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不时从西北吹来的漫天黄沙，已经止息多时。随着日渐增多的鸣蝉、卖冰镇酸梅汤的铜碗叩击声，带来赵之谦另一种苦恼——炎热。他赤着膊，不停地挥动蒲扇，依然汗流浃背。
这是他到达北京的第二个端午，远远传来踏在石砖道上的马蹄声，偶尔轿夫嚷着“让路！请让让嗨！”这些声音，把之谦的思维，带得好远好远。他想到太平时期的家乡节日，并随手在纸上点画起来。
填以香屑，佩戴辟邪的香牌；内装五谷外画钟馗像的小米袋；……但，看起来最有趣的是妇人插戴头上的剪纸老虎。他题《端午老虎》的歌谣：
端午老虎一张纸，边有虎符红绿紫，鹅毛飞飞白发似，两个铜钱买早市。村妪年纪年年高，见人道喜讨喜包，一枝戴上头顶牢，开步不得防跌交。大风吹人来堂坳，果然虎头摇又摇。
之谦随手画着，心里反倒平静下来，汗水也不似先前。他怕北方朋友不解绍兴歌谣，在《端节老虎》画题下面注：“越人剪纸为之，妇女取作首饰。”又在最后句下注：“贼勿偷，虎摇头，谚讥丑妇也。”一位妇女的容颜到了贼见到不想偷，老虎见了直摇头的地步，之谦觉得这谚语也着实刻薄。
描写越俗的《端午景物》，他一共画成八幅组作。其中最有意思，表现弦外之音的是《午时条》。
从图形和文意推测，当是端午那天午时贴出的纸条，上书“五月五日午时□□赤口白舌尽消灭”；可能也是趋吉辟凶的意思。
画中的午时条，上下段字为正面，中间一段折成反面，奇怪的是，纸虽反面，字迹却十分清晰，一如正面墨迹。赵之谦因此借题发挥，在题识中大书特书，抒发心中的孤愤：
午时条（书粘壁上）
村童也要弄纸笔，时到门前条子出，孰为赤口为白舌，一问茫然无可说。但说向来有风气，不曾识得其中意，虽然不识蟆与蛇，却识先生画理差。矾纸千年不渗墨，岂有表里一样耶？先生大笑子勿疑，我书不比轻薄儿，力透纸背知不知！汝书颇类尽消灭，消灭即在转面时，哓哓口舌乌足嗤！
赵之谦远自少年时期，凡事我行我素，诸多违俗，除少数知己好友，多半觉得他狂傲难近，贬多于褒。《近代名人小传》中，记他在北京时的名士风范：
之谦早岁狂放，盛夏辄裸衣坐海王村书画市，挥扇纵谈，人皆以狂士远之。
书画篆刻和诗，他无时不吸收新知，谋求创新，结果也被某些保守之士，目为标新立异，呼为狂怪。因此他慨叹是非毁誉全无标准，只有弈棋，还有几分公道。
近年，在篆刻方面，他自认“伎拙而议之者众”，所以知交外，不敢为刻印。
就诗而言，也借口“伎拙”和“惧多”，废咏已达一年。
谈到他从两岁就开始学书法，他不再以“伎拙”和议多来回避，在《午时条》中，直截了当地斥议者为好弄纸笔的无知村童，是下笔靡弱的轻薄儿，其行径如《午时条》的“赤口”、“白舌”，所写的字，也必将很快地风流云散，像条中的“尽消灭”。
其实，赵之谦不但不轻视充满拙趣的儿童书法——这些从他在《章安杂说》中论拙与野，即可见一斑，连儿童玩具中，可以拼图、拼字的“七巧板”，他都认为有种特殊趣味，为友人拼成悬挂在堂前的匾额。
之谦为友人书旧作诗纨扇中，自言作诗的兴趣，受扶乩者罗道人的启发。令一般读书人费解的，有些被认为江湖术士的扶乩者的字，之谦也独具慧眼，予以珍视：
乩书多佳，以其直下也。余所见乩书有绝奇者；走势甚幻，结体必安。有作隶书者，有正书者，无不工。虽无神仙，可作师友。
——《章安杂说》则七
论及书法境界时，他进一步注释“拙”的旨趣，谓：“画家最高境，古今二人耳。”然而，他这惊人之语，一经说破，反使某些听者，将信将疑；故又曰：“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者，不能书者为最工。”他举上古无名书家为例：
夏商鼎彝，秦汉碑碣，齐魏造像，瓦当砖记，未必皆高密、比干、李斯、蔡邕手笔，而古穆浑朴，不可磨灭。非以规模临仿为之，斯真第一乘妙义。后世学愈精，去古愈远。一竖曰“吾颜也，柳也”，一横曰“吾苏也，米也”；且未必似之，便似，亦因人成事而已。
