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经引录之谦写给友人的信：
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
因此，不妨把他“三十前后”，作为艺术发展的反省期，和新艺术风格的酝酿期。
三十三岁所著《章安杂说》，是艺术理论的成熟期。何以直待三十四岁到福州，三十五岁到北京才开始实践？也可以在《章安杂说》中获得答案：
去古远，石刻传者无几，晋、齐、梁尤少。宋则仅爨龙颜碑，北齐、北魏石刻尚有，余所见无过张猛龙碑，次则杨大眼、魏灵藏两造像。石门颂纵宕，则欧、堵祖□也。
——则一
换句话说，碑版造像资料缺乏的南方，限制了他的发展。旅居福州半年，魏锡曾的收藏和识见，弥补了一部分缺憾。北京之旅，使他如入宝山。
环境安定，生活虽不富裕，但研究经费有沈树镛和潘祖荫赞助。藏家如沈、潘二氏，温元长、刘铨福等尽出收藏。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赵之谦艺术史士承先启后的地位。
谈到影响赵之谦书法发展的种种因素，有时会忽略魏锡曾；其实之谦藉重锡曾的地方很多。
锡曾收藏的碑帖，是两人日夕鉴赏讨论的对象。锡曾对之谦作品，无保留地“铁口直断”，以及他别有见地的书论，对之谦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锡曾的《书学绪闻》，旨在指导自童子至弱冠握管、选帖、作字的各种要领，有些论点，和包世臣大同小异。他谆谆告诫学习者：
所习不论何种，总以点画周至，起讫分明，向背有情，空白整洁为佳。
这虽是锡曾启蒙之论，却也说到了之谦的痛处。他在信中向锡曾坦承：
前兄论书数则却未见，近日所见大进，能草数条，亦当录之。
弟此时始悟道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讫不干净。”此事他人不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万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此天七人三之弊，不知何年方为五位相得也。
——尺牍通十六
之谦自认他的字是七分天分，三分人力；只有篆刻天分和人力五五相当。
他进一步指邓为，天四人六；世臣，天三人七；熙载则是，天一人九。这封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其一，显示之谦在书法方面自我期许之高；其二，之谦有时故意以这些话，激起锡曾的争辩。
每当之谦高论自己的天分，预期书画篆刻的成就时，锡曾这位畏友兼诤友，总不免泼之谦冷水，煞煞他的傲气。想不到这次锡曾回信中，完全未提他的字起讫是否干净，未来造诣能否超邓越包，到达连自己都不知有多高妙的地步。至于谁是天几、人几，锡曾信中也未予置评。只告诉他几则补访碑录中漏记的碑名。之谦请他寄来的论书数条，也并未附入。
锡曾这种平平淡淡的反映，使性情急躁的之谦，有点心虚；他不怕挑起争论，而怕如石沉大海般的淡漠。因此复信中，就带点重挑话题的意味：
论书数条必求见示，虽异无害；所定天人数目亦未合。至论书必以书家为准，未免狃成见。
——尺牍则二六
类似情形，在两人通讯、之谦篆刻款识中，屡见不鲜。争论当中，有些意见为之谦采纳，有的之谦依旧坚持己见，只是在绘画方面，他们似乎很少争辩。
同治三年初，之谦在给魏锡曾信中，对时局看法仍不乐观，他沮丧地表示：
忽已改岁，群以为上元甲子，必有一番好气象，然旅人苦况，竟是不动不变……
二月下旬杭州收复，同时也传来绍兴和杭州劫后的种种悲惨讯息。
