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赵之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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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逢世但守口

魏锡曾对之谦为钱式招徕刻印筹冬衣的方式,大表赞同,认为此举对钱式学习篆刻,也是种莫大的鼓舞。遂在福州友人处,广为宣扬。刻印清单及润笔寄到永嘉,之谦与钱式同表感激。

船期一改再改,最后才接到永嘉城外的洋船行通知,十一月廿六日准定启航。

钱式积极刻印之外,并留在陈宝善处,陈氏亲自教授经史和吏治。宝善饱学,由他教导及加以提拔,使之谦大为放心,表示等他到北京稍有立足之地,一定接出钱式,把这故友孤根,栽培成材。

为了纪念钱松,除了应锡曾之请,为钱松印谱篆写封面,又主动撰《钱松传》一篇,命钱式抄录给锡曾,请锡曾亲自书写,置于印谱之首。

他再一次在信中叮咛锡曾照顾爱徒:

渠年十八矣,书可学,颇无俗骨,文字尽充畅。然学问中事,非顿须渐,故仅以刻印道妙说之,一以不绝薪火,一以踵其家学。弟去后,兄有可手援处,万望援之,如弟有插根处,必移植盆中。目前已非菀,无能为力也。

——尺牍通十一

之谦行期愈近,对福州和温州友人,愈恋恋不舍。

韩佛生,是之谦后辈,之谦笑称他与韩佛生、魏锡曾是“韩、赵、魏三家分晋”,但佛生性情不定,有时窃取之谦印刀,又不告而拿走锡曾印石,完全不拘小节。之谦深恐他不谨细行,将来习染渐深,招致巨患;常在信中请锡曾就近约束劝诫。他跟乃父韩叔度的交谊颇深,故对佛生爱深责切。佛生为叔度转请刻金石收藏印,之谦行前为刻“叔度所得金石”朱文印,跋中可见之谦除为好友刻印外,无意以篆刻名世;与锡曾说之谦“不欲以印传”相吻合。

生平不肯为人刻印者,以伎拙而议之者众也。佛生告余,质之先生,作此以多一笑。壬戌十月,之谦温州最难舍者,钱式外,顶属陈宝善。

他为人敦厚,却不见重于上官。在派系斗争中,显得十分孤立。江湜、之谦去后,更少了佐助。之谦为刻“陈宝善子余印信长寿”白文印,款中充满了关怀和惜别:

今我又言别,兹行宜可成,二三此知已,一再有孤城。多难壮心苦,工愁诗句生,与君为石友,相印亦红情。壬戌十月,余将北行,为子余刻此,并以诗留别——和弢叔韵。弟谦同治元年冬十一月,之谦所赋《将去温州述怀六百五十字示子余老兄及钱生式并寄江弢叔魏稼孙》,原诗行书于纨扇上,亦收录在《悲盦居士诗》之中。此外,他又在手札中告诉锡曾,到温州后,几乎没有作诗,《述怀》诗已命钱式录寄,收到后,再请性之抄一份给韩佛生。

这首长诗,从带着简单行李,离开绍兴家门咏起,沿途风光、冒险赴闽、福州半年及家中噩耗……等于他两年间生命的史诗。述及今后的计划,他写:

再辞故人去,大隐求朝市,沪上雕年欢,津门春事绮。驱车瞻皇都,此别非求仕,逢世但守口,安稳人海里。东南尚多事,留我空拊髀,且取万里游,当读舆地纪。回旋志中川,必归时可拟,所冀返乡土,墟墓能躬视。一钱莫羞涩,行囊自料理,更约相见期,明年岁在癸。

“逢世但守口”,是他深知自己心直口快,出口往往获罪于人,安稳藏拙,始为上策。

返乡祭祖,携过继儿子寿佺安葬亡妻,是他半年多念念不忘的事。他估计局势,同治二年,可能故乡已复,正是游子返乡和劫后余生亲人团聚的时刻。所以,他与温州出生入死的好友相约:

更约相见期,明年岁在癸。

他又为陈宝善,作《瓯江记别》纨扇一幅。

杂木摇曳的江畔,一人携僮伫立岸边,空茫茫的江面,风中一帆,渐行渐远,之谦于画上行书:

壬戌冬十一月,将赴都门,浮海以往。子余以扇属画,因为写此,或可作一幅《瓯江记别》图也。之谦并识

之谦九月十二日给锡曾信中说:

弟准定十一月中旬由台入宁,无他著矣。

《述怀》诗中,首见“沪上雕年欢”,表示将在上海度过同治二年的元旦,并希望能赶上天津的新春荣景。

只是之谦此行,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

在所作诗、书中,之谦几度余悸犹存地述说那次风涛之险。

他在梁中大通二年四月八日吴兴虞思美所造佛像上篆书“阿弥陀佛”,记:

