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信由你。”老汉说完，依旧微笑着。当程学华回过神来，却见那老汉像神话中的人物一样，在夕阳的照耀中，消失在坑边的柿树林，从此再不见他的踪影。翌日，程学华按照老汉指点的位置，半信半疑地开始钻探，果然有陶片被提了上来。
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某村民在秦始皇陵东1.5公里处打井时，意外地发现一个长方形的秦代兵马俑坑，1976年又有两处兵马俑坑出现在世人面前，三个坑的总面积为22780平方米。
1974年初春，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八百里秦川，坐落在骊山脚下的西杨村也不例外。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站在柿树园一角的西崖畔上，眼望着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滩。杨培彦终于下定决心，挥起镢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在这里吧。”此时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规则的圆圈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清晨，在西杨村杨全义的带领下，杨新满、杨志发等6个青壮年，挥动大镢头在杨培彦画的圆圈里挖掘起来。他们要在此处挖一眼大口径的井，以解决缺水的燃眉之急。当挖到1米多深时，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层红土。这层红土异常坚硬，又一镢头下去，只听到“咚”的碰撞声，火星溅出，却无法穿透。这是一层大约30厘米厚的黏合状红土，很像烧窑的盖顶。
不到一个星期，这口直径为4米的大井就已深入地下近4米。杨全义他们手中的镢头离那支后来震惊世界的庞大军阵，只有一步之遥了。
历史记下了这个日子――1974年3月29日。当杨志发的镢头再次抡下去又扬起来的瞬间，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第一块陶片出土了。同时，井下也有人发出惊呼：“瓦爷！”摆在杨志发面前的是一个陶制人头，人头的样子极为恐怖。只见这个人头顶上长角，二目圆睁，紧闭的嘴唇上方长着两撮翘卷的八字须。随着镢头的劈凿、铁锨的挥舞，一个个陶制俑头、一截截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筐拉上地面，抛入荒滩野地。在离地面约5米的深处，大家发现了青砖铺成的平面台基。
同时，还有3个残缺的弩机和无数绿色的青铜箭头。这是这支地下军队向2000年后的后人们发出的一丝信号。尽管村民们一时还不能辨别这青砖是不是秦砖，多数人还是很快地将秦砖哄抢一空。
这年5月底，由于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闯入”，使这支地下大军绝处逢生。这就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蔺安稳是陕西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他这次回临潼，是探望妻子以及家人。就在这次探亲中，他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他当即断言：“这应该是2000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是国家的稀世珍宝啊。”
6月24日，蔺安稳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他来到东单《人民日报》报社的宿舍，找到了大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王永安，然后就原原本本地向王永安讲述了他这次返乡的奇遇。
王永安在《人民日报》报社评论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听到秦始皇陵附近发现高大的武士俑，对新闻消息极其敏感的王永安立即意识到，也许这小小的秦俑恐怕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但是围绕着如何写稿的问题，王永安考虑了一阵又说道：“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没有经过上级部门的认定，我一下子就发表，让这消息见报恐怕有困难啊，倒不如先在《人民日报》的内参上发个消息，看能不能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到那时候再说，就容易办了。”
