人，既讲习诗文，又演练武事，经常开展诸如射箭、打猎、郊游、投壶等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体育活动。能力“拓国门之关”的孔夫子有时还以身传教，亲作示范。如《礼记·射义》即云“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孟子·尽心》又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韩诗外传》亦记载：“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可见孔夫子曾多次带领门下弟子爬峰登山，以锻炼身体，开阔视野。孔子对学生中有勇力武艺者也特别喜爱，如有“卞庄之勇”的子路和“宁斗而死”的公良孺等，都是孔门“身通六艺”的七十二贤人之一。另外一个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墨子，不但鼓吹重赏善于射御的贤者，而且把射艺等体育项目列为门下弟子必修的重要科目之一，故其学生多精于军事攻防之术，有侠客武士之风，“皆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至于那些隐居深山、以军事韬略教诲弟子的民间兵家，其门下多是通晓各种武艺、善于练兵打仗之辈。私学中的体育教育是春秋战国时代民间体育风尚的一个重要方面。
春秋战国时代动乱的社会环境与激烈的兼并战争，使民间尚武习艺日益成风，并出现了一大批以武技为谋生手段和升迁途径的人，这些人被归入当时社会新兴的社会阶层“士”的队伍，可称为“武士”。他们有的以勇力相闻，有的以专项体育技能见长，云游四方，或私收门徒传授武艺，或受聘于军为教头，或投身贵族大家为门客，为民间体育活动的光大和传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前文所提到的受勾践之聘而为越军教习的越女就是一位民间巾帼武士、剑术高手，在赵国传授剑道的司马迁祖上别支亦是一个民间武术世家，投依喜好剑术赵文王门下的众多门客也不乏民间武士精英。韩非子在其文章中曾指出了当时一些贵族巨室招揽供养民间武士的目的和用心：“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韩非子·八奸》）。确实，在当时社会中这些民间武士有许多成为统治阶级宫廷斗争和报国仇家恨的牺牲品，《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记载的专诸、要离、聂政、荆轲等皆为此等人物。
从总的情况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体育风尚深受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些民间体育活动如剑道、射艺、角力等都是直接从军事体育活动转变演化而来，并间接为战争服务。另一些民间体育风尚从表面上看似娱乐游戏性质较浓，军事色彩较淡，但实际上或多或少都与军事体育活动存在着某种联系。可以说军事体育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民间体育的活跃，而民间体育的活跃反过来又影响军事体育向纵深发展，两者的相互渗透及水乳交融，形成了春秋战国时代体育风尚的独特格局。
关于这一时代与尚武习俗和军事体育密切相关的一些民间体育风尚，前文已有论及，此处不再赘述。这里仅以简单的笔墨勾勒描绘一下一些流行于民间健身娱乐性较强的体育活动产生发展状况，其具体项目主要有蹴鞠、秋千、游水、竞渡、围棋、象棋等。
蹴鞠亦称蹋鞠，是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关于蹴鞠的起源，汉代刘向在其所著的《别录》中云：“蹴鞠者，传言为黄帝所作，或曰起于战国之时”。传言为黄帝所作系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的产物，不足凭信，起源于战国之说则较为真实可靠。仅现在所能看到的史籍资料所及，战国时期蹴鞠已作为一项体育娱乐活动在齐楚两地流行。如前文所提到的“甚富而实”的齐国都城临淄中即盛行蹋鞠活动。又据《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之父刘太公年轻时在其家乡沛地（今江苏沛县）经常与屠贩少年斗鸡、蹴鞠，“以此为欢”。刘邦大约生于公元前二五六年，其父刘太公大半生是在战国时期的楚国渡过的，可见长江下游一带民间也流行蹴鞠。蹴鞠在初起之时活动方式还比较简单，鞠球形制也很原始，是一种外裹皮革、内塞毛发的实心足球。
