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赵之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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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忘拙忘巧

同治元年冬,赵之谦停留在温州期间,得到上海传来讯息,锡曾生母王氏健在,一位弟弟已经出险。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谦可以想见此一佳音对渴思焦虑中的锡曾多么重要,当即在十月十四日信中转达锡曾。

同治二年春天,锡曾四弟锡暜奉母到达福州,母子兄弟他乡重见,恍然如梦。

锡曾周岁时,痘、痤疮同时发作,满头满脸都是毒疱,无法躺卧睡觉。据生母王氏回忆,只额头一寸宽窄的地方没长脓疱。她只好竟夜坐着,为锡曾支撑这“方寸之地”,使他得以少睡片刻。

三岁幼儿,正需要母爱,祖母却命王氏把锡曾过继给已故的堂伯为后。王氏不敢违拗婆婆之命,对锡曾又难以割舍,竟连着哭了十天。所幸过继后,寡居半生,年已四十八岁的继母,对他颇为疼爱,才使生母落下了心中的大石。

劫后重逢的喜悦,和叙诉不尽的凄凉悲痛中,锡曾和生母相聚五十三天后,他由训导改叙为福州盐大使已经获准。正式任职前,依规定要进京,由贝勒、亲王当面看看五官、身材和人品气度,谓之“验放”。母子团聚,叙官也有了着落,也算是双喜临门,以后不怕不能尽孝。大约端节过后,锡曾安心北上,一路上搜集金石资料,或拓印名家篆刻,以便辑成印谱。

对于金石碑版的搜集,魏锡曾除了“勤”字外,还有些无攻不克的高招:比如想钩摹、拓印某些名藏品而不获信任时,他会取出囊中珍藏作为抵押。再不能如愿以偿,他会跪地不起,直到对方软化为止。所以韩佛生为他取个雅号,叫他“印奴”。

北上行程中,锡曾计划前往江苏泰州,访问一位孤僻的书画篆刻大师,邓石如传人吴熙载(让之),求赏吴氏珍藏和他那名著一时的篆刻艺术。除了准备上述一应招数之外,锡曾又带了辑成未久的《二金蝶堂印存》作为贽见之礼。

吴熙载所住僧舍门前,有一幅楹联:

有子有孙鳏寡孤独;

无家无室柴米油盐。

熙载愤世嫉俗之情,跃然联中。

多年来,贫穷孤独,缺乏子女照顾和家庭温暖的熙载,给人一种冷傲难近的感觉。高龄六十五岁,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并无老态。靠为人作书,勉强维持生活。

之谦多年前见过熙载的法书和一两方印章,对他可算仰慕已久,只因战乱缘悭一面。熙载书学邓石如和包世臣二家,之谦对熙载篆书称赏不已。在他心目中,清朝篆书以邓石如居首,次则熙载与胡澍;意为三人之外,自己应是当仁不让。

想不到锡曾初次造访,竟蒙熙载以篆书相赠。到北京后,他更先后求篆于胡澍和之谦,想集三美于一册之中,胡、赵二人自然义不容辞。锡曾到京的次月,之谦为他篆书“解深密经胜义谛相品”,后识:

稼孙既乞让翁、荄甫二君篆书,属予为此,趁笔使气,绝无学力,可笑也。同治癸亥九月,弟赵之谦谈到印章,熙载告诉锡曾,由于目力衰弱,已久不为人刻印。见到之谦所刻熙载名印的边款:“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熙载颇为动容。因此在锡曾一再勉强下,竟为锡曾刻三方印章,为之谦刻了两方。这意外收获,使锡曾大喜过望。遍观之谦印存后,熙载似乎偏爱接近汉官印的作品,并指系学自邓石如。他对之谦学丁敬、黄易、蒋仁(山堂)、巴予藉诸家印风,或合浙皖于一炉的独创风格,则表示不以为然。

从他应锡曾之请,序《二金蝶堂印存》短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之谦篆刻的观点:

……中有自刻名印,且题其侧曰:今日能此者,唯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见重若此,愧无以酬知,谨刻两方呈削正。盖目力昏耗,久不事此,不足观也。窃意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

同治二年七月,让之记;时年六十有五。

为了进一步了解熙载对浙派诸家的看法,锡曾取出丁敬、黄易等印谱供他观赏。

熙载对之谦认为浙派正宗的丁敬、黄易和蒋仁作品,无一欣赏。但对浙派末流的赵之琛(次闲)、陈鸿寿(曼生)印作却赞赏不置;且认为赵胜于陈。

与之谦相交年余的锡曾,深知熙载和之谦论调大相径庭。

之谦篆刻,自少便学陈鸿寿,后与丁、黄相较,发现鸿寿由浙宗一变而为放荡,于是尽弃前学,改由丁、黄及邓石如印法,重新起步,上溯六朝秦汉。赵之琛学陈鸿寿后,由于才华不足,因此变本加厉,狂怪媚俗;一般印工以为奇妙,争相仿效。熙载论为赵胜于陈,恐怕之谦也难能首肯。

