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奴隶制时代，根据“礼不下庶人”的政治制度和礼俗观念，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一般庶民、奴隶基本上与军事体育无缘，是没有资格参加国家定期举行的军事训练活动——“大蒐礼”与其他项目的，只有构成国家军队主力的奴隶主贵族和“国人”才能享此“殊荣”。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剧烈变革，随着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战争方式的复杂多样，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被卷入了各种军事行动的旋涡，带有烦琐礼仪的奴隶制军事训练方式和等级森严的军事制度被彻底打破，军事体育活动日趋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广泛普及中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立，列强并起，各国统治者为了开拓疆域和称雄图霸，相互之间的兼并战争极为频繁，“转相攻伐，代为雌雄”。在鲁史《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的时间里，列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就多达四百八十三次，几乎一年内即发生两次战争。及至战国，相互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一次战斗双方动辄用兵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如著名的公元前二〇六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国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悉数从军，而赵国仅被秦将白起坑杀的降卒即达四十万。再如秦大将王翦攻灭楚国之战，一次征发大军六十万。如此频繁激烈、规模空前的战争使兵源的征发范围愈发广泛，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是全民皆兵，再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或等级身份的限制了。当时的各国统治者都大力提倡加强兵民体质训练，提高战斗技能，增强国家实力。管仲相齐时曾实行“作内政而寓军令”的措施，把全国所有民众都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定期举行军事训练。李悝为魏国地方官吏时以法令的形式强制辖区内的人民练武习射，以备随时征调。商鞅在秦国变法定军功爵制，规定按照军功大小予爵授田，鼓励秦民踊跃参加习武和征战。赵武灵王则亲自胡服骑射以为天下倡。这种尚勇嗜武、操戈习兵的社会风气把先秦时期的军事体育推向勃兴和普及的高峰。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公元前六四五年秦晋韩原大战时，秦穆公冒险深入，陷于晋军重围，忽见三百余脚穿草履、步行如飞的勇士似从天而降，高喊“休伤吾主！”人人手持利刃，个个腰悬弓箭，冲入晋军，一阵乱砍乱杀，不但解了穆公之围，而且扭转了整个战局，使秦国大获全胜。事后询问，方知这三百余勇士乃是岐山脚下的一群“野人”（即居于郊野的庶人或奴隶），感穆公昔日因罪不杀之恩，特意赶到两军阵前效命。试观这三百余“野人”竟能大败晋国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队，不独勇武之气可嘉，而且精通厮杀技能，正是日常坚持练兵习武的结果。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作战武器之种类和质量不断更新，战争方式更加进步，军事训练方式和军事体育活动也走向多样化、复杂化。铸铁冶炼与渗碳制钢等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当时的兵器制造业如虎添翼，所制造的兵器种类繁多，质地优良，杀伤力强。后世所谓的十八般兵器像戈、矛、剑、戟、斧、钺、刀、弩在春秋战国时代几乎应有尽有，某些兵器甚至锋利到可“水截鹄雁，陆断牛马”的程度。如何教会兵民在战场上熟练地运用这些兵器进行劈、砍、扎、刺、磕、打、射等，就成为各国平时开展军事训练活动的重要内容。当时的战争方式已由传统的车阵作战逐渐转变为车、步、骑、水诸兵种混合编队作战，要求参战者必须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全面的战斗技能及灵活的应变能力，原来以训练射御之术为主的“大蒐礼”与“射礼”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了。正是为适应这一客观形势的需要，一整套新型的、复杂的军事训练方式应运而生，引起了军事体育活动的巨大变革，使其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更加丰富多彩。
由于具体经济条件、精神传统和地理环境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诸国的尚武风气貌似神异，军事体育千姿百态，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大致说来，秦国以力量称雄、剽悍著称，齐国以技巧取胜，吴、越、楚以剑道和水上活动见长，燕、赵以多慷慨悲歌之士名扬四方，韩、魏因地处天下之中，兼有众家之优，构成了五彩缤纷的社会风俗画面。但渗透与融合是时代前进、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对这些姿态各异的诸国体育风尚细加剖析，我们总能发现一些反映整个时代精神风貌的总体特征来。
