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第十五章所提到的《双钩汉刻十种》,是之谦入都以来最艰巨的工程,由春经夏,直到重阳始告完成。先是沈均初、胡澍、之谦共同考据审定,由之谦执笔双钩并书写考证文字。八月魏锡曾进京,随即以其丰富的书学和精确的考据素养,日以继夜地参与其中,使得工作愈加顺利。从之谦九月十日所作序中,可以见出他从事此一工作的心境。
乾隆、嘉庆年间兴盛一时的金石著录,耆儒魁硕,以为考证论述的凭藉。但曾几何时,士大夫的兴趣,重新转向已经式微的程朱余绪,讲明心性之学,视金石考据为玩物丧志。十年之久的战乱,拆庙宇,毁石碑,多少收藏家数代心血,付之一炬。之谦写道:
昔人竭金钱日力有之,以为大文奇宝者,顷刻灰烬,幸而存者,千无十焉。
谈到自己家中景况,之谦更是痛彻心肺:
辛酉遭寇难,全家五人,死者三。七世祖旌孝子伯宁君所藏李伯时画十叶,守己百九十一年,亦毁于贼。俯仰身世,言之心痛。
归根结底,他双钩汉碑的动机,在保存书法和历史文物,如他在“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边款中所述:“不能响拓能双钩,但愿文字为我留,千古后人来相求。”
双钩本,由之谦亲自题,请篆书名家胡澍书内封,正本归沈树镛,稿本则赠魏锡曾。
为纪念几位好友数月间的劳绩,之谦刻了一方多达二十四字的共同审定的“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印为白文,六行,每行四字,行间刻白文直格线,论者认为直格线使结构紧凑,设计得极为巧妙。印的底面刻:“同治二年九月九日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成遂用之”。款中记述审定的过程:
余与荄甫以癸亥入都,沈均初先一年至,其年八月稼孙复自闽来。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刻此以志一时之乐。
底面和边款,均以白文刻成,也都加上细线界格,工整异常。
三年后,之谦又双钩《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目》,是学篆书的范本,可见他在这方面工作的勤奋和用心良苦。
之谦到北京头一年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二金蝶堂印谱》的完成。
这部由锡曾所辑的印谱,包含范围很广,有他在闽所辑的《赵之谦印存》,钱式在温州拓存的之谦印稿,朱志复所拓之谦入京后为潘祖荫、沈树镛及胡澍等人所刻,以及之谦为锡曾新作酬知各印。
朱志复(遂生、子泽),江苏无锡人,是之谦在北京的弟子。旧日门生冯灿、潘良骏已失去联络,钱式远在温州,因此,志复成了之谦最得力的助手。志复家境优裕,之谦也不必为他的生活和前途操心。协助锡曾拓印外,志复也积极收集之谦入京后的印稿,辑《二金蝶堂癸亥以后印稿》;于同治四年刊成。
新合成的《二金蝶堂印谱》,包括最早的咸丰三年二十五岁的作品,及至同治二年冬编辑完成前的近作。
同治二年十月既望,胡澍作于北京城西瓜尔佳氏寿鸿堂的一篇长序,表现出他对印学源流、变化和对之谦印风,都有深切的了解。此序因作于之谦篆刻发展的尖峰,应属对之谦篆刻成就的定评。
对近世浙、徽两派的看法,胡澍和之谦论点颇为一致:
遒劲宕逸者为浙派,浑圆茂美者为徽派。而波流既靡,浮媚险怪之弊丛生焉。