后世民间妇女特别喜爱的秋千活动，原是春秋时期居于北方山区的少数民族健身强体的一种游戏，随着齐桓公的一次军事行动而传入中原地区。《古今艺术图》述其源流说：“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者。齐桓公伐山戎，流传于中国”。由于秋千器械简单易制，仅需一树、一绳、一木板而已，且荡之令人心旷神怡，故很快在中原地区风行起来。每当春光明媚、桃红柳绿的三四月间，妇女们纷纷身着盛装，登上秋千架，上下凌空欲飞，衣带飘飘若仙，别是一番动人情景。久而久之，荡秋千就成为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必不可少的民间娱乐习俗。
这一时期的民间水上活动，以游水和端午竞渡最为常见。《庄子·达生篇》托孔子之名讲了一个民间游水高手出没大河、畅游自如的惊险做事：“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千仞、流沫四十里……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男子竟在距瀑布数百步外的湍流中缓缓露出水面，且“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在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人们祖祖辈辈与大江巨泊为伴，其游水活动更为普遍，技术也相当高超。《列子·汤问篇》载有白公与孔子的一段关于游水的对话：“白公问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吴之善没者能取之’”。“善没者”即擅长入水潜泳者，反映了吴越等地的民间游水好手技法高人一筹，声名远播北方。
端午节龙舟竞渡的习俗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江中下游诸国。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这一水上体育活动的兴起与越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古代的越民族以龙为图腾，为了表示自己是龙的子孙并祈求龙的保护，他们不仅有“断发文身”的习俗，而且在每年五月五日这一天举行盛大的图腾祭祀活动。其中有一项便是荡起刻成龙形的独木舟，伴随着阵阵急鼓在水面上做竞渡的游戏，以取悦于图腾神。而民间长期流传的说法则是龙舟竞渡习俗源于纪念春秋战国时代两位著名的英雄志士。一个是春秋后期吴国名臣伍子胥，他遭谗言陷害，被吴王赐剑自杀，尸体被扔到钱塘江。伍子胥死后英灵不泯，化为波神，每年五月五日前后在钱塘江口卷起滔天巨浪和不尽狂潮。吴人怜其冤死，竞相在此时划舟踏潮以迎伍子胥神灵，名曰“迎伍君”。另一个是战国后期楚三闾大夫、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他遭谗被贬，于五月五日愤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午竞渡，乃遗俗也”（《续齐谐记》）。这三种说法究竟孰是孰非，我们姑且不论，但其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认为端午竞渡之俗发端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其最初目的是祭祀图腾或悼念志士，后来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规模庞大、竞争激烈、气氛热闹的民间水上体育竞技娱乐活动，盛行江南水乡，波及全国各地。河南汲县战国墓中出土的铜鉴、四川成都发现的战国铜壶上，都刻画有龙舟竞渡的图案，足以证明这种水上体育活动在这些地区的流行。
投壶源于古代的礼射，兴起于春秋末年，其法是以壶象征箭靶，将短矢投入壶口者为中。它常在诸侯相会或贵族宴饮中举行，既是一种以助酒兴的竞赛游戏，也是一种演示礼仪修养的手段。《礼记·投壶》蓝田吕氏注云：“投壶，射礼之细也……且以乐宾，且以习容，且以讲艺也”。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侯举行登基大典时，齐、卫、郑等国国君皆前往祝贺。在盛大的宴会上晋侯与齐景公一起以矢投壶，两人几乎都是每投必中，显然十分精于此道。后来随着“礼不下庶人”之传统观念的崩溃，投壶游戏也走出了贵族的高堂华室，逐渐流行于闹市陋巷，乡村郊野。每逢传统节日或社祭之会，到处可见“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的景象。投壶既有专用的矢及壶具，又有计算胜负的“司射”，还有揖让进退等礼节和鼓乐伴奏，胜者进酒一杯，负者则罚酒一杯。民间投壶游戏往往喜其欢聚竞技的场面而常常忽略其行礼方式，故气氛要轻松愉快得多。
