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赵之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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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虱如车轮技乃工

同治四年二月,之谦参加礼部会试前后,为爱徒无锡朱志复作魏书“减斋”额。

五年十二月四日,从黄岩写给锡曾信中,论及志复:

遂生近作颇好,此人不能自立,亦命使之然。人虽强悍,竟不能与命争耶!无怪谈性命之徒,得以当圣贤之目也。

——尺牍通一

由此推测,朱志复即使未与之谦同舟南下,也是先后之间回到日渐平静的江南。之谦在一二年内,为志复刻了数方未具年款的印章和扇骨。铭文中,有风趣,也有许多勉励他的话;大半和勖勉他“自立”有关,使人不能不联想到,良好的家世和富裕的环境,可能会束缚到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独立发展的空间。

“已为朱志复有”,长方形,朱文细画。朱志复像之谦一样,喜好收藏古碑古镜,于是之谦为他刻了这方收藏印。之谦特别在边款诠释“曾”、“已”、“有”三字:

曾,是过去;已,则见在;有,统未来,其用曰待。遂生收藏印。无闷铭

在“字曰遂生”朱文小印的边款:

虱如车轮技乃工,但愿弟子有逢蒙。

同治元年秋,之谦在致锡曾手札中,谈到另一位得意弟子钱式:

钱生次行有刻呈弢叔印,已详具一函,求转交。其所作颇有材力,惟较薄耳。然弟格可学,神不可学,凡事皆然,不独一印。得此弟子,已是不负。惟生有神似其师者,曰穷——此大不可也,奈何奈何!

——尺牍通九

就“穷”而论,志复与乃师,大不相似,其强悍的风格,也非劫后余生的钱式可比。因此之谦印识中,希望他能:专注——像古代神射手般视虱如轮,超越——像逢蒙般青出于蓝。

由此可以体会出,钱式卒后,之谦把接续衣钵的期望,集中到朱志复一个人身上。

在志复自己操刀镌刻的扇骨,之谦撰词作记:

以为竹,用在纸;以为扇,用在指。知彼知己,天下事不过尔尔。

纸可易,竹不可裂;故一以为面也,一以为骨。文章传世,视气节!减斋自刻,叔记。

以纸或绢所作的扇面,有字,有画,挥动以指,凉风习习。但扇的灵魂,在于坚硬之竹;正如言为心声,真正不朽的,不在辞章华丽,而在于透过言辞所表现的人格节操。这是之谦在篆刻、诗、书、画、琴、棋各种艺术中所坚持的一点;至于志复到底能领会多少,大概也要看“命之使然”了。

之谦为孙憙篆书“九梅书屋”匾额之后,离开黄岩,返绍兴度岁。此后由春至秋,往来于绍兴和杭州两地,为友人书联及作画。此时杭州工商各业渐行复苏,对艺术文物需求益殷,之谦润笔收入,也随之增加。

四月,友人伯翁,馈赠金石拓本数种,之谦感激之余,回赠礼物也很特别。

印矩,本为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但一经之谦刻句镌款,便身价百倍,以此回报金石拓本,显示一种不同的情谊。

也是四月,之谦同年友印溪,由清江浦寄来佳纸索书。之谦以北魏体书,写赵太常在《孟子》书上的题词:四屏,计两百七十余字。

赵太常题词中,慨叹孟子周游列国后,自知进不能佐兴唐虞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余风,耻没世而无闻。于是与弟子公孙丑、万章之辈,集师徒间答问辩难之言,阐明事理与治道。

之谦远在青年时期,就和好友孙古徐相约,搜集古人手稿和绝版书籍,一面自己研究,一面尽财力,刻版流传。戴望所为,是藉公家财力物力,整理古代绝学,使得传世。潘祖荫纯以自己厚蓄雄资,刊刻丛书。孙古徐英才早逝后,之谦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之外,加以功名不偶,将来何以自处?之谦为印溪同年写完四屏,悬在壁间,一遍一遍地检视,心里却一片茫然。