四月二十七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去世，年五十一岁。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率湘军攻破南京。李秀成携幼主逃出南京。太平军余部分散各地，有的进入福建漳州、武平、汀川等地。
大约同治三年夏，之谦收到张少原（锡曾妻舅）转的锡曾福州来信。未谈福州局势安危，却对他已刻三卷的《补寰宇访碑录》，提议缓出，切勿急于付刷。之谦忍受不住，立刻在回信中，为自己辩护：
君言从缓者，亦患搜不得尽。然止能就见在论，盖刻刻虚心，后来必至一字无有。……且过此以往，天下虽大，未必有人肯为我刻书。穷厄极处，犹恐一旦沟壑，读书三十年，既不能弋取科第，复不能弋自求表见；为天地虚生此人，无伤也；为父母虚生此身，大不孝也。
——尺牍通十六
紧要话说完，之谦幽默感大发，开始在信中消遣锡曾；他知道锡曾对他所藏《金石萃编刊误》很感兴趣，便欲擒故纵地说：
所云弟处拓本，去岁不甚窘，即有卖意。今年窘极，转不肯卖。有能以朱提赠我者，与之；全与半，视财多少。
接着又把心态自我剖析一番：
其心甚鄙，其气度则宽也。
最后，他的话题，转到几位金石好友的不幸遭遇：
而此间谣传江西有事，闽近界亦有事，心甚急；万望详示我，幸甚幸甚。……去年均老丧一子，兄丧母且丧二子。潘伯寅无子女，弟剩一女，荄老家中耗恶，闻仅存一子一妇一弟而已。次子尚在通州，穷已入骨，此皆金石家恶报，慎之慎之！
魏锡曾原有四子，第四子早殇，次子和三子，一前一后过继给堂兄魏锡庚。同治二年，不幸双双早殇，仅长子本仁（性之），随侍福州，所以之谦信中，对锡曾家门不幸，表示哀挽。
当赵之谦为福建局势忧心，惦念在福建的亲友安危时，收到锡曾另一封来信，随即作了简短的回复：
稼老仁兄大孝：得书并事略一册；以谦为能文章，令撰次两节母苦行，谦不敢辞。惟文章竟亦无可自信者，名位又不克副，徒使眼中人指谬妄耳。文成当写以寄，藏之家以示君后嗣子孙可也。哀毁非孝，惟谨慎，不具。谦顿首——尺牍通四八同治二年八月，魏锡曾到北京之初，就求之谦为他刻“鹤庐”号印，并请为母作传。之谦九月刻章，作传的事却暂搁一边。
同治二年底，锡曾回到福州丁生母忧。于三年春天三月，为继母和生母各写一篇洋洋洒洒的事略，目的在请当代名人为亡母作传，以垂范后世。所以之谦收到恳请的信函和传略后，谦称自己对文章没有自信，名位不高，写了说不定被人指为“谬妄”；不过，倒也不便推辞。
锡曾一般著作求教之谦，之谦评得率真，改正处也很多。曾有一序，之谦大加“削正”之后，索性在回信中告诉锡曾，所作序修改已有多处，如果怕不能接受，干脆就不要开封，丢到一边算了。
锡曾这两篇亡母事略，除了写两位母亲如何守节之外，把历代先人和子孙亲友姓名，一一罗列进去，把两位母亲生平所经婚丧喜庆，种种操劳筹划，详加记述，使之谦看了，可能觉得无从下笔。
之谦曾在信中告诉锡曾：
弟凡说出者必做到，否则即自说前言之非，久而改之有不可也。
——尺牍通三八
但唯独为两位魏伯母作传，虽然勉强答应，却采“拖”字诀达二十年之久，变成他终身的遗憾：
事情不顺，心情恶劣，“先传”尚未下手，但绝不会再缓，求勿罪——同治三年秋，他在信中告诉锡曾。
“双节传”，已经写好；但尚未誊录，一春一夏都在忙，等十月后再抄录寄上——同治五年，已整整拖过了两年。
人在杭州，卖画太忙，“先节家传”，必交令子性之带回，绝不耽误，即使抱病也会写好，弗敢缓也——同治九年。
光阴似箭，两篇文章，转眼拖过六年。接着，为了取信锡曾，也开始发下重誓：
约写先传及一切前后复信，不料至十月初三晚间发病……现在奄卧床褥不能动……先传竟不及书交性之；盖由懒于正书，故两位伯母在天之灵，怒其无道而罚以儆之欤？然病稍愈即当书之……如有食言，天雷殛之或竟病死，则非我所敢知矣。
