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赵之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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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终身钱

同治二、三年间,之谦刻印最多的,莫过于沈树镛的名印、字印、斋堂和收藏等印,其次则为自用、胡澍、魏锡曾及两位弟子之印。边款中,常记述印文仿效的对象,使人知道他所刻无不有所根据,绝非像某些人所指责他的“标奇立异”和“向壁虚造”。

仿古文物的印章,以仿金文的最多,其中有仿秦诏、汉镫、古泉及镜等,不一而足。

一两年来,之谦无时不在关怀体弱多病,孑然一身的钱式。他远寄温州钱式的印文,就带有关怀和祝福的意味。“寿如金石佳且好兮”,款:

沈均初所赠石,刻汉镜铭,寄次行温州。此篆游戏三昧,然自具面目,非丁、蒋以下所能;不善学之,便堕恶趣。悲翁并志于祝福、指点文字来历、表现胸中自信之外,之谦也慎重告诫钱式,要善于仿习,以免堕于恶趣,一片栽培的苦心,跃然石上。

效法秦量诏版的例子中,一方是同治五年为何传洙刻的“竟山所得金石”白文印,一方是同治二年为沈树镛刻的“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白文印。从沈印的边款中,可以见出经过十来月的辛勤耕耘后,之谦在此道当仁不让,超迈前贤的气概:

取法在秦诏汉镫之间,为六百年来模印家立一门户。同治癸亥十月二日,悲盦为均初仁兄同年制并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文字、秤锤、量等工具,均令统一。秦权上面的铭文,钉在秦量上的诏版,都以当时的小篆铸成。两千年后看来极富古拙之趣。汉镫文字,往往是带有隶意的篆书,之谦此印,颇有冶秦篆、汉篆于一炉的意味。

之谦运用在印章上面的碑碣摩崖等北方书法和图案,以“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封禅国山碑”和龙门摩崖造像为主,并有仿古鼓文者。

祀三公山碑的书体,介于秦篆圆转和汉隶径直之间,关于此碑的来历也极为有趣。

汉安帝元初年间,河北元氏县西的“常山国”,蝗、旱成灾。据说,向西方三公山祭祀祈求可以解除灾厄;不过这时的三公山正为羌族所据,无法前往祭山。常山相冯氏,以变通的方法,在国东的衡山设殿,招请三公山灵前来接受隆重的祭典,结果天降甘霖,民困顿时解除。因此常山国人在祭处立碑,感谢山神,并表彰冯相的功绩。

三国时,吴孙皓天册元年,天现祥瑞,石头上出现“吴真皇帝”字迹,次年正月改元为“天玺”元年,于八月前后,在南京城南方岩山立碑以记其事。碑文书体奇伟刚劲。遗憾的是,原碑发现时早已折成三段,到了嘉庆十年更毁于战火,所以连拓本都十分宝贵。

封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有连续性,孙皓于出现祥瑞改元天玺之后,丞相及百官上封禅礼以应天命,在宜兴西南五十里国山下勒石立碑。碑文由中郎将苏建所书,刻工为殷政何,也是混合了隶书笔法的篆书。

古碑之外,摩崖造像盛行于南北朝时的北方。后汉时刻于陕西褒城县石壁的“石门铭”、“开通褒斜道石刻”,字体都在之谦印文出现过,边款中也加以记述。

留在山东掖县及益都县的摩崖很多。掖县天桂山、云峰山,有北魏书家郑道昭所书“郑羲上碑”与“郑羲下碑”,不仅是沈树镛不计代价搜求和珍藏的对象,也是之谦钻研临摹的对象。

之谦印文和款识中,参考最多、影响最大的,则是洛阳城南伊水畔的龙门石壁和洞窟的摩崖造像。

致力于汉化的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逐渐开凿龙门石窟,其后历经隋唐五代,佛龛、石窟、造像记、题名,多达数千件以上,大小不拘,形式各异。有的佛高数丈,如以武则天容颜为蓝本的“卢舍那”大佛;有的高仅数寸。前引之谦“湌经养年”印身所刻佛像和有格眼的阳文造像记,即属龙门造像的风格。