杭州秋天,景色宜人,西湖画舫、苏堤游人,乃至到岳庙进香、六桥赏荷者,也络绎不绝。赵之谦则与曹籀吟诗、披览旧经,或相互辩难。曹籀虽长之谦二十岁左右,有时为了一个典故,一则训诂,也会争得面红耳赤。曹籀著书立说,吃长斋,之谦担心他的健康问题,屡劝开戒不听。

秋夜闲坐,曹籀赋七律一首,之谦倒叠原韵为和:

饥来吃饭困来瞑,不愿封侯比直弦,偏是辟支工作佛,何妨慧业失生天。窥人明月能无语,阅世乔松亦有年,我羡秋花愧秋草,一般篱下色依然。

“我羡秋花愧秋草,一般篱下色依然”;阅世丰富的赵之谦,在北京广交巨宦豪门,对炎凉世态,体会日深,心中不免存有一种无枝可栖的悲凉。

这年秋天,之谦为曹氏刻了方白文“西京十四博士今文家”,和朱文“各以十种一切宝香众眇华楼阁云”双面印,印边本欲刻“石屋”二字。

有趣的是,之谦下刀时,石质意外剥落,以至刻不成字。之谦索性将错就错,以纵横凹线刻成一图,形状类如石穴,阴暗之中,影影绰绰,仿佛有人隐居穴内。在另一边,重刻“石屋”二字,以其余两边作记:

葛民丈命刻是印,石有剥落,遂改成石屋著书图;寄意而已,不求工也。同治丁卯七月,赵之谦记对赵之谦而言,半生奏刀,这可能也是一次特殊经验。

一方“定光佛再世隊落婆媻世界凡夫”朱文巨印,是为考据“堕”、“隊”二字的假借关系。由曹籀判定,之谦刻印作记:

《说文》无堕,乃隓之篆文,训败城阜;义亦不近。按隊下云:从高隊也;堕、隊声近,因藉之。

曹丈葛民贻我此判,忻然刻之。叔

仲秋,之谦返回绍兴与桂官、寿佺共度佳节。之谦眼见多年来孤苦伶仃的女儿,已届婚龄,心里不免为女儿终身大事,暗自打算。只是离家日久,对乡里亲友家中的后生,颇感生疏,一时想不出理想的乘龙快婿。

“有万憙”,八月间,他为节子作篆书额。

《说文》云:憙,乐也;憙,悦也。《汉书》喜悦字多作憙……憙,天心。宋均注,心为天王布政之官,万物须之乃盛,所以为喜也。有万憙,当以纬义。若云“万乐”,固非;“万悦”,亦未允。同治丁卯八月,赵之谦书并识为了准备参加同治七年春会试,之谦仍于中秋节后,装束就道,航向北京。

路过南京,依旧前往金陵书局探视戴望。戴望以诗赠之谦,欢聚数日,之谦继续北上。

潘祖荫见识宽宏,敢言,为两宫太后所重,一再升迁。同治二年初,之谦刚到北京时,祖荫署宗人府丞。同治六年深秋,之谦由绍兴再次入京,潘氏已累迁为工部右侍郎。

在学术方面,祖荫涉猎百家,尤其喜欢搜罗善本古书,金石碑版尚为其次。他的著作不多,刻正热中于刊行《滂喜斋丛书》。搜集和校勘等工作,则藉重于之谦。往往欲购古书之前,也以之谦为顾问。因此之谦尺牍中,往往会谈及哪些书可买,哪些书刻本流传颇多,不必重金采购。

之谦这次北上,就为他购得汉阳叶名澧著《桥西杂记》手稿,祖荫随即辑入《滂喜斋丛书》,之谦在书后记述求得手稿的始末。入冬后,又着手校订丛书中的《求古录礼说补遗》,然后作记。

在搜集、校勘和编辑方面,祖荫对之谦可谓言听计从,无所猜疑。但是,在为沈树镛或魏锡曾搜集碑版金石乃至其他古董时,由于三人都从事收藏,乃至买卖,其中不免有些无伤大雅的猜疑和争论;从之谦印款、碑记和尺牍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之谦和树镛间,有合作无间的一面。

最能表现友谊和金石同好间乐趣的,无过于同治二年,佳节重阳,之谦费时半年多的双钩汉碑十种大功告成,刻四人共同审定印边款中,所表现的那种笃厚友情,和金石同好者的合作愉快:

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刻此以志一时之乐。

也是同治二年秋天,之谦听说树镛将求得汉石经拓本,就为他刻了方“汉石经室”阳文印以待。

除夕夜,汉石经到手,树镛亲自到之谦寓所报导喜讯,之谦在边款中,描写心中的喜悦:

元旦早起,亟走相贺,出此纵观,欢憙如意,遂记于石。

又如,之谦在“马振祥造像碑”拓本空白处,有这样一段记述:

马振祥造像碑,在洛阳龙门山。旧未著录,余据马研山成(?)本,列入补访碑录。甲子(按:同治三年)夏,复于厂肆得二纸,始与均初分有其一;此刘燕庭方伯故物也。记之,叔这些金石好友间,也有互相猜疑戒备的一面。

之谦在一封有月日无年款的致锡曾信中,谈到树镛秘不示人的新藏:

杨墨林家藏全卖出,无甚古刻。叶氏藏者,秘不示人,弟不敢问。

很难想象,以之谦和树镛的交谊,连新收叶氏藏品是些什么,竟然到了“不敢问”的地步。他甚至鼓励锡曾,不动声色,去信向沈树镛刺探:

兄可致书探之。二月四日,嘉兴舟中作

——尺牍通三二

传闻富华阁释出一些珍藏,魏锡曾先是怕之谦泄密给沈树镛不告诉之谦,后来又怀疑已被树镛暗中买下,却骗他说没有买到一物。这种猜疑心境为之谦看穿后,即主动在信中替树镛解释:

富华阁之物实无有,非均初买之而说不得,请勿疑;此条非均初嘱。然兄当时不告弟,盖恐其告均初夺之;何愚也。

——尺牍通三一

有的事情不敢问,有的事情不肯说,也有的朋友随归乡潮分散江南各地音讯杳然,但是他们间那份分享金石之乐的情谊和关怀,似乎并未随时空而冲淡。之谦在同治五年冬,函告锡曾:

弢老殁后尚无憾。梅生近亦捐官来浙中;今日得其书,穷亦甚矣。荄老已赴临江,佛生久未得信。大约友朋中惟富者仍富;均初以外,不能有好事到人耳边也。

——尺牍通一

同治六年,之谦在杭州应酬绘画,推测可能不在少数,但在北京流传下来的,仅见为友人纯卿所作的《白石红梅图》。湖石形颇奇特,画面左边,悬空露出半块下不见地的奇石,皴法简洁。从石上、右侧和石洞中,透出寒花绽放的红梅。给人一种疏梅瘦影,暗香浮动的感觉。落款于右下方,在布局上,既见深思,又显得完全自然。

年关将近,白雪覆盖的帝都,开始了另一种繁忙景象。从各地赶来准备赴试的举子,使大小客栈,几乎家家客满。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尽是拜会、赴宴的人群。琉璃厂的一间间笔墨庄中,交杂着各省口音。

之谦从潘祖荫处得知,李慈铭刻在浙江书局任总校勘,并被张孝达学使约至武昌襄助校对工作。由于丁母忧,既错过了本年浙江乡试,也与七年春天的礼闱绝缘;言下颇表惋惜。

从同治四年榜发之后,援例捐官的胡澍,请假还乡,一直在江南活动,也在天寒岁暮的时候,重回北京赴试。寓居西城瓜尔佳氏双海棠坞的胡澍,为能在春闱中奋力一搏,自难像同治二、三年间,与之谦时时相聚,共享金石之乐。

当沈树镛和锡曾妻舅张少原,都流连于江南之际,之谦心中,颇感落寞。

同治七年戊辰科会试发榜前,之谦流传下来的作品,有正月为绂庭所作《岁朝清供图》,三月为皞民画的桃花折扇。北方三月,冰雪消融,桃花灿烂,是踏青的季节,桃花扇有祝贺春风得意的象征。

只是这一年榜发,胡澍和之谦并未春风得意。

胡澍以所有积蓄,加捐郎中,分发至户部山西司。但因俟次候补者众,胡澍仍以资浅,得不到实授官职。他由此尽量谢绝应酬,专心著述。同治二年入都之后,痔疮始终困扰胡澍。他虽然深研医理,但各种疾病,时时缠身,自觉恐怕难得高寿。他悲观地表示:

尝以风尘驰逐,验轮、蹄之铁,每岁必销寸许,况以脆薄之身,无怪其然矣。

意思是,车轮、马蹄之铁,在不断地驰驱下,年销寸许,经过多年颠沛流离的脆弱之身,将何以堪!

