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赵之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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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是古非今我更憨

位于江西省北部的鄱阳湖,形状像只巨大的葫芦,南半部大,北半部较窄,在北方湖口石钟山一带,流入长江。

江西境内重要河流,如赣江、信江、鄱江、修水等,都流进鄱阳湖,春夏之交,雨水充沛,山洪暴发,湖面顿然宽阔起来。沿湖州县很多,南昌、进贤、鄱阳……都在其数。

明朝正德年间,江西宁王宸濠谋反,起兵南昌,艨艟战舰,由鄱阳湖北上,准备出湖口沿长江东进,一举攻占南京。不意王守仁(阳明),趁其不备,攻占南昌,使宸濠不得不回师抢救根据地——南昌。鄱阳湖一战,王守仁火攻奏效,擒宁王于南昌不远新建县的樵舍镇。这使鄱阳湖声名大噪。王守仁为浙江馀姚人,至今旅居江西的浙江同乡,仍然感到荣耀。

远自康熙年间,便有宦游江西的浙江同乡,在南昌捐建王文成公祠。此后,乾隆、同治年间,均有乡友增修房舍,整建祠宇。而择址重建之议,也始终未断。将来新祠修成后的祭文,大家都认为非之谦莫属。

孰知鄱阳湖水新涨之际,赵之谦却乘风破浪而去,接掌素称难治的鄱阳县。

为王阳明建新祠事,虽然暂时放下,他却又兴起为古人刻书的宿愿。

首次刻书受挫是二十一岁那年,他和好友孙古徐相约搜书以备刻印,不幸,五年后随孙古徐之死,使计划中辍。

第二次刻书受挫,是咸丰十一年绍兴失守,无论之谦早年著作或珍藏古书,乃至平时可借用的友人藏书,尽付战火。

同治十年,同僚好友王晋玉补官上虞县,使他重又燃起希望,无奈一年之隔,正该王晋玉如约年寄百金为刻书之资时,王晋玉却忽然因故罢官,使之谦再度大失所望。

二月中,往鄱阳赴任前,他告诉南昌诸友,表示在官不宜写书,古有明训;但刻书不妨:

归时傥得俸钱,当为前人刻数十卷书;不能望诸人,今反求己。

大约二月十六日左右,之谦与家眷、仆从及随员一行,到达鄱阳,开始了解县署和辖区的环境,考察各种风土人情。

府城外的鄱江汩汩而流,既便利航运,更使两岸农田,丰腴肥沃。

鄱江水源,出自安徽婺源县者,为婺江;出自安徽祁门县者,为共水;两条江水均流向西南,到鄱阳县合流成鄱江,再流入烟波浩淼的鄱阳湖。

鄱县无城,衙门破烂,连像样的牢房也付之阙如,倘有要犯,无法羁押;大概就得像传说中的古昔盛世——“画地为牢”了。

知府雷风,遇事推诿,偏袒宠绅,做事很不明快。

惟民间风气朴素,看来不难治理。

对携家带眷的之谦而言,由于没有衙署,住处就成了难题,只好僦住正面三层,旁边两层的已故巡抚胡果泉旧宅,好处是房间数不少。

之谦于三月一日接印视事,三月中前后接到梅圃回信,推测可能表示前来鄱署,碍难成行;好在实际巡视过鄱阳环境及风俗民情的之谦,对治下已经改观,因此信中未再勉强梅圃前来:

弟自愧樗庸,谬膺民社,已于月之朔日接印视事。此间民气近朴,如吾浙之开化、淳安无异。恰弟才疏,得此简缺,非敢曰为民父母,惟有矢慎矢勤,籍作鸠藏而已。

发信日期,为光绪四年三月十九日。

可能发信当晚,鄱江上游山洪暴发,江水骤涨,湖水倒灌,一片安居乐土,转眼变成泽国。上任仅十九天,席未暇暖的之谦,立刻勘灾,奔走赈济。

最令他不胜其烦的是,有些灾区民众,串通花户冒滥报荒,藉机敛财。报灾状子不断涌入,有些住在高山顶上的居民,也谎报水灾。

幸好之谦到任之后,即行查造山乡、水乡户册,水退之后,再亲往勘验,才不致遭受蒙骗。

距水灾两年后,之谦在他所刊《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总序中,描写当时情况:

甫抵官旬有九日,大水坏民田,巨浸稽天。历四阅月,灾潦之区,催科弥拙,爨薪鲑菜,闲致称贷,以毕朝昏。

“闲致称贷,以毕朝昏”,不仅意味着之谦一家生活的困境,也表示他为古人刊书的愿望,又一次重挫。

苦难的一年,好不容易挨了过去。志局工作,却未完全结束。光绪四年,巡抚刘秉璋,以缮本进呈,朝廷核准。新任巡抚李文敏,继续督饬局中人员进一步考定异同,辨正疑误,准备开雕。有些疑难问题,之谦要在信中答复指示。

名传遐迩的鄱阳讼棍,动辄缠讼不休的讼案,占去了他奔走救灾和遥理志局工作外的余暇。他在信中告诉前往四川省视调署成都老父的王莲生:

足下方刻书成,而弟在此八年(按指到江西),竟不能一日摊书坐案头。鄱又敝俗,一年余,自朝至暮,与讼棍奸民相对,中夜以兴,不敢安枕,幸而无事。

到了瓜期将满的光绪五年春天,他认为救灾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希望能解除权代鄱阳令的职务,巡抚(刘坤一已调升两江总督,此际若非继任的刘秉璋,便是再后一任的李文敏)不准,并札委他办理“阅兵”和童生的“院考”。两件差使办完,非但没有剩钱,反而雪上加霜地亏空了三千金之巨。

所幸到了秋天,鄱阳年谷丰登,等到冬漕税捐开征,他可能落得不盈不亏,等于白忙一场。略感安慰的,偏室陈氏所生儿子,大者六岁,小者三岁,自己虽然无暇读书,幼子的书声,使他感到琅琅动听。寿佺婚后,也生了一女,年逾知命的他,已是三世同堂。

他对王莲生所述种种官场风波,及在鄱阳所遭的甘苦,在给多时未通讯息的梅圃信中,却颇有报喜不报忧的意味:

弟自抵鄱阳,寸晷不暇,以致旧友亲戚少通书信,非疏懒也,尚祈原谅是幸。

此间民气甚朴,容易治理,虽湖面甚阔,而盗案不多,文风不亚庐陵,且绅士亦极廉正,不干词讼。惜瓜期将届,而旧欠可望归清;即囊无馀,自得至乐。

这封信,倒很像平安家书,意在使家人放心,但萦绕在他脑中的,却是一团混乱。

缠讼不休的奸民,在著名的讼棍助长下,一再上控,像团乱丝似的,理不清,斩不断。遇有狡犯,他只好用刑树威。从后来之谦在给友人信中的一段回忆,可以见出他处理这些奸民、狡犯、猾吏的操切;信为光绪七年左右,自奉新所发:

在鄱阳,责人万板亦不介意,今则数板即须察看矣。虽不能学以德化民,究竟少宽仁则不如无所戒。幸其地非悍梗者,故亦可也。

新来一个妖僧,不饮不食,言语疯癫却又不无道理。因其形迹诡秘,唯恐为害地方,之谦已派人密拿,情况如何,尚未回禀。

饶州府署后面,就有一个斋匪经堂,之谦唯恐穷治拖累,只好命人毁堂,责令开斋,仅把为首的瞎子收押。

最让之谦寝食难安的,是在饶州府属安仁县滋事的首犯邹兴安。此人手下党羽不下数千人,知府雷风不敢管押。由于是要犯,案情复杂牵连甚广,雷风也不加审讯,时时下乡去拜菩萨,把嫌犯羁押在没有牢房的鄱阳“大牢”中。雷知府心意,巴不得嫌犯逃脱,自己省了麻烦,但可以把嫌犯越狱罪名,推给鄱阳令赵之谦;之谦就休想从鄱阳任上全身而退。

在捕获嫌犯邹兴安时,邹双腿已被打断,自然不虞自行越狱,倘若大伙聚众前来劫牢反狱,后果之严重,远非之谦所能想象。

在各种杂乱无绪的案件中,之谦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就各种证据,详加推敲,一再审讯,必能找出为首兴讼者和兴讼的动机,使其奸计无法得逞,让受煽动利用的人,了解真象。其次是,他以案为断,不以人为断;他说:

案情确是,坏人亦是之,案情确非,好人亦非之。宁断案毕,而后加坏人以申饬,以劝戒。

也就是凭证据断案,使人心服口服,从此息事;宁可事后对好人温言劝戒,对坏人严加申饬,使他有理也不得继续为恶。

他所断悬案中,最得意的无过于赵姓的争宗案。

为了宗族的荣耀,不同的赵姓族人各出谱牒为据,自称为宋代某宗室之后。

延续百余年的缠讼,前后数十任的县令不能断决。之谦考据宋史宗室世系表,南宋绍兴宝祐进士登科录,定出各族的宗派,以及谱牒所载进士的真伪,洋洋千余言的判决书,使讼者无不惊服,并愿从此永不争论。