但是1974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当时“批儒评法”的报道压倒一切，任何重要的公开、内部报道都得先经过“四人帮”里的姚文元审阅后才能通过。那么，怎样才能顺利地通过姚文元的审核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稿子与“批儒评法”挂上钩。于是，王永安想了想，提笔在导语的末尾加上了这样几句话：“这批武士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姚文元在内参上看到了这篇稿子后，很是赞赏，当即批了“可发”二字，并在第二段把“秦始皇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改为“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
当时的中国，正是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两股政治力量搏杀的关键时刻。就在江青等人绞尽脑汁四处搜集所谓法家的言论和实物，以便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之时，秦始皇陵出土武士俑的内参被江青看到了。
在惊喜之余，已是大权在握的江青又为内参所言“临潼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事感到很恼火，她立即打电话给姚文元，让姚文元转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临潼某些领导的做法要严加追查。姚文元立即向国务院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转达了江青对此事的态度。李先念又立即将蔺安稳写的内参紧急批转给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
王冶秋看到文章时，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与兴奋划过脑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尚有珍贵文物出土的确令人激动不已。在他的指示下，一支精干的考古队伍成立了。
7月15日下午，杭德洲、袁仲一等考古队人员来到西杨村，围绕村民原来发掘的俑坑向外扩展。没想到发掘之后，半个月下来，连俑坑的边都没摸着。这太令人惊奇了，怎么还有没边的俑坑？考古人员觉得有些不对。远处的大树下，一位白发老汉眯着花眼向发掘工地观看着。太阳西沉，当程学华等考古人员拔出探铲要休工时，白发老汉从树下慢慢地走过来，向持铲的程学华问道：“你铲的地方有没有？”
只顾收铲的程学华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反问一句：“你看有没有？”老汉不再作声，怏怏而去。第二天依旧如此。
当探铲移至离俑坑100米处时，老汉又无精打采地走到程学华跟前：“你铲的地方有没有？”一样的问话。
“你看有没有？”一样的回答。
这次老汉不再离去，表情有些愤然，说话变得生硬起来：“我不是问你吗？是你在铲，又不是我在铲。”
程学华抬头仔细打量了老汉一眼，只见老人生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颇有几分仙气与神韵，他似乎感到了一点什么，口气缓和下来，坦诚地回答：“我看地下好像有，可是……”他把“不太敢相信”几个字又咽了下去。
老汉眯着眼睛微微一笑：“你跟我来。”
大约离井口200米的地方，老汉停下来，依然面带笑容地对程学华说：“你不用铲了，俑坑的边就在这里。”
“啥？你这老汉不是开玩笑吧？”
“信不信由你。”老汉依旧微笑着。
当程学华回过神来，却见那老汉像神话中的人物一样，在夕阳的照耀中，消失在坑边的柿树林，从此再不见他的踪影。
翌日，程学华按照老汉指点的位置，半信半疑地开始钻探，果然有陶片被提了上来。再继续西探，未发现陶俑的踪迹。老汉的话被证实了。
一年之后，整个俑坑被揭开，事实证明那位白发老汉所指的位置完全准确。
经过大约半年时间，考古人员大体弄清了俑坑的范围和内容，这是一个东西长230米、宽度62米、距地表4.5―6.5米，共有6000个左右武士形象的陶俑组成的军阵。如此规模庞大的军阵，令考古人员目瞪口呆。
此坑定名为秦俑一号坑。铜戟证明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陪葬坑，从带有花纹的青砖和陶俑的形状可以断定，这个俑坑属于秦代遗迹无疑，但俑坑与秦始皇陵的关系尚难断定，因为这个俑坑距离秦始皇陵内城1.5公里，在这样远的地方放置陶俑陪葬，在当时发现的考古资料还没有先例。尤其令人不能迅速做出结论的是，在秦始皇陵周围分布了许多秦代的大墓葬，这就让考古人员不得不对陶俑与陵墓的从属关系倍加慎重。