——《章安杂说》则九
如果想了解同治三年间，之谦书法发展和变化的情形，似乎要从他早年学书历程着手。
之谦早年学书，以颜真卿为主，论者认为他笔力雄浑，结体宽博，不像一般学颜体者那样圆熟，能在颜体书中，显露出自己的性情。
进一步，像他的篆刻一样，篆书和隶书中，有了邓石如的影子。前引，他在给钱式书绎山碑题识的“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即可见出他对邓石如的景仰和服膺。
邓石如对之谦书法上的影响，除邓氏书迹，还包括邓氏学书的过程、结体和章法上的主张，以及高洁的人格风范。事实上，他所见到的石如书迹不多，他在审定一件真伪难辨的“石如”作品后，曾写信给沈树镛：
邓书仍是赝鼎，署款一行，手忙脚乱（印亦无浑古意）可见也。隶亦有谬处，盖从真本影摹成之。装潢虽佳，究不足信。此公书迹，真者甚少，弟十余年来，所见不到十幅也。
之谦所接触到的石如书迹，由手札中可见一斑。
至于石如习书过程，以及冶数体书于一炉的理想，和之谦可谓先后辉映：邓石如，生长于安徽怀宁皖公山下的集贤关，故以“完白山人”自号。在穷乡僻壤，石如自幼好刻石，无师自通地摹仿汉人印篆。其后被推介到江宁举人梅镠府中做客，深受尊重。广览梅府吉金刻石碑版，眼界大开，心灵启悟，放开以前所临古帖，改以吉金乐石文字为师。
石鼓文、秦绎山碑、泰山刻石、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每种临写百本。单是《说文解字》，就手写二十本。勤奋、天分之外，邓石如进一步的钻研，就更值得之谦借鉴；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中描述：
复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
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而纵横阖辟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位微方，与秦汉当（疑系碑字误）额文为尤近……
这种情形，正和赵之谦到北京后，临写及著录古碑，钻研六朝文字、瓦当、古镜、古币等，“印外求印”，探本溯源，先后辉映。相较起来，之谦在临摹上下的工夫，虽没有石如深，但研究范围，似比石如为广。所以他一方面尊崇石如，一方面也企图超越前贤。前引印款中的“龙泓无此安祥，完白无此精悍”、“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之工，自记”，可以见出之谦的企图和自信；篆刻如此，书法何独不然？
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当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
这是邓石如传给弟子包世臣的，由字画结构，到行间乃至整幅字组织的要诀；之谦无论在篆刻、书画方面，都视为不变的真理，并能运用自如。
尤其他大量接触北碑和六朝造像，多方印证之后，更感到此说颠扑不破。
北京的学术环境，使赵之谦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但，北京也处处隐伏着危机，赵之谦从邓石如短暂的北京之旅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乾隆五十几年，邓石如已渐入中年。篆刻书法造诣虽已无匹，却仍孑然一身，足踏草鞋，头戴斗笠，担着箱箧，一面游山玩水，一面鬻字维生。在安徽歙县，为编修张惠言（张琦之兄）修撰金榜所发现，冒雨从破庙中邀请回家，礼遇备至。并转介给居乡的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曹文埴（近薇、竹虚）。
