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赵之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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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邓石如骑驴进京

春天不时从西北吹来的漫天黄沙,已经止息多时。随着日渐增多的鸣蝉、卖冰镇酸梅汤的铜碗叩击声,带来赵之谦另一种苦恼——炎热。他赤着膊,不停地挥动蒲扇,依然汗流浃背。

这是他到达北京的第二个端午,远远传来踏在石砖道上的马蹄声,偶尔轿夫嚷着“让路!请让让嗨!”这些声音,把之谦的思维,带得好远好远。他想到太平时期的家乡节日,并随手在纸上点画起来。

填以香屑,佩戴辟邪的香牌;内装五谷外画钟馗像的小米袋;……但,看起来最有趣的是妇人插戴头上的剪纸老虎。他题《端午老虎》的歌谣:

端午老虎一张纸,边有虎符红绿紫,鹅毛飞飞白发似,两个铜钱买早市。村妪年纪年年高,见人道喜讨喜包,一枝戴上头顶牢,开步不得防跌交。大风吹人来堂坳,果然虎头摇又摇。

之谦随手画着,心里反倒平静下来,汗水也不似先前。他怕北方朋友不解绍兴歌谣,在《端节老虎》画题下面注:“越人剪纸为之,妇女取作首饰。”又在最后句下注:“贼勿偷,虎摇头,谚讥丑妇也。”一位妇女的容颜到了贼见到不想偷,老虎见了直摇头的地步,之谦觉得这谚语也着实刻薄。

描写越俗的《端午景物》,他一共画成八幅组作。其中最有意思,表现弦外之音的是《午时条》。

从图形和文意推测,当是端午那天午时贴出的纸条,上书“五月五日午时□□赤口白舌尽消灭”;可能也是趋吉辟凶的意思。

画中的午时条,上下段字为正面,中间一段折成反面,奇怪的是,纸虽反面,字迹却十分清晰,一如正面墨迹。赵之谦因此借题发挥,在题识中大书特书,抒发心中的孤愤:

午时条(书粘壁上)

村童也要弄纸笔,时到门前条子出,孰为赤口为白舌,一问茫然无可说。但说向来有风气,不曾识得其中意,虽然不识蟆与蛇,却识先生画理差。矾纸千年不渗墨,岂有表里一样耶?先生大笑子勿疑,我书不比轻薄儿,力透纸背知不知!汝书颇类尽消灭,消灭即在转面时,哓哓口舌乌足嗤!

赵之谦远自少年时期,凡事我行我素,诸多违俗,除少数知己好友,多半觉得他狂傲难近,贬多于褒。《近代名人小传》中,记他在北京时的名士风范:

之谦早岁狂放,盛夏辄裸衣坐海王村书画市,挥扇纵谈,人皆以狂士远之。

书画篆刻和诗,他无时不吸收新知,谋求创新,结果也被某些保守之士,目为标新立异,呼为狂怪。因此他慨叹是非毁誉全无标准,只有弈棋,还有几分公道。

近年,在篆刻方面,他自认“伎拙而议之者众”,所以知交外,不敢为刻印。

就诗而言,也借口“伎拙”和“惧多”,废咏已达一年。

谈到他从两岁就开始学书法,他不再以“伎拙”和议多来回避,在《午时条》中,直截了当地斥议者为好弄纸笔的无知村童,是下笔靡弱的轻薄儿,其行径如《午时条》的“赤口”、“白舌”,所写的字,也必将很快地风流云散,像条中的“尽消灭”。

其实,赵之谦不但不轻视充满拙趣的儿童书法——这些从他在《章安杂说》中论拙与野,即可见一斑,连儿童玩具中,可以拼图、拼字的“七巧板”,他都认为有种特殊趣味,为友人拼成悬挂在堂前的匾额。

之谦为友人书旧作诗纨扇中,自言作诗的兴趣,受扶乩者罗道人的启发。令一般读书人费解的,有些被认为江湖术士的扶乩者的字,之谦也独具慧眼,予以珍视:

乩书多佳,以其直下也。余所见乩书有绝奇者;走势甚幻,结体必安。有作隶书者,有正书者,无不工。虽无神仙,可作师友。

——《章安杂说》则七

论及书法境界时,他进一步注释“拙”的旨趣,谓:“画家最高境,古今二人耳。”然而,他这惊人之语,一经说破,反使某些听者,将信将疑;故又曰:“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者,不能书者为最工。”他举上古无名书家为例:

夏商鼎彝,秦汉碑碣,齐魏造像,瓦当砖记,未必皆高密、比干、李斯、蔡邕手笔,而古穆浑朴,不可磨灭。非以规模临仿为之,斯真第一乘妙义。后世学愈精,去古愈远。一竖曰“吾颜也,柳也”,一横曰“吾苏也,米也”;且未必似之,便似,亦因人成事而已。

——《章安杂说》则九

如果想了解同治三年间,之谦书法发展和变化的情形,似乎要从他早年学书历程着手。

之谦早年学书,以颜真卿为主,论者认为他笔力雄浑,结体宽博,不像一般学颜体者那样圆熟,能在颜体书中,显露出自己的性情。

进一步,像他的篆刻一样,篆书和隶书中,有了邓石如的影子。前引,他在给钱式书绎山碑题识的“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即可见出他对邓石如的景仰和服膺。

邓石如对之谦书法上的影响,除邓氏书迹,还包括邓氏学书的过程、结体和章法上的主张,以及高洁的人格风范。事实上,他所见到的石如书迹不多,他在审定一件真伪难辨的“石如”作品后,曾写信给沈树镛:

邓书仍是赝鼎,署款一行,手忙脚乱(印亦无浑古意)可见也。隶亦有谬处,盖从真本影摹成之。装潢虽佳,究不足信。此公书迹,真者甚少,弟十余年来,所见不到十幅也。

之谦所接触到的石如书迹,由手札中可见一斑。

至于石如习书过程,以及冶数体书于一炉的理想,和之谦可谓先后辉映:邓石如,生长于安徽怀宁皖公山下的集贤关,故以“完白山人”自号。在穷乡僻壤,石如自幼好刻石,无师自通地摹仿汉人印篆。其后被推介到江宁举人梅镠府中做客,深受尊重。广览梅府吉金刻石碑版,眼界大开,心灵启悟,放开以前所临古帖,改以吉金乐石文字为师。

石鼓文、秦绎山碑、泰山刻石、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每种临写百本。单是《说文解字》,就手写二十本。勤奋、天分之外,邓石如进一步的钻研,就更值得之谦借鉴;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中描述:

复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

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而纵横阖辟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位微方,与秦汉当(疑系碑字误)额文为尤近……

这种情形,正和赵之谦到北京后,临写及著录古碑,钻研六朝文字、瓦当、古镜、古币等,“印外求印”,探本溯源,先后辉映。相较起来,之谦在临摹上下的工夫,虽没有石如深,但研究范围,似比石如为广。所以他一方面尊崇石如,一方面也企图超越前贤。前引印款中的“龙泓无此安祥,完白无此精悍”、“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之工,自记”,可以见出之谦的企图和自信;篆刻如此,书法何独不然?

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当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

这是邓石如传给弟子包世臣的,由字画结构,到行间乃至整幅字组织的要诀;之谦无论在篆刻、书画方面,都视为不变的真理,并能运用自如。

尤其他大量接触北碑和六朝造像,多方印证之后,更感到此说颠扑不破。

北京的学术环境,使赵之谦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但,北京也处处隐伏着危机,赵之谦从邓石如短暂的北京之旅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乾隆五十几年,邓石如已渐入中年。篆刻书法造诣虽已无匹,却仍孑然一身,足踏草鞋,头戴斗笠,担着箱箧,一面游山玩水,一面鬻字维生。在安徽歙县,为编修张惠言(张琦之兄)修撰金榜所发现,冒雨从破庙中邀请回家,礼遇备至。并转介给居乡的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曹文埴(近薇、竹虚)。

乾隆五十五年,曹文埴进京为皇帝祝寿,深觉像石如这样高洁才智之士,不应一生埋没山林,坚邀石如一同进京。石如虽然答应北上,却不愿与高官同载而行。结果是文埴车轿先三日出发,与石如约定在山东开山相会。