“浮媚险怪之弊”,也就是之谦序吴让之印谱所指的陈鸿寿、赵之琛等末流习气。胡澍又说:
自我朝钱塘丁龙泓、怀宁邓完白两先生出,精研苍雅,神明规矩,为徽、浙两大宗,后生摹仿,知所宗仰,窃尝论之。
胡澍畅论近世印学渊源之后,话锋转到之谦,指他不但能融合徽、浙二派,且能于“印内求印”之外,进而在彝鼎砖瓦镜铭碑额等物中,深入体会,以达“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新风格。他说:
吾友会稽赵叔同年……初遵龙泓,既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渐益贯通钟鼎碑碣铸镜造像,篆隶真行,文辞骚赋,莫不触处洞然,奔赴腕底。
序中的“篆隶真行,文辞骚赋”,一方面标明之谦于各体书法的钻研不遗余力,故能达到他平时所说“古印有笔尤有墨”的境地;另一方面,也指出之谦篆刻中所流露出来的浓厚书卷气。
“印从书出”,一般认为首开风气的是邓石如。石如以汉碑篆额入印,之谦从青年时期就钻研邓氏印法和篆书,故早有体悟;杭州失守前所刻印中,就可见出“印从书出”的例子,如“北平陶燮咸印信”白文印,款谓:“为模汉铸印法,谛视乃类五凤摩崖、石门二刻。”“星遹手疏”白文印款中表示:虽仿汉印,却很像吴纪功碑。又为“丁文蔚”白文印,款指“颇似吴纪功碑”。凡此显示,入京前的赵之谦,早已从书中寻求刻印的灵思。居留北京后,在汉碑秦篆以及六朝文字上所下的工夫,对他的篆刻,自然更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再往深层探讨是,之谦篆刻中,有其独特的个性,和生平际遇的表现。胡澍说:
辛酉遭乱,流离播迁,悲哀愁苦之衷,愤激放浪之态,悉发于此。又有不可遏抑之气。故其摹铸鏧也,比诸三代彝器、两汉碑碣,雄奇噩厚,两美必合。规放阳识,则汉氏壶洗、各碑题额、瓦当砖记、泉文镜铭,迥翔纵恣,惟变所适;要皆自具面目,绝去依傍。
论及之谦篆刻边款,胡澍认为与南北朝摩崖造像,同臻其妙。之谦类似汉碑与六朝摩崖造像的款识,在同治二、三年间,并不少见。首先是为胡澍刻的“绩溪胡澍荄父”、“同孟子四月二日生”白文双面印。印身一面于边栏中刻一只造型古朴的龙形图像,一面刻篆书“崇山少室石阙汉画象龙”,再一面则刻有白文竖线的“荄甫属刻两面印谦”八字。
白文“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无年款,推测当年于同治二年冬天前后。边款刻着一匹奔驰的马背上,一人作倒立的特技表演。上面六分之一处,阴刻“走马角抵戏形”数字,下面六分之二,阴刻“崇山少室石阙汉画像之一”。另面为阳文、界格,楷书“悲盦为稼孙制”。整体看来,古雅而庄重,使人神往于两千年前的古昔时代。
同治三年上元节次日,之谦刻“湌经养年”白文巨印。印边一面阳刻一尊坐佛,其余三面俱为阳文、界格,刻:
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正月十有六日,佛弟子赵之谦为亡妻范敬玉及亡女蕙、榛造像一区。愿苦厄悉除,往生净土者。
论及当代印林风气,鲜少能就文字发展、篆刻源流,参考古代文物会通一贯,推陈出新,胡澍慨叹:
昧者不察,乡壁虚造,竞出新奇。矫枉之士,墨守六书,等诸梗禺;楚虽失之,齐亦未必得也。
从这一观点来看,胡澍既肯定了之谦为篆刻界所开辟出来的坦途,也高度肯定了之谦篆刻及款识的独特创意。