乾隆五十五年，曹文埴进京为皇帝祝寿，深觉像石如这样高洁才智之士，不应一生埋没山林，坚邀石如一同进京。石如虽然答应北上，却不愿与高官同载而行。结果是文埴车轿先三日出发，与石如约定在山东开山相会。
那日，曹文埴高坐官厅上，巡抚以下命吏，一律在堂外侍候，气派非凡。一片肃穆之中，但听蹄声嘚嘚，自远而近，驴上一人，斗笠芒鞋，直朝辕门过来。门吏见了，正在大声喝止，尚书曹文埴却赶紧步趋辕门，必恭必敬地把骑驴人请到上座，向地方大吏引荐：
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我朝第一。
巡抚、知府及一干官吏，听到莫不大吃一惊，赶紧张罗车马从人，准备恭送石如上京。无奈石如坚持独行，只得送到辕门，石如上驴，冒暑向北京行去。
到京之后，大学士刘墉（一般戏剧、小说中称刘罗锅者）、上海左副都御史陆锡熊，都是爱才之士，一见石如书法，大吃一惊说：“千百年无此作矣！”前往登门求见石如。向他请教，礼敬有加。
内阁学士翁方纲（覃溪），素以篆书和八分书，为书坛宗师，他恨邓石如没有到府拜谒，对石如书法颇加诋毁贬抑，耳食之辈随声附和，一起诋毁石如。
未久，名著一时的清官才子体仁阁大学士刘墉，被贬官失势；陆锡熊因病暴卒。支持邓石如的力量顿失。曹文埴只好为他治装及赠金，推介到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沅署中做个清客。
其后，石如辞别毕沅，依旧芒鞋竹笠，仗着笔砚刀石遨游山林。不过又受到嘉定钱坫、阳湖钱伯坰两位名书家的嫉妒和诋毁。
六十三岁，正是古人所谓“人书俱老”，大有可为的年岁，邓石如在皖公山下集贤关的家中，与世长辞。
同治二年除夕沈树镛得汉石经后，之谦觉得石经乃旷世奇珍，遗憾的是后有翁方纲长跋，他函告锡曾：
此本后跋，覃溪共写七叶，然可厌特甚；此公学浅胆大，可恶！
从此不难见出邓石如和翁方纲在之谦心目中的不同分量；其中也不无对妨贤嫉能者的挞伐意味。
赵之谦无论书法篆刻，向以石如为仿效的对象，以超越石如为追求的标的。入京后，无论所受的某些公卿礼遇，所遭致的曲解和诋毁，都与石如相类，颠沛流离、家破人亡之后，无法预测命运会把他带到何种境地。
命运，使他联想到友人姚瑜伯。
那次他、瑜伯和几位好友，在北京如松馆哄饮笑谑。大家都有了些酒意。有人取出自备的印刀印石，吵着请之谦刻印。一旦开了头，似乎每人都有备而来，纷纷出石请刻。轮到为瑜伯奏刀时，之谦一个失神，刀戮手上，血染衣袖。
在他还未来得及洗去衣上的血迹时，惊闻瑜伯牵连到一件考试弊案，丢了纱帽，并发遣西域充军。之谦为了纪念好友，不再洗这件染血的衣服，并题诗袖上，词意凄楚感人。使人进一步体会到他看似狂傲和冷漠的表面下，笃于友情的一面。
赵之谦之子寿佺、寿偘，在之谦行略中，言及他在书法方面所受的影响：
书则初学颜平原，画则兼习南北二派。继而苦心精思，恍然悟书画合一之旨，在于笔与墨化，能用笔而不为笔用；乃求笔诀于古今之书，得泾县包氏（世臣）、阳湖张氏（琦）所论著，而知勾捺拒送，万毫齐力之法。
之谦也在《章安杂说》中说：“余论书服膺包慎伯。”因此，谈到之谦书法所受到的影响，不能忽略包世臣、张琦，乃至张琦善书的女儿张伦英。
世臣（慎伯、倦翁）安徽泾县人，嘉庆十三年举人，官拜江西新喻知县，卒于咸丰五年；其时之谦二十七岁。
张琦，江苏阳湖人，字宛邻，号翰风，以举人官山东章丘、馆陶等地知县。包、张二人为舅甥，有相同的书法嗜好，在感情上，如密友般相互切磋。嘉庆二十几年间，二人同客京师，当面或以手札讨论书法，往来无虚日。其后同客济南，所得北碑极多，包世臣将二人对北碑的研探，录成《历下笔谈》。
世臣早年，书学颜、欧、柳等体，二十七岁师事石如，后以北碑为依归。张琦书法是将汉八分书，掺入真书和行书，又以北朝的真书敛分势成一折衷书体。舅甥二人均采折衷书体之后，在风格上变得相当接近，以至于二人书法并悬一室时，何者为包，何者为张，外人竟难以分辨。包世臣不得不出面说明：