魏锡曾泰州之旅,除了获得五方印章,也利用空闲时间,四处访拓熙载篆刻,每方印拓达二十份之多,准备辑成《吴让之印谱》。吴熙载见锡曾准备就绪,喜形于色,亲自作序。

八月的北京,花红、海棠、马牙枣纷纷上市,卖果干藕片的铜碗到处叮叮当当响着的时候,满怀丰收喜悦的锡曾来到了北京。异地重聚后,随即一起沉埋到潘祖荫、沈树镛及一些藏家的宝库之中。

魏锡曾在泰州搜拓吴熙载印章的初秋,他那劫后余生的生母王氏,在福州寓所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一岁。

锡曾何时得到母丧噩耗,不得而知,从之谦为他所刻诸多印章边款推测,其南归日期,当在同治二年十月下旬。十二月路经泰州,吴熙载又为他刻“魏稼孙鉴赏金石文字”长方形白文印一方,款:

同治二年十二月,稼孙将之闽,作此志别。让之

由此看来,说不定锡曾直到返回福州后,方知和生母已天人永隔。他在同治三年三月所撰本生母王太孺人事状中,无限悔恨地写:

迨太孺人航海南来,锡曾承侍色笑五十三日,徒以故里邱墟,冀觅升斗之禄,由训导改盐大使,入都验放,天夺之魄,进退失措,猝遇大故,躬丽贲辟,媮息延喘,朝露何言!惟思太孺人仁孝抚孤,以年齿格成例,未与旌典,世有君子,表彰苦节,宜蒙垂访,诠述以待,乃后嗣之责。

若早得噩耗,锡曾奔丧不遑,万不会滞留北京达三个月之久,与之谦、胡澍等日以继夜地探讨碑版古彝,共享金石飨宴,南归时再到泰州,从容不迫地造访熙载。而他理想中,能表彰其继母和本生母苦节的,无过于好友之谦。

锡曾与之谦一起鉴赏熙载印拓,分成内、外二编,选出合意者十居其九,看法不一的占十分之一。至于能不能当熙载和其他印人之意,也就在所不计了。

之谦欣赏的,仍然是熙载师承邓石如的作品。这些正宗的徽派作品,也就是之谦所谓浑厚、平实的风格;看似容易,但实践起来,却极为困难。

他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评断熙载:

让之于印,宗邓氏而归于汉人,年力久,手、指皆实,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

不过,之谦听锡曾转述熙载对浙派诸家的看法,序《二金蝶堂印存》的观点,再参照熙载印谱,他感到这位年迈的印人,想要突破徽派传统,掺以浙派印法。只是熙载对浙派了解有限,误把陈鸿寿、赵之琛认作浙派正宗。

为了厘清世人对徽、浙两派的混淆,之谦既批评了陈鸿寿和赵之琛的印风,也坦率地陈述熙载求变的偏差:

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也;今让之所刻,一竖一画,必求展势,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让之称次闲由此。

让之论余印,以近汉官印者为然,而佗皆非,且指以为学邓氏;是矣,而未尽然。

书画篆刻中的“拙”字,是之谦最推崇的表现风格,从他《章安杂说》中,对于拙与野的析论,即可见出。他学习邓石如的印法,重点就在邓印充分地表现了“拙趣”。他视丁敬如神明,因丁印“忘拙忘巧”,纯任自然。他批评鸿寿、之琛,是深恐印坛后进一窝蜂地追求二氏的习气,误入歧途。而他对熙载的忠告,不过希望熙载能融入正宗的浙派——丁、黄、蒋的印法。

想不到此序一出,印坛哗然;浙派指他对晚近浙印评论不公,徽派认为他意在排斥徽派大师吴熙载,仅将熙载列为“能品”。

批评赵之谦这篇印序的风潮,愈演愈烈,到了同治三年冬天,任职于福建盐大使的魏锡曾,不得不为之谦说句公道话。他在《吴让之印谱跋》中,首先叙说访问吴熙载的过程,和吴氏的论点。

接着,他从篆刻史的观点,论徽、浙两派的发展和渊源。他指出浙、皖二印派争论的关键是:

……而习次闲者,未见丁谱,自谓浙宗,且以皖为诟病;无怪皖人知有陈、赵,不知其他。余尝谓浙宗后起而先亡者此也。

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让之虽心摹手追,犹愧具体,工力之深,当世无匹;叔谓“手、指皆实”,斯称善鉴。

他也认为之谦是尚未发展纯熟的天才:

今日由浙入皖,几合两宗为一而仍树浙帜者,固推叔;惜其好奇,学力不副天资,又不欲以印传,若至人书俱老,岂直过让之哉;病未能也。

哪知论印风波未平,和之谦有中表之亲,却一向视之谦为诳、骗、好为大言的李慈铭(爱伯、莼客),在北京与之谦狭路相逢。

慈铭自言前身为天台国清寺的高僧,爱好山水,由于性情关系,却遭时不遇。他轻蔑地称之谦为“天水生”、“赵妄子”,在家乡时期,就对家贫好学的之谦口诛笔伐。

李慈铭,到北京五年了,纳赀捐官已经多时,消息传来,可能分到户部为郎,也就是为人所轻蔑的“赀郎”。

李慈铭的科举路途很不顺利,先后在杭州和北京,参加了八次举人考试,均告落第。

纳赀捐官,也是一波三折,弄得倾家荡产。

五年前,他带着大笔家财进京,求捐郎中,想不到所托非人,不仅捐款被骗,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着落。这位饱读诗书、满怀壮志的落魄秀才,寄居在内阁学士周寿昌(荇农)府邸。周氏,长沙人,道光进士。在山东巡抚任内,力倡太后垂帘听政,因此内调,并受到两宫太后的信任,兼为礼部侍郎。慈铭的生活日用,全赖周寿昌和潘祖荫等馈赠维持;他们赠金时还要说得委婉,表示为敬重慈铭的学问、道德而赠,并非“盗泉之水”,以免伤了他的自尊。

第一次捐官受骗以后,他在绍兴的母亲和弟弟,急忙变卖家产,重新凑足捐数,希望他能谋得一官半职作为进身之阶。很不幸,这笔巨款,被一位周姓同乡强行取走,求官希望再度落空。

更不幸的是,老母为此事气得在家乡生病,李慈铭则在北京缠绵病榻。咸丰十一年绍兴被太平军占领,他就像赵之谦一样有家归不得。

收馈赠、鬻文章,经过二三年的积蓄,他总算自行筹足了捐官的款项,等待补缺。自命不凡的性格、疾病缠身,加以长年“抑郁”,使他越来越愤世嫉俗。他期望有朝一日成为铁面无私的御史,对他看不惯的官场人物大加挞伐。他把这些念头,几乎巨细靡遗地写进他的《越缦堂日记》里。

他尤其不能忍受的,是自幼因贫困、恃才傲物为他所轻贱的赵之谦,竟然备受公卿礼遇的场面。

之谦为缪梓的幕友,又是咸丰九年名列前茅的举人,早有乡试主考官在北京到处称誉他的文章和干才。入京后,为缪梓鸣冤,为受难殉节的乡人请旌,使他的义名也传颂一时。

当慈铭和之谦两人同时受邀为公卿座上嘉宾,眼见之谦高谈阔论,集座客目光于一身,李慈铭不免义愤填膺,在日记中惋叹主人虽贤,却受了“赵妄子”鬼蜮伎俩的瞒哄。

同治二年九月,当他发现在公卿间盛赞之谦才望的,竟然有攫取他老母卖田价银的周某之弟周叔云,更是怒不可遏,作书严诘:

执事虽饰非而复,不知自反,然清夜静处时,私念暂去,天理稍来,当亦未尝忘仆;仆冀执事由此一念,渐长渐熟,以臻自反之一境,则执事犹可为仆一辈人也。执事之于杜菖菖、赵菖菖诸人,岂不知其无赖不肖,为清流所不齿耶?赵之狂妄不学,文章鄙秽,执事岂真心而诚服之耶?此盖执事穷途肮脏,深愤其见绝于仆,特为此倒行逆施之举,暂与小人作缘耳!乃闻今日执事扬言于朝,盛毁鄙人,而厚誉赵某;是固仆所不屑辨者。不特仆何至与赵菖菖争,即执事之文,尚不足以取信于世,遑论其所延誉?

李慈铭及其同乡友人所不解的是,赵之谦在绍兴,只是位穷困落魄、举债度日、交结官府和“无赖”的“妄人”,何以进京之后,他所住旅馆前面却车水马龙,公卿造访,求书求画的文人雅士,经常络绎于途?偶尔,破例为某名士刻一方图章,京中亲友得知,莫不争相拓印?

慈铭等所指“交结官吏”,殊不知是绍兴知府缪梓及其幕宾。

他们口中的“无赖”,也是与之谦共同考证文史、研讨经济的周白山、胡澍和缪梓诸子。

他们对之谦固执不变的印象,使他们认为之谦所以能有如此声名,乃因北京是浮华之地,缺乏学术标准,和真知灼见之士。

类此,赵之谦狂狷的青年期,留给某些乡人牢不可破的误解,再加以他在学术上许多不被理解的创见,竟造成他此后半生落魄潦倒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