入京后的之谦,既未在礼闱中一展身手,也没有官职,仅为沈树镛做些不固定的刻印、钩碑与考据工作。想重金得到他印章的虽大有人在,但三五知音外,他绝不轻易奏刀。因此,仍是飘萍不定的羁旅,也就无法像他应许钱式那样,找个“植根”的地方。经常受他教导呵护的,反倒是朱志复。之谦仿古碑章中,有方“朱志复字子泽之印信”的白文印,款刻:

生向指天发神谶碑,问摹印家能夺胎者几人,未之告也。作此稍用其意;实禅国山碑法也。甲子二月,无闷从款中,可以看出,之谦对天发神谶碑和封禅国山碑的理解和重视,自信摹印家少有能出其右者。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在篆刻方面的企图;于皖浙合流、“印从书出”、“印外求印”之余,进而想把古代文字中的“篆分”、“秦诏汉镫”、“天发神谶碑”、“祀三公山碑”等文字,融会贯通,成为完整的艺术新创。

同治二年冬为沈树镛刻“福德长寿”白文印,款书:

龙门山摩崖,有“福德长寿”四字,北魏人书也,语为吉祥,字极奇伟。镫下无事,戏以古椎凿法,为均初制此。癸亥冬,之谦记为树镛刻的“沈树镛同治纪元后所得”白文印,之谦言采用祀三公山碑的篆分合法。此外,在仿石鼓、汉砖的印章,也各有一例,加上其他仿碑和摩崖的印章,看起来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给。

沈树镛大量购藏摩崖碑版,考证研究之余,更使他朝思暮想,日夜奔走探询的,是后汉灵帝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以七八年时间刻成的“熹平石经”。

东汉灵帝时大臣马日晖等,奏请以标准字体刻六经文字,立在洛阳太学门外,供学者研习。据传为名书家蔡邕等执笔。从前虽有刻成古篆、篆、隶三体的说法,但遭董卓、晋永嘉等乱后,石碑早已残缺不全,现存拓本仅有隶体。

二年秋天,石经拓本稍有眉目,尚未买到手时,树镛便请之谦将预备藏经之室,额为“汉石经室”。除夕夜晚,树镛专程到之谦寓所,告诉他石经已经以二百金买到手的喜讯。当元旦鞭炮声、贺岁声响起之际,两人开始在石经室中,观赏及祝贺。欢喜赞叹之余,之谦奏刀,刻“汉石经室”、“如愿”一大一小两方阳文印。

二年腊月,赵之谦检点一年来的北京生活:撇开家庭的悲剧不谈,北京一年真是安定平稳的岁月。潘祖荫、刘铨福、沈树镛,几位金石与图书收藏家,提供他丰盛无比的研究资料,馈赠金钱、碑版、印石乃至食粮。更欣慰的是著作陆续完成,书法篆刻突飞猛进。

他看着因握刀而起茧的指和掌,想着魏锡曾满载印稿与碑版南归的身影,脑中浮起了韩佛生戏称他们为“印奴”,以及他所刻的“印奴”小印。

锡曾于福州编《二金蝶堂印存》,之谦在序中说:“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赵之谦想到这里,无限感慨地磨刀,刻“终身钱”三字白文印,并落长款曰:

……南望无家归何所,但有二三孤峻侣,商量金石当撰著,刻此解嘲忘尔汝,即此是钱天亦许,任我终身轻取与。怜家富人闻盛举,急走来视筐及筥,妙手空空不知处,令彼一时神色沮。终身钱,足咀,盗贼不忧,忧几辈鼠。癸亥十二月,悲盦居士自作。并题一诗,取笑。

这时的赵之谦,尽管对书法篆刻的喜好愈来愈浓,另一方面怀乡和想念劫后余生女儿的情绪,也无时不在心中萦绕。但为了前程,和不负已故父母当日的殷望,只好暂时抛开一切,在味同嚼蜡的八股文堆中,将希望寄托在一年后的礼部试和殿试。

凡事有得必有失;之谦在温州和福州两地,由于江湜、锡曾二位诗友为伴,重燃起早年对诗的热爱。遭遇坎坷,感慨又多,朝夕吟咏唱和;《悲盦居士诗》中,大半为此际所赋,由钱式整理抄录。

