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暮春的三月二十日，杭州绍兴一带，不寻常地刮风下雹，使等待春闱放榜的之谦心中焦急，不知是否造成灾害？家人可都平安？
鼎和当铺的舒梅圃得子，是件大喜事；因此榜发后，之谦寄一封信向梅圃恭贺弄璋之喜，打听风雹灾情，另一封信请梅圃转寄绍兴，问的也是风雹灾情。当然，最关心的还是与梅圃同院而居的桂官，请他转告女儿信中所言。
弟捐事大约七月间上兑，出京总在秋间矣。
——尺牍通五三
之谦四月中下旬的这封信，十分简短，名落孙山的事，一字未提。捐官七月上兑，秋间可能出京，似乎就是答案，也是他仅有的一条出路；内心的苦痛，尽在不言中。
捐官何其复杂，随所捐官位等级，银数上兑之外，还有一层层的人事打点。好不容易分发到省候补，依然关卡重重。阅历丰富的梅圃，看了短信，自然会心知肚明。
捐官所赖，一个是多金，另一个是人事关系。多赀而人事背景良好，可捐至知府、道台，而且很快地便可分发到省，占据实缺。再以任上所得打点朝中高官，飞黄腾达，指日可望。
五月初一，许多才名素著的各地学子，即将纷纷离京归里，不少春闱不售的举人，誓言尔后不再涉足科场，如湖南才子王闿运（湘绮），还有胡澍、之谦等。
为表对名士的礼遇和重视，吏部右侍郎，也是这年充会试知贡举官的潘祖荫，和主持湖北学政的张之洞（香涛），联名在北京龙树寺，宴请十七位名士。
其中，王莲生是胡澍和之谦近年的新交，秦炳文是人物画家，王湘绮是戴望一再敦促之谦务必一见的名士；因此席上相遇之后，便约定第二天请湘绮到果子巷一叙。两个多月后，王湘绮离京前，之谦自动为刻名印一方，见者多表羡慕，认为得之不易。
席间，潘祖荫各送一纸，希望尽得一干名士赋诗留念。并请户部主事，吴锡画家秦炳文（谊亭），图绘大宴海内名士的盛会。
会试落第未久的李慈铭，见之谦备受主人礼遇和同席的敬仰，大不以为然地在当天日记中写：
伯寅（祖荫字）集诸名士饮龙树寺，吾邑妄人天水生亦与焉，诸君多不欲，均茵伏。
接着在日记中，把之谦从秀才时期交游和狂妄，诋毁一番。
数日后，又在日记中痛贬之谦，连礼遇之谦的潘祖荫，一并批评。
伯寅延揽人材，如恐不及，惜为赵妄子辈所惑耳。
赵之谦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声望，也被他在日记和复潘祖荫书简中，明言暗讽得全无是处：
伯寅书言，金石之学为实学，以世人不能识古文奇字为恨。复书告以金石固不可不讲，而近人往往全不读书，臆造古文，不识点画，而曰可正说文；杜撰年号，不辨时代，而曰可补正史；且藉以游扬声气，干谒公卿，是亦风气之大害，所当防其流弊者也。
在科举路途上，之谦因鄙视八股文，好引用古文和奇字，受到某些考官的抑置，致功名不偶，抑郁潦倒。
在处世方面，艰苦的环境所养成的强烈个性，使他备受识者器重和称许，却不见容于乡里。李慈铭及其在京的友人，乃至充会试主考官的谭廷襄，遇有机会，莫不加以挞伐和倾轧。这究竟是时运，或个性的悲剧？只有让时光来考验。
前述潘祖荫大宴名士于龙树寺，席中的王莲生，名懿荣，又号廉生，山东福山人，父亲为龙州郡守，是之谦心目中有担当和魄力的地方官。
莲生和之谦一样科场失意，但他也和之谦一样，心中别有寄托。
在金石书画方面，莲生收藏丰富精良，生活在富裕环境中，为了寻访“杨举祠碑”的拓本，不惜派遣专人到海畔寻觅。赵之谦外，他和胡澍、潘祖荫、张之洞，都有很好的交谊。他对李慈铭也极力示好，但是因为之谦和胡澍的关系，莲生也就成了慈铭心目中的浅薄之辈，很少给予青睐。
同治十年夏天至十一年春，之谦在北京的篆刻作品，突然又多了起来。
