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赵之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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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老可能为竹写真

明朝,兼擅山水、花鸟,或专擅花鸟的画家很多。没骨画法,也越发普遍。江苏画家沈周(石田)、陈淳(白阳山人)、陆治(包山)、周之冕(少谷)等人作品,之谦都摹仿过。但影响他最巨的,则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山阴奇才徐渭(文长、天池、青藤、鹅鼻山人)。

徐文长除书、画、诗文戏曲之外,在军事上也有奇才大略,只是功名不偶,以秀才终其一生。他虽然到过北京、塞外并随军幕驻守过宁波沿海一带,但主要居住的地方,是绍兴和杭州两地。因此,之谦接触这位家乡前辈遗作的机会很多。

文长个性激烈,目无卿相,潦倒科场;在这方面之谦与文长颇为相近,之谦堪称文长的千古知音。他效法徐文长作品的数量,仅次于李。

文长书学米芾(元章),写生花鸟鱼虫,放笔直扫,墨沈淋漓。以行、草落款,书画一体,有自然天成的妙趣。

之谦一向主张书画同源,书画配合无间,只是他的书法成就在篆、隶书和北魏书,别有一种沉着凝重的感觉。

他曾在咸丰九年的花卉册中画《紫藤图》。题款论及徐文长以草法入画的感觉:

摩天巨刃扬武威,鲁公指爪铁庶几。

模鹅鼻山人画,以草书法为之尚不恶;质之英尗以为何如?

当他把文长的草书笔法,和他惯用的以篆隶入画的手法相掺和,在感觉上就显得更为高古。他在后来所作《泼墨古松图》上题:

以篆隶书法画松,古人多有之,兹更间以草法,意在郭熙马远之间。同治十一年七月梅圃仁兄大人属,赵之谦之谦某些画中的水分运用,以及“撞水”的技法,也与文长颇为神似。如之谦《瓯中草木图》第二屏《琪树》中的湖石、同治四年花卉册中的《玉兰芍药》,充沛而具有透明感的水分,使人不由得联想到徐文长的《牡丹蕉石图》和《花卉杂画卷》中的葡萄。

恽寿平的花卉,广习明、元、两宋及五代名家。当之谦潜心于恽寿平没骨法画风,实际等于对明、元、宋、南唐历代大师作品,都有了概略的认识。尽管之谦所流传下来的山水画相当有限,但当他循画史的轨迹,把探索的手伸展到元代时,最先影响他的,却是王蒙(黄鹤山樵)和吴镇(梅花道人)的山水画。

他在同治七年所作《富贵眉寿图》中记:

元人画眉寿图,皆作黄梅华,兹用其法为之。

而他同治七年前后所作湖石黄梅,为数不少,可见画黄梅一道,受元人影响之大。

而他另有数幅花卉,题为临元人作品,却没有记明所临的对象。

之谦在绘画方面,上溯仅及于南宋,不像篆刻和书法追溯得那么久远。这与花鸟——尤其没骨画法,始自五代南唐有关,而南宋都城就在临安,使活跃于绍兴、杭州一带的之谦,有较多接触南宋流传下来的绘画的机会。

他作品中,有许多纨扇,带有宋画的风格,但写明采用宋人手法的不多。对于宋代大师的名姓,画中提及的仅有晁补之、郭熙、马远数人而已,余者仅指“临宋院本”,或泛指临宋作;这与五代两宋画中,多数不具名款有关。

同治八年八月,他为好友王瓒公所作花卉纨扇中题:

瓒公仁弟太守法赏,同治己巳八月之谦作此,略似南宋人派别,非周、陆家法也。

款中“周”、“陆”,即指明代苏州画家周之冕和与文徵明谊介师友之间的包山陆治。

南唐花鸟巨匠徐熙,作品以写生花鸟草虫为主,傅色高妙,栩栩如生。后主李煜降宋之后,徐熙的画也被收入北宋内府,宋太祖赵匡胤赞赏不已地说:

花果之妙,吾独知有熙矣,其余不足观也。

徐熙绘画,先以墨勾勒枝叶和花萼,然后傅色。另以细笔丹粉加勾叶子背面的筋脉,所作《玉堂富贵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宋毗陵(常熟)花卉草虫画家许迪笔下的蔬菜,叶子反正两面,一律以白粉勾筋。

之谦咸丰十一年在温州所作《瓯中物产卷》中的青芥,是较早以白粉勾筋的例子。同治七年八、九月间,出现三四幅以白粉勾筋的作品。同治九年七月画的纨扇,既以白粉勾筋,又采用彩、墨并施的较近代的用色方法。

此外,之谦题识中,表明效法的画家,尚有清代江苏的王宸、嘉兴钱载、山东历城的张敔、北京张学广(孟皋)及籍贯不详的严藕渔等,足见他学习范围之广。

转眼又是端阳,之谦也应时应节地画了幅《钟馗图》,不知是否和他自己的体康有关,笔下的钟馗,并不怎样威猛,倒给人一种又老又病的感觉。不过,他仍对他的新作,寄以“厚望”;他在像上题:

钟家进士,可以吓鬼除凶去央(殃),以御魑魅。蚤虱蚊蝇驱之远方,外守门堂,内靖眠床。庚午五月五日书同治元年在福州邂逅杭州友人韩叔度之子佛生。当年此际曾为佛生绘《荔枝园》。同年七月,之谦人已重返温州,戎马倥偬,仍不忘写信请锡曾规劝佛生。他不告而取他和锡曾印刀、印石等行径,虽属幼稚习气,恐怕养成不良习惯,惹是生非,影响前途。

哪知佛生战后回到杭州,积习难改,依然未能谨言慎行,也未于课业上加紧攻读,以致在科考中遭到罢黜。

酗酒、消沉、满腹牢骚的佛生,不但父母无法约束,连站在朋友、长执立场的之谦,也不免为他焦虑。他在信中告诉锡曾:

韩佛生,醉醺醺,终日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力劝之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醉后语言极不检,故弟今畏之。

——尺牍通十五

在无可如何情形下,之谦又不忍见他就此沉沦下去,于是极少作人物画的之谦,除绘制丑怪有余威猛不足的钟馗外,也画起《醉魁星》来,对佛生加以劝戒:

佛生吃酒当正经,一醉面红再醉青,今日醉完明日醉,将来须碰醉魁星!

画过须髯满面的钟馗和醉态可掬韩佛生的赵之谦,遇到名满江南的写真家杨憩亭之后,忽然想到年逾不惑的他,是否也该留下一幅画像,供人们茶余饭后“议论,议论”。自少至长,他一向是个遭致物议的人,只是笑骂由他,我行我素。因此,他耐着性子,让杨憩亭的生花妙笔,为他细写庐山真面目。

他感觉到杨憩亭已经真正体会出他的性情、半生遭遇和满面的风霜,表现出既已勘破世情,且带有喜笑怒骂、玩世不恭、恃才傲物的风骨。

画像装裱之后,之谦悬在粉壁上久久凝视,他赞赏憩亭目光的锐利,捕捉住他的神髓,可以算是一位知己。他在画像左上角题道:

群毁之,未毁我也,我不报也;或誉之,非誉我也,我不好也。不如画我者能似我貌也。有疑我者,谓我侧耳听,开口笑也。

叔四十二岁小像,杨憩亭画,家晓村补成,朱松甫装池,自题记。

朱松甫是否即和之谦交情匪浅的“学古斋装池”店的主持人?不得而知。但之谦与憩亭因而顿成密友,相谈竟日。并作篆书联为赠:

老人自与山有素;

老可能为竹写真。

款中,叙述相识和缔交的经过:

憩亭大兄画精六法,名满浙东西,余心识之久矣。同治庚午居杭州始与相见,作竟日谭,并为余写照,形似神似,见者咸赏叹称妙。因书楹帖贻之,且识颠末。会稽赵之谦叔甫

七月廿八日,就在之谦向远在福州的锡曾抱怨韩佛生酗酒闹事的同一封信中,也亲自说出独女桂官的喜讯:

小女已许字沈氏;亲家仍是盐务官也,而属运判。新郎尚诚实而非秀才,家道非殷富而颇稳当。姻事之成,亦其夫人主政,而成于签之大利;事有前定,非偶然也。

——尺牍通十五

亲翁沈星堂,安徽泾县人;女婿为星堂十八岁的长子沈杰(子余);沈夫人是之谦胞姐。这是桩亲上加亲的姑表联姻。唯不论如何,之谦多年心愿,总算有了着落。

人逢喜事精神爽,同治九年秋天,赵之谦又有心情在信中调侃魏锡曾一番。

缘由是不时面谒之谦,催取应许锡曾已经六七年之久的魏氏双节母传稿的魏本存(性之),对之谦表示,其父将以闽茶为馈。怎知之谦久等闽茶不至,就在信中幽默锡曾:

性之所闻未确,不敢望赠闽茶,或当有神曲;而各处来者皆空函,想理学风行,事必崇俭之故。而不知老死不相往来,太古之风,老氏之教也。

——尺牍通十五

八月初三,黄道吉日,桂官联姻沈宅于这天传红。

两位大媒、两位陪媒、轿子、随从……一切繁文缛节,父兼母职的之谦,要一项项设想周到,详记在账簿上。

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六行聘,十二年四月十三迎娶,接着是女儿归宁,招待女婿便饭,样样不漏。

所有应备嫁妆、聘礼和一切仪节,之谦一方面参照当地礼俗,一方面要求遵照古礼,见到有和古礼相左的地方,心中便大感不悦,在账簿上面小字眉批,或龙飞凤舞地写在账面上,昭示后代子孙,永远引以为戒;从中也可以略窥之谦性格中的另外一面。他在行聘礼单后面的一番激昂慷慨的高论,算得是千古妙文:

色色减少,大不如前,想是永不写帐,不记前次情形,一味胡闹不懂事者所为,令人看到帐簿,前后一对,骇然之至;可见此等事非初次经手者所能合式也。

若平素结亲,均系旧家,讲究体面,亦不能溷闹,杂乱无章至此。

至于男方何以会如此不合良俗和古礼,之谦认为不外乎是亲家自己没见识,乏主张,全由牝鸡司晨所致:

想是自己全无主意,任凭无知女流做伽蓝菩萨故也。若谓一时赶不出,则不应全不抵销;定看猫儿戏看昏耶,真不可解。

这种对亲家、亲家太太的不满,从此埋下了两家相处不睦的因素。

安徽歙县程方壶(龄),是之谦在杭州所收的学生。之谦教以摹印的秘诀:

以印摹目,以目摹心,以心摹手;于目丰,于心通,则于手工;舍是勿学。

仁和藏印家许迈孙,战前藏古铜印三千余钮,战乱中散失殆尽。战后复得两三百钮,其中不乏锈蚀残缺或字画为尘土堵塞不真的。立志摹印的程生,遂向许迈孙借印,请之谦审定真伪,分别高下之后,拓成印谱,以便像之谦一般,广摹古贤的心血结晶,为自己辟出一条平坦的道路。

其中有两对子母印,年代久远,锈蚀得无法取出子印。之谦灵机一动:“何不以火之!”

用火烧的结果,子母印竟如浴火凤凰般,不但可以分开,也字画清晰,重新展现出艺术的光辉。

在时光之流中,不知锢封了多少年代的两对子母印,经过许迈孙的珍藏,程方壶求知的渴望,之谦的一时妙想而还原本相,可说是一种因缘。

重阳之日,之谦为这些劫后余存的印谱题耑为《印》,并在序中写出这段因缘:

以是因缘普及为一切,入乎印,出乎印;即目即心,即心即手,龄盍求之,必有幽眇不可思议者在。同治九年九月九日,会稽赵之谦时序渐入冬天,十月初三晚间,之谦旧病复发,一天比一天严重,初七稍微好转一些,次日病又加剧。忽然呕痰数升,才有种死而复苏的感觉,但元气大伤,卧病在床已半月有余,看来,恐怕还要静养一段时日。

病榻之上,他依旧关心新得梁朝造像拓本和“国山碑”精拓本。尤其“国山碑”精拓本,病中虽然无力展开推敲,但据说从碑石往下掘了一尺多时,新发现一些字迹;就金石学而言,真是一件大事;也足证他所主张赏碑必至碑下,左右前后细心观察,才会有新发现的正确性。

“国山碑”精拓多字本藏家石门李笙渔,开价大洋五元,另加之谦篆书一幅。大洋五元尚可应付,但何时才能恢复体力援笔作篆书,之谦也不得而知。

年节活动加上三年一度的进士考试期近,同治十年春天的北京异常热闹。

为了年已弱冠的寿佺学业和前途,之谦把他携至京师,便于督导,但又很怕他跟一干京中恶少流氓学坏,也处处为他操心。之谦父子与胡澍同住在果子巷,并加紧准备二月的进士考试。

对之谦而言,这次赴考,无异是最后一搏,因为同一时间,他依旧筹划捐官上兑的事,只待榜发,前途、命运均将定案。他需要的是实际工作,不愿再在八股取士的科举途径,虚掷光阴。

上年九月十五日,守母丧期满的李慈铭,在杭州中第二十四名举人,据潘祖荫说,慈铭此际早已进京准备春闱,似乎志在必得。

或许该归之于命!

和赵之谦谊属同乡的刑部尚书谭廷襄(竹崖),奉旨为同治十年进士试的总裁。

廷襄为道光年间进士,累迁为直隶总督。咸丰末季,因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海口炮台,廷襄被劾去职。不久,又起用为山东巡抚。

同治即位,政局纷扰之际,廷襄上疏力主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也因此得到两宫太后的识拔而内调,迁为刑部尚书。

已经被荐于入取之列的之谦朱卷,因有的考官认为后场考卷用的奇字、古字较多,主张再作研究之后才决定是否录取。位高权重的谭廷襄一听浙江卷中有奇字,立刻独排众议:

浙江卷用奇字,非赵之谦而谁?弃之可也,奚研究为!

明知是同里名士赵之谦的弥封卷,只因为之谦自幼贫困,养成孤傲的性格,便不问其考试成绩而横加排斥,对之谦而言,非命而何?

之谦闻知此事,也只能自叹运途多舛:

昔乾嘉诸老,欲得名士,不惮暗中摸索,今明知为某而弃之,且出于里闬之人,复何望也。

绝望于科场的之谦,只好一面售画,一面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捐知县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