那日,曹文埴高坐官厅上,巡抚以下命吏,一律在堂外侍候,气派非凡。一片肃穆之中,但听蹄声嘚嘚,自远而近,驴上一人,斗笠芒鞋,直朝辕门过来。门吏见了,正在大声喝止,尚书曹文埴却赶紧步趋辕门,必恭必敬地把骑驴人请到上座,向地方大吏引荐:

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我朝第一。

巡抚、知府及一干官吏,听到莫不大吃一惊,赶紧张罗车马从人,准备恭送石如上京。无奈石如坚持独行,只得送到辕门,石如上驴,冒暑向北京行去。

到京之后,大学士刘墉(一般戏剧、小说中称刘罗锅者)、上海左副都御史陆锡熊,都是爱才之士,一见石如书法,大吃一惊说:“千百年无此作矣!”前往登门求见石如。向他请教,礼敬有加。

内阁学士翁方纲(覃溪),素以篆书和八分书,为书坛宗师,他恨邓石如没有到府拜谒,对石如书法颇加诋毁贬抑,耳食之辈随声附和,一起诋毁石如。

未久,名著一时的清官才子体仁阁大学士刘墉,被贬官失势;陆锡熊因病暴卒。支持邓石如的力量顿失。曹文埴只好为他治装及赠金,推介到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沅署中做个清客。

其后,石如辞别毕沅,依旧芒鞋竹笠,仗着笔砚刀石遨游山林。不过又受到嘉定钱坫、阳湖钱伯坰两位名书家的嫉妒和诋毁。

六十三岁,正是古人所谓“人书俱老”,大有可为的年岁,邓石如在皖公山下集贤关的家中,与世长辞。

同治二年除夕沈树镛得汉石经后,之谦觉得石经乃旷世奇珍,遗憾的是后有翁方纲长跋,他函告锡曾:

此本后跋,覃溪共写七叶,然可厌特甚;此公学浅胆大,可恶!

从此不难见出邓石如和翁方纲在之谦心目中的不同分量;其中也不无对妨贤嫉能者的挞伐意味。

赵之谦无论书法篆刻,向以石如为仿效的对象,以超越石如为追求的标的。入京后,无论所受的某些公卿礼遇,所遭致的曲解和诋毁,都与石如相类,颠沛流离、家破人亡之后,无法预测命运会把他带到何种境地。

命运,使他联想到友人姚瑜伯。

那次他、瑜伯和几位好友,在北京如松馆哄饮笑谑。大家都有了些酒意。有人取出自备的印刀印石,吵着请之谦刻印。一旦开了头,似乎每人都有备而来,纷纷出石请刻。轮到为瑜伯奏刀时,之谦一个失神,刀戮手上,血染衣袖。

在他还未来得及洗去衣上的血迹时,惊闻瑜伯牵连到一件考试弊案,丢了纱帽,并发遣西域充军。之谦为了纪念好友,不再洗这件染血的衣服,并题诗袖上,词意凄楚感人。使人进一步体会到他看似狂傲和冷漠的表面下,笃于友情的一面。

赵之谦之子寿佺、寿偘,在之谦行略中,言及他在书法方面所受的影响:

书则初学颜平原,画则兼习南北二派。继而苦心精思,恍然悟书画合一之旨,在于笔与墨化,能用笔而不为笔用;乃求笔诀于古今之书,得泾县包氏(世臣)、阳湖张氏(琦)所论著,而知勾捺拒送,万毫齐力之法。

之谦也在《章安杂说》中说:“余论书服膺包慎伯。”因此,谈到之谦书法所受到的影响,不能忽略包世臣、张琦,乃至张琦善书的女儿张伦英。

世臣(慎伯、倦翁)安徽泾县人,嘉庆十三年举人,官拜江西新喻知县,卒于咸丰五年;其时之谦二十七岁。

张琦,江苏阳湖人,字宛邻,号翰风,以举人官山东章丘、馆陶等地知县。包、张二人为舅甥,有相同的书法嗜好,在感情上,如密友般相互切磋。嘉庆二十几年间,二人同客京师,当面或以手札讨论书法,往来无虚日。其后同客济南,所得北碑极多,包世臣将二人对北碑的研探,录成《历下笔谈》。