再一次潦倒于春闱的赵之谦,想法上也有了极大的转变。

首先,他想到考场失意,不是他才华和能力的问题。八股文取士,像鸦片一样地麻醉了士大夫和读书人。对此,他早有所见。他不愿再在这种愚腐无用的“文章”上一较短长。换言之,他对科举一途已经绝望。

想到内忧、外患局势下,在缪梓幕中多年所受的熏陶和谆谆教诲,使他雅不欲抛弃社会责任。

犹记魏锡曾为他拓辑印存成书时,之谦感慨系之地篆“稼孙多事”四字,并在短序中写:

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然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书四字儆之。

这四字篆书,与其说“儆”锡曾,勿宁说是自我惕励。

此生究竟要成为艺术史上的重镇,或实践“父母生我之意”?似乎到了该作抉择的时候了。

赵之谦后悔同治四年落榜之后,未听胡澍的劝告而捐官;当时的理由是经济拮据,力有未逮。但,如今岁月蹉跎,捐官不是一个小数目,又何时可逮?

除了捐官,尚有沉重的家庭负担;养育子女外,从这二年返乡情况看来,侄儿侄女婚嫁,长辈的就养丧葬,宗祠修葺,祖墓祭祀,几乎排山倒海地推向他的身上。

多年以来,他对修身养性,表现性灵的艺术,始终珍惜自秘。尽管在士林中声名大噪,但,倘非知音好友,想得他片楮寸缣,都无处索求。

返乡两年中,他稍微放宽尺度,索书索画者踵门而至,户履常满,可观的润笔,支撑了庞大的开销。在他心中的天秤,所习诸艺,弹琴用以自娱,弈棋意在交友,书画于他,无非天才胜于人力,是轻易获得的成就。唯有篆刻,他自认“天五人五”,是他才智和刻苦专注的结晶。

经过反复地思索和挣扎,他决定把书画作为捐官、养家、济贫,乃至“天所以活我”的工具,唯有他自觉有继往开来使命感的篆刻,依旧保持私密,倘非真正赏音,宁可封刀,绝不作无谓的应酬。

同治七年由夏至冬,之谦印谱中未添新作,而书画集中数量大增,可能就是上述抉择的具体表现。

画中颇多写生作品,花卉布局,水墨淋漓的湖石,一仍徐天池的手法。七月为次侯所画纨扇中的雁来红,是他在北方秋凉中,最爱描写的题材;也许是他乡愁的写照,希望能像秋鸿般及时南翔。雁来红背后的菊叶,绿中掺墨,近乎红花墨叶的画法。双钩敷粉的绽放菊花,在红叶照映下,显得似有若无,成了名符其实的隐逸之花。

九月为同年友练溪所作四屏花卉中,第二屏的葫芦,题诗颇具讽世的意味,不能不说是他悲愤心情的流露:

世事近来无大小,只须依样不须奇。

田湌师句也,作此坐右,可乎?叔记

随波逐流,凡事依样葫芦,排除创意和革新;可悲的现实,却成了多少才智之士的座右铭。

第四屏梅花,款题:

画梅以墨和赭为之,乃冬心创格也,戏效其制。[11]

之谦书画篆刻,均无常师,也无不以古为师,融会贯通,求创新格。《富贵眉寿图》就是一例;湖石、牡丹,石后老梅纵横,虬枝古干,苍苔密布,与娇媚的牡丹,形成刚柔的强烈对比。款题:

元人作眉寿图,皆作黄梅华,兹用其法为之。同治戊辰十月,叔赵之谦当求书索画者日众,之谦应酬不及,只好物色书画格高,且能守口如瓶的友人,代为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