（1）奔跑、□高、超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多是长距离的奔袭战、对阵厮杀的野战和强行攻城战、快速追击战等。除以军事谋略制胜外，这些战争方式都要求士卒一要有强健的体魄，二要有持久的耐力，三要掌握长途奔跑、攀登高墙、跳越障碍的基本技能。各国在兵民中都广泛开展奔跑、跳高、跳远等旨在增强身体素质、提高作战能力的基本军事训练，在当时称为“轻足善走”、“踰高”、“超远”。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三项军事体育活动是现代田径运动的鼻祖。
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奔跑训练多是武装负重长跑。在春秋时期曾声威显赫一时的吴王阖闾用大军事家孙武为将军，训练时士卒披甲戴胄、执弓荷戈长途奔跑三百里，方可宿营休息。魏国选拔训练精锐士卒的方法是：“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籝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这是一种体质、速度和耐力的综合训练，淘汰率很高，被选中者编为一军，称做“武卒”。有些诸侯国把善于长跑的士兵称为“轻足善走”或“利趾者”，其速度快捷者步行如飞，疾若奔马，用以冲锋陷阵，往往所向披靡，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吴国攻打楚国时，就曾以“利趾者”三千人为前锋，一路势如破竹，五战五捷，直下楚都郢，威震诸国。
踰高、超远是当时军中常见的两项体育活动。据《左传》记载，鲁哀公八年，鲁国大夫微虎准备对来犯的吴国军队发动一次夜间袭击，需要挑选一批勇敢善战而又长于跳跃的壮士组成快速“突击队”。于是在军中进行了一场公开的选拔赛：立一跳高架于庭帐前，让士卒轮流跳越，凡能连续跳过三次者即宣布中选。结果得壮士三百人，孔子的学生冉有亦在其中。晋国著名大将魏犨在身受重伤之后尚能“距跃（引身向上跳）三百，曲踊（屈体向下跳）三百”，以示其勇，可见腾跃善跳是军中衡量将士是否壮健勇猛的重要标志。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国中习俗人称“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军事体育活动特别活跃，甚至在两军对垒、大战即开之时也不忘“投石超距（跳远）”（《史记·王翦列传》）之类的军事游戏。故其士卒体健剽悍，斗志旺盛，一遇战斗便奔跑跳跃如猛虎下山一般，常常是不戴头盔甲胄即操戈奋战冲入敌阵，“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威风凛凛，每战必克，以致天下有“齐之技击（齐军战士谓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兵民的日常军事体育活动还有基本军事队列操练，类似于今天的“军训初步”。基本军事队列操练往往号令严肃，仪容整齐，违令即罚，以适应实战需要。军事家孙武曾操练吴王阖闾宫中的嫔妃彩娥，结果吴王最心爱的两个妃子视此为儿戏，嘻嘻哈哈，不遵军令，被孙武下令当场处斩，成为历史上“军令如山，违者即斩”的一段佳话。
（2）角力、拓关、扛鼎
“两军相逢勇者胜”，在冷兵器时代面对面地捉对厮杀，往往是力气大者占上风。挑选、训练和奉养大力士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为一种风气，武士军将以力大而冠著三军，扬名天下者屡见不鲜。当时训练和衡量力气的重要项目是“角力”、“拓关”与“扛鼎”。
“角力”由前代手搏术发展而来，是一种摔跤、擒拿、拳搏并用的体力与技巧的较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礼记·月令》规定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说明“角力”已成为当时进行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之一。见于史书的角力比赛常常在一些武士将帅中间进行。如晋国赵简子的戎右少室周是个血气方刚的大力士，听说牛谈力气比他更大，心中很不服气，便向牛谈提出挑战，要求与之角力。两人比赛的结果是少室周败北，把戎右的职位让给了牛谈。此外，在两军阵前双方将帅以角力定战争胜负的场面也时有所见。
“拓关”、“扛鼎”是古代练力和较力的一种特殊方式，即用单手擎起城门大栓，用双手举起青铜巨鼎，以举起重量和次数的多少来决定高下，与现代的举重运动项目颇为相似。《吴子·料敌篇》说：“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把扛鼎举重作为虎贲之士必备的自身条件。据史书记载，被后代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夫子，能文能武，力大无穷，“能拓国门之关”。他的父亲叔梁纥更是鲁国著名的大力士，在一次激烈的攻城战斗中，奋臂托起千钧之重的“悬门”（即后世章回小说中所谓“千斤闸”），救出中计入城的鲁军将士。父子两代都具有如此神力，可以说是天赋异禀，也是坚持长期锻炼的结果。战国时期的秦武王贵为一国之君，却非常喜欢举重较力，并以高官厚禄招揽列国力士。公元前三〇七年七月，武王带兵入东周王城洛阳，与随行的大力士孟贲、乌获举行扛鼎比赛。结果武王在举起龙文赤鼎后两目出血，筋疲力尽，失手绝膑（折断股骨）而死。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春秋战国时代民间出现了不少大力士，他们有的被破格提拔为军将，有的则成为被人雇佣的刺客。如秦桓公在位时任用一个名叫杜回的大力士为将，带兵攻打晋国。杜回身高一丈，力能扛鼎，手使一把开山大斧，杀得晋军阵脚大乱，被迫后退数十里。魏信陵君窃符救赵时，在民间找到一位杀猪的大力士朱亥，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铁锥（锤）打死了将军晋鄙，夺得了兵权。亡韩贵族张良曾从仓海君处请来一位力士，在博浪沙用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锥狙击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但误中副车，史称“博浪一击”。