为胡澍和新交王莲生各刻二、三方印章，主要则刻给请他编辑丛书和审定金石的潘祖荫。继沈树镛之后，祖荫是之谦研究和创作的主要赞助人。
胡澍远祖苕溪公胡仔，宋时为晋陵知县，著有《苕溪渔隐丛话》，胡澍对苕溪公的诗，十分推崇。
“三间小阁……”这首苕溪公遗作，胡澍诵不离口，之谦以佳石为刻“绩溪翁”阳文印一方，石侧即刻他最喜爱的先祖诗篇。款刻：
甘伯述其远祖苕溪君诗，属刻小印，并录原诗于上。同治十年五月十日，尗年方四十七岁的胡澍，体弱多病，加以潦倒功名，不仅自称为“绩溪翁”，也早萌生退志。他在给同学，也是叔祖胡培系信中说：
年未五十，兴致索然，数年后便料理归休矣。人生能得数十卷书以传后，而有佳子孙以保守，胜于万户侯多多矣。某思之慕之，而东涂西抹，迄用无成，可惧也。
信中既见胡澍的豪情，更有一种深沉的落寞。
“胡澍甘伯”白文仿汉印和“人书俱老”朱文印，均作于同治十一年二月，是之谦为这位至交好友刻的最后两方印，嗣后则未再相见。
之谦在“人书俱老”边款上刻：
甘伯属刻过庭《书谱》中语。同治十一年二月十有四日，尗记同治十一年春，之谦为新交好友王莲生刻“王懿荣”、“福山王氏正儒藏书”白文和朱文印各一方。
十年至十一年春，将近一年期间，之谦埋首为祖荫校书和治印。
祖荫致力于汉学古籍的搜求和钻研，而且力主金石学为“实学”，为此，他以“汉学居”作为斋名，请之谦治印刻识，以斥假道学诋毁好古之儒的不当：
汉学之目，宋已有之；《困学纪闻》，举辅嗣易行无汉学诗句；近世不学之徒，假名道学以揜固陋，争诋好古之儒，且斥为伪造，误矣！伯寅侍郎命。之谦记祖荫的主张、之谦的印与款识，使同时出入潘邸的李慈铭，大为恼火，他不敢直斥对他多年礼遇赞助的祖荫之非，只在复祖荫信中，隐指之谦假藉古文和金石，游扬声气，干谒公卿，不可不防。
祖荫藏书中，以宋元秘本最为珍贵，十卷《金石录》记载古代金石最为丰富。之谦于刻“潘祖荫藏书记”专用于宋元秘本钤盖之外，另刻“宋本”和“元本”小印，以资配合。“金石录十卷人家”细画朱文印，则刻于十一年春，整装南下之前。
为祖荫所刻另一朱文专用印“翰林供奉”，作于同治十年岁除的前二日，祖荫奉敕为宫廷书联，用以表示荣宠。
一年之中，之谦为祖荫刻名印、字印、斋堂和藏书印最多，其中最大的一方朱文“郑盦”印，高三寸半，宽则近于四寸，十分壮观，之谦历年刻印，均无与伦比。款署：
郑盦司农藏书之印。同治十年，之谦作在著作方面，近年南北奔波，科场不利，为重建家园及谋捐五斗米微官而卖书卖画，难以像在北京的前几年那样，埋首于研究和著述，但也并非一无所获。
从同治三年，受友人祁之的鼓励所作有关鼻烟的研究——《勇卢闲诘》，于同治七年告一段落，由祁之为序。
此书之谦原来计划分为四部分，即原始、正名、释器——也就是讨论包装鼻烟的方式，和鼻烟壶的材质雕绘功夫等，最后部分，则是有关鼻烟的诗文和壶上铭文一类。但遍查近人书籍，有关的记述很少；即使有也多俚语，难登大雅之堂，因此，也就没有勉强搜录进去。
宁波友人董沛（觉轩），见过《勇卢闲诘》稿本，觉得叙释淹雅，言而有据，一方面鼓励他出版，一方面讲了几则有关鼻烟故事，中如：
乾隆皇帝常用的一只鼻烟壶上刻有“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十一个字；句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乾隆皇帝命擅长文词，性好诙谐的纪晓岚作对。
纪氏不假思索，应声朗吟：“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对得工整妥帖，乾隆皇帝大悦，立刻将御用鼻烟壶赐给纪晓岚。