常以江居士沅法日诵阿弥陀佛;壬戌十二月在海上遇风,舟几覆,诵佛号满万声,波平浪息,念佛征应;此为最显,稽首皈依,书以祈报。悲盦居士佛像为江宁甘氏旧藏,虔信皈依之外,之谦更重视造像的字迹,题为:

天地间有数文字。

之谦再临温州,并非如他《述怀》诗中所说的“更约相见期,明年岁在癸”,光阴迅速,转眼就是七年以后,也是冬天,他在和友人蔡枳篱赠行诗中注:

壬戌冬自瓯入沪,海上遇风,曾至日本界。

同治十一年,之谦告别科举之途,前往江西宦游前,在赠别兰阶的隶书联中记:

兰阶二兄与余为患难交,辛酉以后,尝同温州泛海走沪渎。猝遇大风,逆行入东洋,旬日始归故道。时吾两人皆丧室,幸得更生。家君素任侠,能急人之急,澹乎进取,不为干谒,故世鲜知其人。同治壬申余将赴江右,遇兄杭州,集句书赠,即以志别。会稽弟赵之谦以上数则题记,足见他北上途中的惊险过程。

之谦回想,远自咸丰十年春就整装前往北京,但中途受阻折返绍兴。接着由绍兴赴温州,转福建,再返温州。其间两次海上遇险,九死一生,直到三年后的春天,才进入向往多年的京师;一条多么崎岖而漫长的路!

他首要的工作,是前往都察院投递缪梓事状,为恩师洗雪沉埋整整三载的奇冤。

其次,他收集几位友人殉难的资料,写明事状,托言官向朝廷请求旌表。如钱式的弟弟和妹妹、友人王缦卿的妻子绥君、友人可仪的母亲……

对死难赠恤的朝旨于同治三年六月颁下,赵之谦随即函魏锡曾转告各家。

至于缪梓雪冤,都察院命左宗棠查明回报。直待同治三年四月,左宗棠亲至杭州经营杭州善后事宜,终于十月才查明真相据实奏闻。朝命恢复缪梓官衔和恤典。了却之谦几年来的心愿。

因事已平反,避免再牵扯更多的政治恩怨,之谦检出咸丰十年九月所书《缪武烈公事状》底稿,删去论当时政坛倾轧的四百九十余字后,附以朝廷谕旨,和奏牍文状,辑成《雪忠录》,于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七作记付梓,以广流传,藉慰缪梓的忠魂。

魏锡曾妻舅张少原住在北京,不久从少原处收到锡曾上年腊月廿六日来信。

《亡妇范敬玉事略》和《钱松传》,他离温州时一再向钱式交代:拓印和抄录,务必赶紧寄给锡曾;印拓可辑入续编的《二金蝶堂印谱》,《钱松传》刊于《钱叔盖印谱》之首。像这样等着刻版付印的要事,钱式竟然置诸脑后,加以近日刻印手法忽变,之谦也在复信中大表不解:

内子事略,钱生不以呈教。岂未奏刀耶?

钱传必请兄书置之谱首者,钱生何不奉上,皆奇事也。

——尺牍通十二

他除了去函爱徒纠正告诫之外,也对锡曾表示对北京天气,和参加举人复试的苦恼:

后日进复试场,大风扬沙,足不能出户,讨厌已极。

不久,又传来消息:正月,浙江巡抚左宗棠麾军攻克了金华。接着宁波方面的清军会同法军,攻下了为太平军所据的台州、绍兴和桐庐等地。

之谦想到家中仅剩长女,传闻故居焦土,族人大多死伤,不由得感伤流涕。

之谦初到北京时,据说暂住绍兴会馆,其后住过旅馆及赁屋而居,很不安定。但他并不寂寞,和松江(川沙)、沈树镛(均初)、胡澍联络上之后,一起研究碑版、审定金石,暇时同往琉璃厂坊肆寻找碑版、古籍和铜佛,别有一番乐趣。

树镛小之谦三岁,和之谦、胡澍一样,都是咸丰九年举人,比之谦早一年到北京。沈氏家境富裕,收藏丰富。所藏碑版、金石、书画,为之谦提供了欣赏审定的宝库。他也成了之谦书法篆刻的赞助者。其收藏品中,五代董源(北苑)《江南》半幅最为珍贵,后来又获得董氏《夏山图》,特命名藏所为“宝董室”,之谦为篆额并刻阳文巨印,边款:

北苑《江南》半幅,稀世珍也,近为均初所得,又得《夏山图》卷,两美必合,千古为对,爰刻“宝董室”印。无闷之谦离开温州前,为钱式书绎山碑款中,有:

荄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今荄甫不知何往矣。

令他喜出望外的是,荄甫胡澍是跟他差不多时间到达北京,住在北京西城瓜尔佳氏的“双海棠坞”。

咸丰十一年冬,杭州再度失守,胡澍带着次子良驹经过无数艰险逃往苏州。随后再前往上海乘洋轮北上京师。入京后不断为痔疮和其他疾病所苦。因此,搜集碑版古篆之余,他也留心各种医书。

在坊肆中所购到的宋刻《内经》,使他视如至宝,他正以元熊氏本、明道藏本及唐以前古书,专注地校勘,发明古义,撰《内经校义》,希望能自医医人。

几年来历经劫难,胡澍像之谦一样,著作、藏品尽成灰烬,见面后,之谦为刻“胡荄父四遭寇难后重买之书”。从边款可见,时代浩劫,文化破毁,使多少代文人心血,付之东流:

荄甫自庚申、辛酉两年,于绩溪,于杭州、金华,凡四遭寇难,一生所蓄书及所著述无存者。……感幽忧之多同,为作此言,将告来者。谦“宝董斋”下款的“无闷”,是之谦到北京次年的新号。

之谦前在福州、温州以“悲盦”、“悲翁”自号,显示出他初闻妻、女死亡的刻骨铭心之痛,“无闷”,或可象征痛定思痛后的新解悟。他在另一方印章中,为“无闷”作了注解:“不见是而无闷。”款:

悲盦居士甲子以后更号无闷,刻此记之。

按,《易经》乾卦:“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谦新号源自《易经》,也与他去温述怀诗中的“再辞故人去,大隐求朝市”的思想吻合。

赵之谦经过一连串事业和家庭巨变,经过漫长而黑暗的严冬后,内心似乎也随着北京城沟的杨柳,萌发出一些新绿。这从他写给朋友的联语中,可以见出一些端倪。

同年友厚夫以两句寄友人诗,求之谦书联:

曾经危地梦犹愕;撇却情天愁始稀。

这正同之谦和江湜在温州时所经历的景象。

之谦反复吟哦品味,觉得厚夫诗意与时代、遭遇虽然贴切,颇有解悟,但境界尚嫌不够宽阔。于是他改写成:

参从梦觉痴心好;历尽艰难乐境多。

痴心于有情世界,遍历苦难后所体会出来的心灵深处的乐境,境界上较厚夫原诗豁达、深入。他在记中写:

厚夫仁兄同年索书楹帖,并示余寄友诗云:“曾经危地梦犹愕;撇却情天愁始稀。”极有解悟,然所处隘矣;贻十四字广之。

同治二年四月六日,悲盦弟赵之谦记于都门。

远离战乱后,很多从事金石研究的友人,不但藏品和著作散失或焚毁,各种印章也一并失去。在南方如江湜、魏锡曾、陈宝善、傅节子,在北京如胡澍、沈树镛以及之谦自己。

因此,他首要工作,在重新搜集、审定之前,先为大家刻名号印,辛酉或壬戌以后的收藏印、金石审定印,乃至堂名和室名印等,都在后来所辑《二金蝶堂印谱》中,占了相当多的篇幅。从这些印识中,可以见出,他受造像、古砖瓦、钱币和诏版、秦权影响而形成“印外求印”的风格变化。

待一切安顿之后,他开始考证沈树镛所藏碑版、造像。许多种版本对照出残缺或相异的字迹,及至与胡、沈二人讨论确定,再着手双钩汉碑十种的巨大工程:“赵廿二年上寿刻石”、“甘泉山元凤残字”、“莱子侯石刻”、“杨罿买山记”……

繁重的不止双钩碑文,而是考据碑的渊源,甚至拓本流传的过程。如对于“赵廿二年上寿刻石”的考据:

沈涛交《翠轩笔记》一则:永平县西六十里娄山,一名狗山,山旁有小阜,俗名猪山,有摩崖刻石隶字一行云:“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寿此石北”;以晋书考之,知为石虎时所刻。

案晋书载记……

为此,之谦特别刻两方双钩本专用印记:

“二金蝶堂双钩两汉刻石之记”阳文印,款为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另一方阳文印“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款:“不能响拓能双钩,但愿文字为我留,千载后人来相求。同治二年十二月,悲盦作”。

可见他对保存文化的强烈使命感。和考据、双钩相联带的另一工程,是《补寰宇访碑录》资料的收集和编辑。

这是他青少年时代所发下的宏愿;但由于多年的奔波和战乱,随搜随散。如今借为沈树镛考据的机会,重加搜集和编排。有位同道好友山西太谷温长元,也尽出所藏,供之谦校对采录。沈树镛并慨然答应,资助付梓,更使之谦大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