（3）剑道、射艺、田猎
在古代一支军队要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仅寄希望于士卒体质和体力优于对方是远远不够的，还须依靠全军将士高强的武艺与全面的搏杀格斗技能。春秋战国时代兵器种类的增多，质量的优良及战争方式的变化，促进了军事体育活动向复杂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当时的持械军事体育活动莫过于剑道的兴起、射艺的发达和大规模军事演习活动的鼎盛。
剑是一种两面开刃，便于劈刺斩截的短兵器，首先用其装备军队的是春秋时期的吴、越二国。吴越地处水网纵横的南方，战车无用武之地，步兵和水兵构成国家军队的主力，以剑为主要作战武器。当时天下有名的铸剑大师多出于吴越，所铸之剑也最为锋利精美。近年来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历经两千余年而仍完好如新，锋利异常。降至战国，剑已成为列国军队普遍使用的兵器。史书称道韩国士卒所用的剑戟“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史记·苏秦列传》），其锋利程度丝毫不亚于吴越名剑。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在秦陵、楚墓、燕都遗址中都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青铜剑或铁剑，足以证明剑在当时军队中应用的普遍。
剑形体轻巧，携带方便，也是春秋战国时代重要的个人装饰品和防身自卫武器。在当时社会动乱、尚武成风的环境里，上自王侯将相、走卒胥吏，下至侠客游士、庶民百姓，都随身佩剑，而仗剑云游天下、弹剑歌乎街市、舞剑以助宴乐的壮士剑客比比皆是。连孔子、子路这样的文人名士，也长剑在身，周游列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其诗章中，亦不止一次地说他愿“跨飞龙，佩长剑，驰骋于天地之间”。剑的普及使击剑之风盛行一时。史称吴国“吴王好击剑，百姓多剑瘢”（《后汉书·马援传附马廖传》）。至汉，其民仍好剑如旧，“轻死易生”。又据《庄子·说剑》记载：“昔赵文王好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
剑的普及与击剑之风的盛行也促进了剑术理论的发达，当时称为“剑道”。社会上不仅出现了一些像《庄子·说剑》这样专门论及剑道的理论著作，也涌现了一批专以传授剑道为业的剑术高手和武林世家。《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曾聘请本国一位民间女子为军中剑术“总教头”教练士卒，并亲自求教击剑之道。越女回答道：“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如好妇，夺之如惧虎。”寥寥数语，高度概括了剑道之精髓，不愧为一代剑术大师。又据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叙》中称，其先祖曾有一支就在战国时期的赵国传授剑道，且声誉甚隆，“在赵者以传剑论显”。《史记·刺客列传》还记载，鲁国一隐士闻荆轲刺秦王未成，长叹一声说：“嗟呼！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可见当时军中民间都是很重视剑道或剑术的。
弓弩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军队普遍装备的远射程武器，当时穿透力强、杀伤力大的强弓劲弩层出不穷，操弓习射是人们广泛从事的军事体育活动和国家孟冬之月讲武练兵时的固定项目，射艺也在普及中不断得到提高。著名政治家李悝在担任魏国上地郡守时，因地与强秦为邻，战事频繁，便积极组织郡内庶民练武习射，并以法令的形式颁布了一条“习射令”：“人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这种以能否操弓射中箭靶而决定官司输赢的断案方法可谓别出心裁，表面上看甚是荒唐，实际上是李悝激励和强迫庶民练武习射并人人争当善射手的一种非常手段，且收效极大。史载此令下达后不久境内“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射也”（《韩非子·内储说上》）。各国统治者不仅要求人们普遍学习射技，而且一些人甚至主张不惜以高官显爵招纳重用国中善射之士。如荀子在论述为君之道时曾出谋献策说：“人主欲得善射者，射远中微者，县（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荀子·君道篇》）。墨子更主张以赏罚来促进习射活动的广泛开展：“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墨子·尚贤篇》）。