围棋在春秋战国时代称做“弈”，其道在于迂回围困和拼夺地盘，即“进退取与，攻劫放舍”，暗寓用兵之法，故其流行与当时征战频繁的社会环境有极大关联。而民间的一些文人学士却把它视为一种旨趣高雅、清心养志的智力竞赛，每邀同伴三四人出游山林之中，对弈于泉溪之畔或浓阴之下，凝神焦思，乐此不疲。一心讲“克己复礼”的孔夫子在日常言论中也不禁流露出了对弈棋的喜爱之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为之，扰贤乎已。”（《论语·阳货》）孟夫子虽把围棋称为“小数”即小玩意，但同时认为不聚精会神学习则难入其门。当时的棋艺已有上、中、下之分，并出现了一些名闻诸国的民间弈棋高手和专门投师学艺的人们。《孟子·告子上》谓：“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不难看出，当时围棋活动已在社会上普遍流行，且有私人授棋传艺的现象存在。正因为如此，一些政治家开始借助棋道喻事劝政。《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太叔文子之语说：“今文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后世流传的形容犹豫不决的成语“举棋不定”即源于此。
象棋，是中国现代最流行的大众性体育娱乐活动之一。但关于象棋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根据史学家考证，“象棋”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记载战国社会生活的古籍文献中。屈原在其千古不朽的诗篇《楚辞·招魂》中首先提到了“象棋”一词：“□蔽象□（棋），有陆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此诗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象棋、六博这两种游戏的形式和内容，成为我们今天判定象棋起源的珍贵资料。《说苑·善说》还记载雍门子周谓孟尝君说：“……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更是象棋流行于战国时代的有力证明。从象棋棋局中将（帅）、士、相、车、马、卒（兵）诸子称谓来看，也显然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混合军事编制，因为惟此时的军队始有将、帅之别与车、骑、走卒、甲士诸兵种之分，至于炮则是后世新增加的一个棋子。关于象棋的起源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统帅在分兵布阵或据寨扎营之前，先在沙盘或木盘之上作一番布置规划，再聚集众将商议于案前。众将推子布卒，各抒己见，并推测敌方军情态势，以期知己知彼，争取主动。其后这种沙盘作战方式被引入游戏，流传民间，沙盘也就演化成为棋盘，诸兵种配置齐全，竞技酣斗不休。
此外，杂技作为中国古代体育娱乐活动的别支，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有所开展。见之于当时文献记载的杂技表演有弄丸、弄剑两项。弄丸是以若干球丸持于两手，左右上下交替抛掷而不坠地为乐。《庄子·徐无鬼》记载楚都市南有一名叫熊宜僚的弄丸高手，经常表演于闹市之间，观者如堵。后人所作的《丸经》还叙述了这样一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熊宜僚挟技败敌”的传奇故事：说楚庄王欲举兵攻打宋国，闻人言道善于弄丸的熊宜僚一人可敌五百劲卒，遂重金聘来，随军出征。在楚宋两国军队相遇、一场恶战即将爆发的时刻，熊宜僚却单身一人走出楚阵，在宋军面前表演起了双手玩弄九丸的奇技，只见球丸或上下交替起舞，或左右往来如飞，而熊宜僚眼疾手快，迎送自如，无一失手。宋军大概从未见过如此精彩杂耍，一时看得眼花缭乱，不觉斗志稍有松懈。楚军趁机发动攻击，予敌重创，取得大捷。这则故事虽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令人难以置信，但却从侧面反映了熊宜僚确实是一位技冠当时、名震古今的弄丸大师。
弄剑与弄丸同属一类杂技游戏，但所用器具是锋刃利剑，表演起来更为惊险引人。据《列子·说符》记载，当时众人公认的弄剑高手是宋国的兰子，“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技艺堪称一绝。
春秋战国时代的民间还时兴郊游、放风筝、弹射等娱乐习俗，只是由于史籍资料所限，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窥其全貌了。
简言之，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体育运动发展史上的奠基时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多变的生活方式使一些传统体育项目不断获得充实提高，新兴体育项目日益流行社会并初放异彩，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