世臣早年,书学颜、欧、柳等体,二十七岁师事石如,后以北碑为依归。张琦书法是将汉八分书,掺入真书和行书,又以北朝的真书敛分势成一折衷书体。舅甥二人均采折衷书体之后,在风格上变得相当接近,以至于二人书法并悬一室时,何者为包,何者为张,外人竟难以分辨。包世臣不得不出面说明:

然余书尚缓,翰风尚峻,微立异同。

从这一层意义来看,习颜、习邓的赵之谦进京后,全以北碑为宗,逐渐形成“颜底魏面”的书风,其为“合体”或“折衷体”的本质,和包世臣、张琦路线,并无二致。

包世臣自少至长,为了书法,遍访名师益友,指点切磋,从执笔法,到“逆入平出”、“勾捺拒送,万毫齐力”的运笔方式,乃至结体、章法,有一套集诸家所长的完整论述,这就是他的论书名著《艺舟双楫》。

之谦《章安杂说》中,有多则书论,都是由诠释和发挥《艺舟双楫》的论点而来。例如,早期世臣以十年工夫,练成提肘写字,使全身力道凝聚笔锋,能下笔即成“双钩”。“双钩”不同前述以墨线双勾字边,而是下笔写字时墨汁聚笔画两边,如溪流一般酣畅自然。当他更深入锻炼,体验古代各家笔法之后,笔下竟呈现另一种特殊现象;世臣曾形容:

一年之后,书中有中线矣。每以熟纸作书,则其墨皆由两边渐燥至中,一线如丝发,墨光晶莹异常,纸背状如针书。自谓于书道颇尽其秘。

——《述书上》

“双钩”、“中线”,许多名书家终生难到的境地,世臣竟在而立之年有了这种造诣。

之谦《午时条》中的“我书不比轻薄儿,力透纸背知不知”,所指的也就是世臣所体验过的“双钩”和“中线”的笔力表现。

包世臣苦练十余年的提肘悬腕功夫,之谦《章安杂说》中,比之为求仙内外功:

求仙有内外功,学书亦有之;内功读书,外功画圈。

可见,正如胡澍在《二金蝶堂印谱》序中说的,书画篆刻,之谦于技法(外功)之外,极重视属于精神内涵的“书卷气”。

石如所授结体、行间及整幅布局外,世臣书中更谈到得自当湖书家黄乙生(小仲)的笔法,他说:

书之道,在左右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画之工拙不计也。

接着,世臣谈到此说对他的启悟:

余学汉分而悟其法,以观晋唐真行,无不合者,其要在执笔,食指须高勾,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中指内勾,小指贴名指外,拒如鹅之两掌拨水者;故右军爱鹅,玩其两掌行水之势也。

——《述书上》

世臣在答吴熙载九问中,又提及类似问题:

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

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按,指赵孟)书如市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

对于这个问题,赵之谦似乎特别有兴趣;他在《章安杂说》第十九则,有精辟的发挥:

古人书争,今人书让。至馆阁体出,则让之极矣。古人于一字上下左右笔画不均平,有增减,有疏密。增减者,斟盈酌虚,褒多益寡,人事也。疏密者,一贵一贱,一贫一富,一强一弱,一内一外,各安其分而不相杂,天道也。能斟酌褒益不相杂,其理为让而用在争,人不知为争也。今必排字如算子,令不得疏密,必律字无破体,令不得增减。不惟此,即一字中亦不得疏密,上下左右笔画不均平,使偏枯,使支离,反取排挤为安置,务迁就为调停。

不知何故,之谦文章、题跋中,较少提及张琦的书论,但对张琦和其女张伦英的书迹,则极力推崇。例如,他在信中告诉锡曾:“得张翰风(琦)书横幅一,绝佳。翰风,安吴甥(按,张琦年龄比包世臣大十一岁)。”见尺牍通二六。

他在给何绍基弟子梦醒手札中,论及伦英:

国朝书家无过阳湖女士张婉,名伦英;君求而得之乎?若能知此士书,又不必有天下人书矣。

张伦英,擅北朝书法,所临郑道昭云峰山摩崖,笔力超劲,笔隶之法具备。嫁于阳湖孙氏,晚年随其子到武昌候补,卖书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