当时人们对射艺的要求很高，能射及百步之外，力穿数重之甲，百发无一失手者方可称为“神射手”，技艺稍逊一筹者为“善射者”。春秋数百年间众人公认的神射手只有楚国名将养由基一人。养由基射力可穿透七重铠甲，远中百步之外的柳叶，且百发百中，无一失手，被人们尊称为养叔而不名。《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在楚军伐晋救郑之际，养由基与另一善射者潘党皆技痒兴发，便在军中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射技比赛表演，结果两人都远中百步柳，力穿七重甲，引起围观士卒阵阵喝彩。同剑道一样，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专门传授射艺的大师。《列子·汤问篇》就载有纪昌从飞卫学箭、技艺大进的故事。越王勾践不仅与越女论剑，而且还请楚将陈音教射，三月之后，越国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无有不神”（《吴越春秋》卷九）。
在战国初期，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之术被引进到中原地区，骑兵作为一个新的兵种开始驰骋于战场之上，骑射技能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学习少数民族骑射之术最成功的要算赵武灵王了，他“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史记·匈奴列传》），为赵国开拓了大片疆域。其后赵国名将李牧戍守代地、雁门之间以御匈奴，以骑射之术教练士卒，大破匈奴十万强骑，人称“飞将军”。
春秋战国时代还流行一种“弋射法”，即发射带绳箭矢猎取飞禽。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战国宴乐纹铜壶，上有生动的弋射场面：天空中群雁展翅翱翔，地面上四人屈身仰射，五只大雁被射中，拖着长缴向下坠落。之所以发明弋射法，大概是出于恐怕受伤飞禽带箭远逃、狩猎者无法寻及的考虑。后来弋射法被贵族引入社会生活，成为其消遣娱乐的一种方式。
西周时期兼有讲武、习礼和娱乐性质的田猎活动，到春秋战国时代已发展成为纯军事性质的大规模实战演习。这种军事演习常常是采用诸兵种混合编队的形式，因而场面浩大，十分壮观。《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魏王正在宫中与他人游戏，忽报北方边境烽烟传警，说对面赵国境内尘土滚滚，人喊马嘶，铺天盖地卷向两国边界，疑是赵国兵马大举入侵。魏王急召群臣商议应敌之策，国中一片慌乱。时隔不久又有探马飞报，云赵王在边境附近地区举行田猎，并非入寇，魏国君臣虚惊了一场。由此可见当时田猎活动场面之壮观与声势之浩大，具有鲜明的军事演习性质和军事威慑色彩。
（4）游水、击棹、钩强
春秋战国时代剧烈的兼并战争和发达的水上交通，使江海百川都成为拼夺厮杀的战场。为了掌握水上战争的主动权，各国都大力训练和扩编水军。特别是地处长江流域的楚、吴、越等大国，所拥有的水军人数几乎与陆军人数相当，水上攻战也异常频繁剧烈。春秋末期战斗力最强的是吴国水军，以“舟楫为舆马，江海为平道”，攻越伐楚，问鼎中原，称雄一时。战国后期的秦国在巴蜀地区建立、编练水军，配合其他兵种进行统一天下的战争，对长江中下游诸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史记·张仪列传》）。
春秋战国时代的水军装备还很简陋，水战方式也比较原始，因而对水军士卒的体质和战斗技能要求很高。从河南汲县山彪镇和四川成都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刻有水陆攻战图的铜壶上来看，当时的水军主要由三类战斗人员组成，一是手持戈矛等长兵器的战士，二是操纵战船行进的击棹手，三是潜伏水底的奇兵。其作战方式主要是近身肉搏战、相互撞击战与凿沉敌船战。船上的战士相当于今天的海军陆战队，不仅要具有格斗厮杀技能，而且必须掌握游水本领，因而其平日训练强度大，素质要求高。船上的击棹手在无帆、无舵的情况下要操纵战船进退自如，故其一般均由身强力壮、精通操舟驾船技能者担任。据《越绝书》记载，在吴越二国已出现了专门训练击棹操舟的军事体育项目和方法，称为“船军之教”。“船军之教”与当时民间兴起的龙舟竞渡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水上体育活动的发展。至于潜伏水底、伺机凿沉敌船的那部分水军，则是技艺高强、神出鬼没的游水高手。史书上记载吴越二国军民的游水活动非常普遍，此道高手层出不穷。中原诸国为了阻止吴越依恃水军图霸天下的行动，也鼓励重奖游水活动。管仲相齐时就曾在国中“立沼池，令以钜游为乐”，并规定“能游者赐千金”（《管子·轻重篇》）。如此数年，“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后来越国以水军攻打齐国，结果被齐国水军打得大败。
钩强，是水战中出现的一种特殊兵器，其形制大约是一根篾制长缆，前端装有铜钩或铁钩，用以牵钩捕获敌船。《荆楚岁时记》叙述其起源说：“公输子游楚，为舟战，其退则钩之，进则强之，名钩强，遂以败越”。两军相遇于江河之上，互相以钩强牵钩控制敌方兵船，以便近身肉搏。双方钩强手都手拉长缆，口呼号子，场面一定十分壮观。钩强也是一种特殊的军事技能，使用时要求力量大，速度快，准确性高，且讲求整体配合，因之当时各国水军中都供养了一些专门教练钩强之术的人才。到了后来，钩强之术逐渐由军中扩散至民间并发生异化，演变成为娱乐性较强的“牵钩之戏”即拔河运动。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体育在勃兴与普及中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构成了这一时代体育风尚的强烈主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实用功能，因而殊少等级观念的束缚，也缺乏娱乐游戏的风采，对后世军事体育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