又说，有位尚书，典试春闱，但他懒于阅卷。乃心生一计，怀揣一红、一黑两只式样大小相同的鼻烟壶，每拿过一份弥封卷，便摸出一个鼻烟壶，红者，该卷雀屏中选，黑者，毫不犹豫地使考生名落孙山。待倒霉落榜的举子名满了后，余者通通过关，进士及第；所以人称“鼻烟壶老师”。
故事真假虽然不得而知，但之谦觉得能遇到“鼻烟壶老师”，说不定也是一种造化；以他的落榜经验，不是由于考官对古文、时文的成见，便是对人的偏见；明知某人而故加排斥，远不若“鼻烟壶老师”糊涂得可爱。
不论如何，董沛一口应许，此书付梓时，愿在后序中写下这些光怪陆离的鼻烟壶故事。
令赵之谦遗憾的是，《勇卢闲诘》出版于光绪六年夏天，距此书脱稿已十二个岁月，而倡议著书的祁之早已回归道山。
犹记同治二年冬天，之谦双钩汉碑十种大功告成，之谦曾刻白文“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共同审定印”，以为纪念。胡澍题耑，之谦亲自作序，并附跋若干篇。书成之后，之谦将双钩正本归树镛，以初稿归锡曾。
五年九月，树镛早已返回江南，锡曾为了使所珍藏的双钩草稿辑成一部完整的“副本”，专程前往苏州造访树镛，借录正本的序跋。十年四月十八日，锡曾编辑完成，次日，作《书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序跋后》，算是完成了付梓行世前的准备工作。信息传来，也算是之谦心血结晶的一种收获；正如他在同治二年腊月“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边款所刻的：
不能响拓能双钩，但愿文字为我留，千载后人来相求。
双钩副本的付梓面世，正是他留给千载后人的礼物。
同治十年仲冬，赵之谦《悲盦居士诗》辑成；不过，《悲盦居士诗》，是光绪十一年九月正式出版时的书名，初名可能是《消寒第□集》，这一点，由集中《十一月十五日消寒第一集呈潘司农（集陶诗）》诗题，即可见出端倪。
又据之谦继子寿佺在之谦事略中表示，之谦诗集由钱式于温州抄录在先，以后由他在杭州、北京两地抄录在后。
诗集送请祖荫欣赏的第六天，祖荫就作了一篇言简意赅的短序。
潘祖荫对之谦诗作赞赏不置，可惜未窥全豹。读到之谦依照时序精选的诗集，愈加惊叹；也为他入京之后埋首于金石考据，少与诗人唱和感到惋惜：
大集捧读三日，自口至心惟有佩服而已。觉二百年来无此手也。石门数诗，尤有功世道。再去温州诗，人事世情都道尽矣。
荫交叔近十年，未见其与近之诗人唱和也。今见其所为诗，则非今之所谓诗人也。“矜此七品官，远过万里程”，读此二语，能无三叹！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弟潘祖荫拜读敬识
序中所指“石门数诗”，作于同治九年，诗题《舟泊石门忆事有作》及《吕留良逆恶昭著而近人以其学遵程朱辄有恕词甚矣小人不善之可揜也续述旧闻以示来者》。
石门县为吕留良故里，世人皆以吕留良为明朝遗民，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经过一番考据，之谦独排异议；指留良本名“吕光轮”，为清初秀才，其后科场失意，被黜后，始以遗民自居，有投机之嫌。
褒为“人事世情都道尽”的“再去温州诗”，即赋于同治八年仲冬的《再去温州蔡枳篱同年（保东）以诗赠行依韵答之己巳十一月初一也》的五百余言长诗。辞意慷慨，有如古代燕赵悲歌之士。