正在这时，一把足以揭开谜底的钥匙出现了。在一个被打碎的陶俑身前，静静地躺着一把未见锈痕、光亮如新的铜戟，戟头由一矛一戈联装而成，顶端戴有类似皮革的护套。戟柄通长2.88米，朽木上残留着淡淡的漆皮与彩绘，末端安有铜墩。
从外形可以断定，这是一把典型的秦代铜戟。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在戟头的内部鲜亮地刻着“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口”等珍贵铭文。这一发现，在提供了确定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陪葬坑重要证据的同时，也再现了2000多年前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史实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两个闪耀的名字：秦始皇、吕不韦。
秦俑一号坑中戟与铭文的出现，证实了秦始皇为王初期吕不韦曾达到了炙手可热的权力高峰，也证实了眼前的兵马俑坑与1.5公里外那座高大的秦始皇陵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未久，考古人员又在其他出土的兵器上相继发现了秦始皇的纪年，如秦始皇四年、五年、七年、十六年、十七年，等等。
吕不韦的名字出现的时间跨度将近10年，这10年正是他以丞相之职，谋国摄政，登上权力顶峰的时期。而监督制造对国家兴亡极为重要的兵器，正是丞相的职责。饶有意味的是，就在秦王22岁加冕亲政的那一年，吕不韦的名字从兵器上消失了，直到秦始皇死去再也没有出现。兵器铭文的出土，以确凿的实物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所描述的那段历史的真实。
这是一个寒冷的下午，在坑内西南角一个残破的陶俑下，一把镀金的银白色铜剑，静静地躺卧在泥土中，尽管经历了2000多年泥水侵蚀的漫长岁月，它依旧闪烁着昔日的雄风华彩――通体光亮如新，寒气逼人。
此剑长达91.3厘米、宽3.2厘米，其形制与长度为典型的秦代精良宝剑。它的出土，无疑为研究秦代兵器的制造和防腐技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实物证据。同时，它又诱使人们重新忆起了“荆轲刺秦王”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公元前222年，荆轲一人手捧地图从容自若地走向秦国大殿。当他在秦始皇面前将地图缓缓展开时，一把锋利的匕首露了出来，这是燕国太子丹花重金从赵国徐夫人手里购来并让工匠用毒药煨淬过的特殊凶器，经过试验，这把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流出血丝，无不当场毙命。
荆轲冲上前去抓住秦始皇的衣袖挥臂欲刺，也就在这一刹那，秦始皇本能地从座椅上跳起来，荆轲抓住的衣袖“哧”地一声被断为两截。秦始皇借机绕宫殿的大柱子奔逃，荆轲紧追不放，情况万分紧急。奔逃中的秦始皇下意识地伸手去抽身佩的青铜宝剑，可剑身太长，连抽三下都没能出鞘。在这非生即死的紧要关头，一个宦官大呼：“王负剑抽。”秦始皇听到喊声，猛然醒悟，将佩剑推到身后斜抽出来。随着一道寒光闪过，荆轲的左腿被齐刷刷斩断，顿时血流如注……
人们对秦始皇所佩宝剑提出了种种疑问，为什么秦始皇在绕柱奔逃时抽不出剑？负剑抽出又是怎样的一种动作？他的剑何以锋利到足以一次就将荆轲左腿斩为两截的程度？
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剑尽管不能判断是否是秦始皇当年斩荆轲之剑，但可以由此推断他所佩宝剑的长度不下91.3厘米，以秦始皇好大喜功的性格看，他的剑可能比出土青铜剑更长，甚至达到120厘米，这样宽长厚重的兵器悬于腰的旁侧，当身体急剧运动时，势必造成大幅度摆动。随着秦始皇身体不断地前倾，佩剑就势前移，直至胸前。尽管秦始皇身高臂长，但也不能将1米多长的宝剑迅即脱出鞘口。
一号坑青铜剑出土之后，考古人员张占民曾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先在桌面上放一叠纸，然后轻轻将剑从纸上划过，其结果是一次居然可以划透19张纸。后经科学测定，此剑是由铜、铅、锡三种金属构成，由于三种金属比例得当，才使得秦剑坚硬锋利而又富有韧性，达到了“削铁如泥、断石如粉”的境地。
而使秦剑历经2000余年泥水侵蚀依然光亮如新的秘密，经研究表明则完全归功于剑身表面那层10至15微米的含铬化合物氧化层，化验表明秦剑已采用了铬盐氧化处理。令人惊叹和遗憾的是，这种化学镀铬技术，随着青铜兵器退出战争舞台，也随之失传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德国人重新发明并取得专利权。至于中国人是怎样将铬盐氧化物镀于秦剑之上，这个谜至今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