然余书尚缓，翰风尚峻，微立异同。
从这一层意义来看，习颜、习邓的赵之谦进京后，全以北碑为宗，逐渐形成“颜底魏面”的书风，其为“合体”或“折衷体”的本质，和包世臣、张琦路线，并无二致。
包世臣自少至长，为了书法，遍访名师益友，指点切磋，从执笔法，到“逆入平出”、“勾捺拒送，万毫齐力”的运笔方式，乃至结体、章法，有一套集诸家所长的完整论述，这就是他的论书名著《艺舟双楫》。
之谦《章安杂说》中，有多则书论，都是由诠释和发挥《艺舟双楫》的论点而来。例如，早期世臣以十年工夫，练成提肘写字，使全身力道凝聚笔锋，能下笔即成“双钩”。“双钩”不同前述以墨线双勾字边，而是下笔写字时墨汁聚笔画两边，如溪流一般酣畅自然。当他更深入锻炼，体验古代各家笔法之后，笔下竟呈现另一种特殊现象；世臣曾形容：
一年之后，书中有中线矣。每以熟纸作书，则其墨皆由两边渐燥至中，一线如丝发，墨光晶莹异常，纸背状如针书。自谓于书道颇尽其秘。
——《述书上》
“双钩”、“中线”，许多名书家终生难到的境地，世臣竟在而立之年有了这种造诣。
之谦《午时条》中的“我书不比轻薄儿，力透纸背知不知”，所指的也就是世臣所体验过的“双钩”和“中线”的笔力表现。
包世臣苦练十余年的提肘悬腕功夫，之谦《章安杂说》中，比之为求仙内外功：
求仙有内外功，学书亦有之；内功读书，外功画圈。
可见，正如胡澍在《二金蝶堂印谱》序中说的，书画篆刻，之谦于技法（外功）之外，极重视属于精神内涵的“书卷气”。
石如所授结体、行间及整幅布局外，世臣书中更谈到得自当湖书家黄乙生（小仲）的笔法，他说：
书之道，在左右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画之工拙不计也。
接着，世臣谈到此说对他的启悟：
余学汉分而悟其法，以观晋唐真行，无不合者，其要在执笔，食指须高勾，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中指内勾，小指贴名指外，拒如鹅之两掌拨水者；故右军爱鹅，玩其两掌行水之势也。
——《述书上》
世臣在答吴熙载九问中，又提及类似问题：
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
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按，指赵孟）书如市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
对于这个问题，赵之谦似乎特别有兴趣；他在《章安杂说》第十九则，有精辟的发挥：
古人书争，今人书让。至馆阁体出，则让之极矣。古人于一字上下左右笔画不均平，有增减，有疏密。增减者，斟盈酌虚，褒多益寡，人事也。疏密者，一贵一贱，一贫一富，一强一弱，一内一外，各安其分而不相杂，天道也。能斟酌褒益不相杂，其理为让而用在争，人不知为争也。今必排字如算子，令不得疏密，必律字无破体，令不得增减。不惟此，即一字中亦不得疏密，上下左右笔画不均平，使偏枯，使支离，反取排挤为安置，务迁就为调停。
不知何故，之谦文章、题跋中，较少提及张琦的书论，但对张琦和其女张伦英的书迹，则极力推崇。例如，他在信中告诉锡曾：“得张翰风（琦）书横幅一，绝佳。翰风，安吴甥（按，张琦年龄比包世臣大十一岁）。”见尺牍通二六。
他在给何绍基弟子梦醒手札中，论及伦英：
国朝书家无过阳湖女士张婉，名伦英；君求而得之乎？若能知此士书，又不必有天下人书矣。
张伦英，擅北朝书法，所临郑道昭云峰山摩崖，笔力超劲，笔隶之法具备。嫁于阳湖孙氏，晚年随其子到武昌候补，卖书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