前面谈到，诗中有首《十一月十五日消寒第一集呈潘司农（集陶诗）》，是一首五古长诗，写友情，述己志，及所遭受命运的拨弄；字里行间，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令人动容：
……凄凄岁莫风，四体诚乃疲，盛年不重来，远望时复为？万族各有托，独树众乃奇，荆扉昼常开，千载非所知。饥者欢初饱，但惧时我遗，衔戢知何谢，言咏遂赋诗。
从时间和诗意推测，之谦诗集编完，离开北京已为时不远，一面将半生心血，求知音品评，一面赠诗明志。
这首诗的后面，仅有咏朝鲜墨七绝一首，再后数诗，为作吏江西时期所作；可能是后来增订进去的。
咏墨诗题颇长，虽是异国故事，但可歌可泣之情，使人深深感动。
近代朝鲜一如中国，受尽列强欺凌。
丙寅年（同治五年），朝鲜人立碑平壤，以惕励国民，上镌：
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
这种决战卫国的宣示，也印在墨上，十二字碑文之外，更在墨的正面题“卫正斥邪之墨”六字。
同治十年冬天，朝鲜使臣来宗主国朝贡，也以墨赠送朝士，意在与中国共御外侮。之谦感慨万千地赋：
箕子墓前两翁仲，檀君宅下一夫余，勒碑造墨成何事，可道吾生不解书！
十余年后，中法战起，之谦抱病从公，修城掘濠，供应军需，终至心力交瘁而逝，应是这种捍国御侮、“卫正斥邪”精神的发挥。
诗册首，另有方子颖、施补、华均甫、程秉铦、戴望、钱保塘五跋。
方子颖是之谦再次访温州时的旧友，跋中忆及之谦在温州连月干旱的季节，为他题画，教其二子读书，弦歌不辍的往事。
施序中，谈到之谦强烈的个性和迥异时流的雄奇诗风：
一卧马市淹朝昏，寒风萧飒吾打门，坐出新诗若枯树，霜落枝叶春含根。词人半是荡子妇，冶态儇姿无不有，妩媚百出文字场，应对此诗憎老丑。
施氏坚信之谦独特不群貌若老丑的诗篇，必将长存不朽：
此诗老丑骨最坚，下寿尚可三千年，左彼右此家一喙，唯唯否否终不然。
胡澍同乡，绩溪举人程秉铦，用之谦在福州与魏锡曾唱和的诗韵，推崇之谦诗作内容充实，力可万钧：
以舌为兵战以口，率然常山连尾首，只手直披东逝波，闭口乃如不欲歌。不愿诗存受拂拭，愿似乌贼胸中墨，鱼龙俶诡世岂知，金石明白臣可勒。
海宁钱保塘，仅赋七绝一首，诗中认为之谦的奇崛诗风，足以矫正浙江诗坛颓唐的风气。
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戴望，以二首七绝句，表示对之谦才华的折服：
高文卓绝制河东，能艺通神事事工，吾与夫君生并世，真惭煮酒论英雄。
不信狂名动九垓，端门麟出反为灾，岁星饥死侏儒饱，局促风尘剧可哀。
五篇序跋均无落墨年月，只能推测戴望一跋作于同治十一年暮春、初夏之交，也就是之谦第三次由北京南旋，路过南京时向戴氏索求所致。而戴望却于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因微恙一病不起，以三十七岁英年逝世于金陵书局。
之谦二十一岁那年，曾和绍兴友人孙古徐相约，一起搜集珍本绝版古书，重新刊刻问世，使古贤智慧结晶，不至于在时间之流里断绝。不幸五年后，孙古徐遽离尘寰，印书之事也随之无疾而终。但，此一心愿，一直埋藏在之谦心中。
另一位反对八股，有志古学的溧阳王晋玉（瓒公），是之谦在缪梓幕中的幕友，或者说是跟缪氏学习、研讨的同门。这一年晋玉补官绍兴府的上虞县。赵之谦像对藏书世家子孙古徐一样，把搜书刊书的希望寄托在刚刚踏入仕途的晋玉身上。晋玉慨然应允由次年始，每年捐俸百金，为日后刻版印书之资，使亦将补官江西的之谦，大感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