时序入冬,之谦好不容易等到卸下鄱阳知县的指令;他希望能就此脱离政坛。两年来的煎熬,没出大错,最后半年所入薪俸,偿债之后,所幸稍有余裕。他在信中告诉王莲生:

六舍弟及大侄儿均为之娶妇,家叔于八月病殁年七十五,各事均为筹备。旧如枯僧,今还俗矣!独不得为田舍翁耳。

能不能为田舍翁,似乎得看巡抚的意思;先后几位巡抚对他的厚爱和赏识,他很了解,只是位高权重,上峰不太了解幕僚、猾吏、刁民所造成的重重困境,和他所忍受的痛苦。

以饶州知府而言,他给王莲生长信中写:

饶守汉军(是否即雷风,待考)性喜趋奉,而尤爱朱提,二者皆弟之所短。又其用事者,风火卦所谓“小鬼难当”,且署任官与赶墟买卖相等,出重资以冀未来之福。

换句话说,饶州知府用人,以红包多寡而定。性情兀傲的之谦,不愿买账,临到交代之际,是祸是福也只能任其自然。

在漫长的等候交代期间,他让家眷先行回到南昌旧赁的狭窄房屋居住,他自住胡果泉中丞宅,寒冬之际,就显得格外清冷。

工作加上家累,之谦回想同治十三年以来所作书画,不及在北京和杭州时一个月内所作。

同治十三年六月,为凤阁作设色条屏四幅:《荷花》、《芙蓉》、《栗芋》和《红梅》。自视四幅风格,颇类同治元年在永嘉所作。其中栗树和芋的搭配,在题材上比较特殊,宽大舒展的芋叶,衬以坚实的水墨栗叶和针囊般的栗子,显得十分清新。斜斜地伸展到岩石边的古柯红梅,使之谦回想到北京的岁月。

深秋,友人翥云将归杭州,渴思故园的之谦,羡慕之余,为作松枝纨扇。他在题记中表示,扇子古称“聚头”,希望不久之后,能在杭州聚首。

到南昌后第三度新年,他自作《元日试笔》图。茂盛的瓶花,高瓶后有绽放的梅枝,前有香橼,以及布有石景的高脚杯中,种着怒放的水仙。款题:

岁岁平安富寿,神仙百事吉祥,宰相十年。同治乙亥元旦试笔。赵之谦“同治乙亥元旦”六字,看来有些怪异,因为甲戌年同治皇帝便已归天。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初五,年方十九岁的同治皇帝载淳,病势沉重,召军机大臣李鸿藻,口授遗诏千余言,嘱立长君贝勒载澍入承大统。

慈禧太后见了鸿藻所书遗诏大怒,立刻扯碎遗诏,喝退鸿藻。令人感到神秘难解的是:

时过不久,宫中宣布同治皇帝驾崩。

慈禧所公布的遗诏,是皇帝奉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懿旨,由慈禧太后妹妹的五岁儿子载湉继位,定明年改元为“光绪”。

又一位幼不更事稚龄皇帝即位,自然,又是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

因此,之谦笔下的“同治乙亥元旦”应为“光绪乙亥元旦”,推测可能因江西路遥,远在北京的宫廷巨变,到了乙亥元旦,尚未传抵南昌所致。

除乙亥元旦试笔,光绪元年之谦所流传的书迹,也仅见暮春为立甫所书篆书四屏,和为陶斋所作北魏书联。

篆书,是之谦在江西少作的书体,因所需要的精神、体力、时间较其他书体为巨。偏偏作此屏时,日渐暖和的天气,突然反常,写得更为艰辛。他在幅后记:

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北风乍寒,阴雨竟日,笔研皆冻。前数日方挥汗如雨也。书成并记。

论及诗作,光绪二、三年间,除前引和黄蓉初留别诗四首,仅有题《为蓺渊观察题浔阳送别图》,及题朱养儒的《晴窗鉴古图》等,可谓凤毛麟角。

历代书家,不少以“鉴古”或稽古作为画题的。幽人雅士在晴窗下面,或泉边草地上,风和日丽,好鸟鸣啭,与三五诗侣,烹泉赏鉴。胡床或长案上,摆列着书画卷轴,或各种锈绿斑驳的彝器。有童子数人,小心翼翼地搬到高士面前,供主、客鉴赏、讨论为乐。在道学家眼中,这是玩物丧志的事,有的根本怀疑那些古鼎尊觚之类的真实性。