前在温州和福州,江湜是他的知音,认为之谦诗多弦外之音,不失风人之比兴。入京后,宦游京师的乡友周星誉(彦谪,畇叔)侍御,把他介绍给潘祖荫。

祖荫(伯寅、郑盦),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官拜宗人府丞。藏书较树镛还多,雅好金石,并计划刻书以保存战乱期间逃过浩劫的文化遗产。潘氏读了之谦贽见的诗抄,但觉他感情充沛,对世事观察体验,均有独到之处,赞不绝口地说:“二百年来无此手;人事、世情都道尽矣!”对之谦看似随手拈来的题识,潘氏也认为隽永可喜,有功于世道人心。于是他像沈树镛一样,对之谦礼遇有加,审定金石,著录编校,多委托之谦。

可是,入京后一年期间,之谦却少有诗作。《悲盦居士诗》中,仅收的一首是赠棋僧秋航的一首五律,其余零零散散的诗与联,散见于书、画的题识。

秋航,扬州人,俗姓赵,名湛靖,高龄一百零一岁,是少见的人瑞。之谦赠诗云:

惟佛无量寿,一公天告存,悟从生灭法,留得是非根。大局尔犹顾,重围我不奔,他年纪善弈,成败或同论。

之谦自少多才多艺,围棋、鼓琴均是他的爱好。经过人生的种种磨炼,更领悟到是非毁誉,并无一定标准,而棋盘上的成败,反倒显得光明磊落,较少侥幸,因此他所到之处,对弈棋名手,心怀敬重。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完成一部《善弈记》,把清朝开国以来,从顶尖到三、四手弈者的姓名、棋艺记录其上。

同治三年开年之后,他连赋《和陶诗》三首,禅味十足地写出一个人“形”、“影”、“神”之间的论辩。

首先,“形”抱怨“影”,朝夕与共,时时逼人,却又扑朔迷离,忽隐忽现。“形”责“影”是:“相见如相亲,相亲愈相疑,适从何处来,知否我有辞?”影子不甘示弱,立刻还以颜色,认为倏乎来去的影子,不免为喜怒哀乐的身形所累:“于道形清静,于佛念生灭,汝恒为心病,我自不肠热。风月无行地,山川有崩竭,将有来比无,显哉此优劣。”“神”静观“形”与“影”的争辩,觉得实属无谓。天地无非万物之逆旅,随着道和气数而消长,有什么值得争论?因此,“神”曰:“且各守尔分,求得性之具,本来判黑白,焉用相毁誉!此与生俱尽,彼亦时引去,溷迹一天地,忍愿为我惧?比诸何有无,当息身外虑。”

关于诗,之谦自言原本并无兴趣,直到十九岁那年春天,受绍兴大坊口一带扶乩者罗道人的影响,才有意于诗。他在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所撰《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曾叙述一段少年时为赋诗与同学何自芸互相争论的往事,意指生平所学,杂乱无章。其中有一段,可算对其诗的自评:

余时不喜为诗,数年不作,偶有作,信手涂抹成数十百言。若庄,若谑,若儒,若佛,若典重,若里鄙,若古经,若小儿语;自芸大恶之,目为颠痫。

诗为心声,表现出一个人的性情和思想,也流露出人生的际遇和学养。之谦曾在《书江弢叔伏敔堂诗录后》,自我剖析行事和思想:

其行事,求经不得,比史不得,等之小说家且不得。其言论,非皇古,非晚近。儒无是,入之佛,佛无是,问之道,道无是,推而远之至于域外,如夷说耶稣新旧诏(按指新约、旧约)、希腊腊顶书仍无是。四千三百年中事,日积月出,不可思议,其可心得;余得傲弢叔者,有此。

此外,他也有仿效“寒山体”,诠释南宗禅学的诗作。

从他学诗的过程,对早年作诗的风格,和对遭遇、思想以及行事的自我分析,不难使人对他的诗作,有进一步的了解。

之谦曾在“叔度所得金石”印边,慨乎其言地刻:“生平不肯为人刻印者,以伎拙而议之者众也。”对于诗,他同样有所顾忌,唯恐因循保守之士又说他“标奇立异”,所以也只好自认“伎拙”、“惧多”,非面对知音好友,绝不轻易赋咏和抄录。同治三年七月,他为友人景初书旧作《读史杂感》纨扇时,就在后识中写:

故余平生不敢于诗,自知伎拙,且惧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