——尺牍通十八
光绪七年，满头飞霜的赵之谦做令于江西奉新县，接魏性之来信，得老友锡曾噩耗，无限懊悔，在回信中写：
尊甫在日，嘱撰先传，已脱稿而未改定，二十年不写寄，是弟大罪。冷铜（案，指县令铜印）在手竟不能伏案理旧业，今冬必写一份焚之，以慰九泉。
——尺牍二三
至于大雪覆盖奉新破旧的县衙之际，之谦是否实践前诺，以蝇头端楷写就魏氏双节妇传，焚寄九泉，由于文献不足，不得而知。
同治三年，恼人的酷暑虽将结束，之谦情绪恶劣却到达极点。沈树镛丧偶，终日垂头丧气，无心于考据工作。之谦旧仆，可能是随他由福州经温州一起进京的张彬，受不了别人的引诱，竟窃取之谦箧中余物逃去。现在虽已正式把他逐出家门，但于事已经无补。整日看之谦不是叹气就是发怒的朱志复，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偏偏魏锡曾也连月音讯杳然。传来的却是长兄赵烈在漳州龙溪县钱荣堂大令署中逝世的噩耗。钱令是之谦表兄，与之谦又是同年举人，却少有往来。
岑寂烦闷中，之谦写信给锡曾倾述心中的苦闷，又说起各家不幸的遭遇。
关于时刻难忘的补访碑录，他说：
已垂成；八月间可刷，秋尽冬初当可寄一二部来。
不过，因锡曾一再指责他搜访不够完备，应录者未录进书中，所以他也不忘调侃锡曾：
未知续有所见否？补后应再补，请兄任之。
又加注：
此矛盾语，作笔误观可也。
最后，之谦又自我怨叹：
以致三月余，一事无成，可怜！
——尺牍通三〇
倾诉苦闷的信刚刚寄出，就收到锡曾来信。信中仍旧抱怨学问乃千秋事业，出书不该太快，之谦只好再次辩解：
刻书之速，实因难民做怕，勿怒。盖弟为未竟业忽至全去者，已屡矣。
谈到家人遭遇，之谦可说是一字一泪：
又，潘生良骏，难后尚无恙，然无书来。且不得家书一字。有传弟家伯叔辈无存者，兄弟辈半困于鸦片，半死于饿。族中两弟皆诸生，一被戕，一乞食死道旁。族叔庶常君亦殁。以考试得功名者，仅弟一人。疑远祖坟陇必遭贼发掘，不然何以一衰至此！
欲归省视，人言归则必死；死本不惧，然家兄殁后，先人宗祧所系，在弟一人，不敢不惧。
以为惧否乎？不惧否乎？
——尺牍通二六
这封信的末尾，之谦告诉锡曾一件寻觅绝版碑拓的鲜事：
隶书“戚伯著碑”，东汉建和三年所立，沈树镛和赵之谦仅闻碑名，未见碑拓。
传说，普天之下，只有一本，藏者就在咫尺的北京城中，恐怕也算是机缘凑巧。
当他们把藏家姓氏、地址都访得一清二楚的时候，以为只待看货色、谈价款，便可成交珍藏。然而藏碑家却先一步托人往访沈树镛。
原来，藏碑者听说沈氏为松江（川沙）世家，家道富裕，金石收藏甲于一方，且为咸丰九年举人，想和树镛结秦晋之好。如果丧偶未久的沈树镛，愿娶他那待字闺中的女儿为继室，则碑和人俱归沈氏。
树镛虽欲一睹“戚伯著碑”的庐山面目，却觉得以娶其女为先决条件，有些匪夷所思。
从后来树镛娶苏州金石家吴大澂之妹为继室来看，“门当户对”也是他重要的考虑。大澂字愙斋，光绪年间，历任至湖南巡抚。
也有人问之谦，假如藏碑者以同样条件许之谦，不知他意向如何。
二年来，一直以独自外出求职，致妻女病逝绍兴而自责，因此他不欲再娶正室，也颇有自知之明地函告锡曾：
弟又誓不续弦，且贫，非彼所愿。
对于他们始终缘悭一面的“戚伯著碑”，之谦幽默地自解：
此碑不到眼。碑自不幸，非我等罪。
——尺牍通二六
唯据见过此碑的友人，事后告诉之谦，此碑于宋嘉祐年间，出土于安徽宿县，原碑久已遗佚，传世拓本皆非真本，书法不佳，连行、字都不可计，碑额上面仅存“之碑”二字，实在不值得他和沈树镛朝思暮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