朱养儒的《晴窗鉴古图》为曾做过苏州知府的吴云(平斋、退楼)所作。吴氏,安徽歙县人;一说是浙江湖州人。他于书画之外,本身就是位收藏、鉴赏家,金石派后起之秀安吉吴昌硕,即深受其影响和栽培。

之谦半生沉迷在鉴古论今之中,摩崖碑版、铜佛石雕,乃至书画篆刻,时时罗列眼前。见朱养儒图前,夫己氏所作记中,勖以“砥砺身心,琢磨道德”,不免题诗幽默一番:

老尚佣书自闭关,卧游偏恋画中山,何当共悟遗经秘?翰墨图书一例删。

——四首之一

评书读画君应惯,是古非今我更憨;一语商量须记取,犹强枯坐作空谭。

——四首之四

第二、三两首,之谦咏及生平在珍贵古物的鉴赏,堪称壮观的不凡机遇:

海内四大藏家中,南海吴荷屋、诸城刘燕庭、歙县程丽仲,所珍藏古物,经他寓目的,至少在三四成以上。

居住山阴的赵孟(松雪)后裔,藏有松雪晚年手写大字《道德经》,道光二十三年,时年十五岁的他,曾前往观赏整整一夜。其后据说已遭兵燹,世人再也无缘一见。

题诗后面,之谦自记:

养儒仁兄属题《晴窗鉴古图》,示以监利王观察所作记,戏成四绝,为世间同好者解嘲,非敢求胜于理学也。光绪三年八月朔会稽赵之谦光绪四年,从暮春到早秋,之谦奔走赈灾不暇,身心交瘁,自然无心于书画创作。秋天,始为友人书联,写四体书屏,作品也颇为有限。

五年夏,饶州官场虽然混乱无序,但他去职似乎已成定局,友人葆生持纨扇索画,之谦回忆在南昌青云谱道所见八大山人(名朱耷,雪个、人屋等均为其号)冷傲的画境,为作《枇杷图》一幅,墨沈充沛,笔法简洁。

画给鹿君二兄的《松》、《荷花》、《菊花》和《枇杷》四幅连作,未具年款。从《枇杷》题识,可见他对八大山人的景仰,并自信可以得到八大绘画的神髓:

自游豫章,得饱观八大山人画,鹿君二兄大人属写四纸,遂用其稿,虽未为神似,亦不必逊之也。赵之谦明亡后,八大山人出家为僧,后因和尚不得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乃改为道士,在南昌东郊建青云谱道,过着隐居的生活。清代黄安平画其晚年小像,画像四周,题跋很多。

擅长水墨花鸟和动物的八大山人,往往寥寥数笔,干湿并用,便能充分传达出思想和感情,也就是“笔简形具”、“形神兼备”。《芭蕉鸣蝉图》浓墨勾筋的焦叶,墨色鲜活淡雅,正面写蝉,稍加点画,便栩栩如生。

八大山人作品,大类如此。有时整个画面,只有一条鲶鱼,一只睡猫,或一只爬到瓜上的老鼠,孤孤单单,怪怪奇奇,感觉上却完美独特。

综观八大山人和之谦,两人性格同样兀傲不群,玩世不恭。倘如之谦在江西工作环境顺适,稍得余暇,八大山人对他的影响,当不下于陈白阳、徐文长、李和金冬心等,其融会各家后的绘画成就,必有另一番面貌。

光绪五年秋冬,他为同年冯子因知县所画的《石柏》,过程十分有趣。到饶州府洽公的冯子因,一年前便以纨扇求之谦作画,只因之谦忙于县务,分身乏术。

五年深秋,子因再到府署洽公,一日从鄱阳城北鸣山庙游归,述说庙中古柏所长巨瘿,奇形怪状,十分骇人。之谦请子因画给他看,子因表示不能。之谦取出纨扇,很快地画出古干衬托下的枝丫和巨瘿,看来有如千年神木。

上题:

非迫于人,在鬼之庭,万年回首,有匠石惊。

下识:

鄱阳城北鸣山庙,有古柏成巨瘿,状极奇丑,人不敢伐。土人传闻异辞,荒怪不足信;要其为老树,阅世已久,亦可敬也。戏缀十六字。

十月十一日,子因前来取扇,之谦再题:

子因同年,持箑索画,年余未有以应,已卯九月书之,十月十一日,写此与之。之谦记将近两年的鄱阳令,其中艰辛难以笔墨形容,之谦笔下阅世无数的古柏巨瘿,也许才是最好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