同治二年八月至同治二年冬,锡曾返闽就任盐大使约三个月期间,之谦为酬谢锡曾协助考证、拓辑印谱,赠印颇多。其中有的称扬锡曾的孝思,如“小人有母”,细长形朱文印;款:“稼孙属刻此四字,有孝思焉,亟成之。叔”。那时,锡曾刚经泰州到达北京,一面与之谦欣赏吴熙载赠印和所拓印稿,一面谈到和生母劫后重逢的天伦之乐,因而请之谦刻赠此印。
“鹤庐”,是一方长方形的朱文印,印文横排。印身较宽一面的篆书款,仿佛汉碑篆额,文曰:“稼孙葬母西湖白鹤峰,因以自号。叔刻之,壬戌九月。”
同治元年九月,之谦仍在温州。同治二年八月,锡曾携带此印入京,同时也要求之谦为文,记述他的母亲王氏苦节事迹。故之谦在印身的另面刻:“癸亥八月,稼孙来京师,具述母夫人苦节状,乞为文,并记事其上。”前第十章曾引“巨鹿魏氏”白文印,四面长款,畅谈古今印的差别,并引锡曾为此道的知音。最后几句是:“送君惟有说吾徒,行路难忘钱及朱。稼孙一笑,弟谦赠别。”文中“钱及朱”,指的是之谦时时不忘教导呵护的钱式、朱志复两位弟子,他们也是为锡曾搜拓印章的最佳助手。尾句的“弟谦赠别”,表明篆刻时间,为同治二年十月下旬,锡曾整装南行之际。
其余的如稼孙所拓长形朱文小印,款:“稼孙来京师,将遍访金石,拓之以去,因刻。悲盦记”。
“印奴”,长形朱文小印,款:“稼孙喜集印谱,佛生以‘印奴’目之,戏为刻此。悲盦”。大概觉得言犹未尽,所以又在另一面刻:“稼孙为我集印,稼孙属我刻印,皆印奴而已。又志”。
类此,一方方小印,寥寥数语的款识,表现出他们对篆刻艺术的热爱,彼此间的深厚情谊和风趣。
在之谦、锡曾相聚北京,共享金石之乐时,也没有忘记远在福州的诗友江湜。锡曾出钱购买佳石,之谦操刀,刻了一方龙飞凤舞般的细画阳文印,邮寄福州,时为十月十六日;锡曾入都,转眼已两个多月。
回忆锡曾在北京期间,是沈、胡、赵、魏四人考证工作的巅峰期。沈树镛的书斋中,满摆着陶瓦古彝、各种碑版和前人的金石著录。墨香中,混合着提神醒脑的鼻烟气味;这就是使沈树镛、胡澍、魏锡曾和赵之谦乐而忘忧的学术殿堂。
他们每考据一物,先把器物的形状和铭文拓印到纸上。与毛西堂共同研创用渲淡法拓印款的锡曾,对于拓印器物、造像,也有独到之处。他们遍翻著录,参考史书记载,共同探讨器物的规制、用途和所属的朝代。许多文字学上的问题,研究《说文解字》和正从事《六朝别字记》写作的赵之谦往往迎刃而解。入秋后的北京,气候已有凉意,但体质特异的之谦,虽然穿着单衣,头上仍然蒸发出汗气。他拈笔蘸墨把审定的结果写在拓本上。胡澍对器物收藏、流转的过程,如数家珍,下笔则长篇累牍。
考定之后,连同沈树镛、魏锡曾,一体在拓本上面钤盖印章。这些印章,几乎全出于之谦之手,因此,把这些拓本按器物如“古器物”、“泉币化布”、“艁象题记”等分门别类装订成册时,就仿佛是《二金蝶堂印谱》一般。对身为书画篆刻家的之谦而言,这种考据工作,另有创作上的参考价值,使他步入“印外求印”的重要阶段,拓宽了篆刻的领域。
进京后广为接触的,金文方面,为三代至隋唐历代的铜器;钟鼎之外,包括秦度量衡的铭文、诏版,日用的铜镜、铜洗,小至各国钱币。刻在石质和陶土上的,有碑碣、摩崖造像、砖瓦以及古代的陶器。种种器物上的文字和图案,不但古朴茂美,且一代有一代的不同风貌。其中文字,固然不乏出自名家手笔,也有出自工匠的作品。但看在重视“拙”趣、质朴,不乐纤巧雕琢的赵之谦眼中,都具有生动和真诚的美感,无一不是他学习和效法的对象。此外,就他的书法发展而言,对各朝各体书法钻研融会的结果,逐渐形成他“颜底魏面”的独特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