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现璠，1899年11月13日出生在广西扶绥县渠旧镇三合村（原扶南县熙良乡）一户壮族贫农家庭。在短时间内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1926年8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两年预科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史哲书籍。其中尤对顾炎武所着《日知录》爱不释手，对全祖望的《鲒奇亭集》也情有独钟，两书所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使他感染至深，立志治中。
1928年8月，考入北师大史学系本科，师从名史家陈垣、邓之诚等。陈、邓两师向以治学严谨、教学甚严着称。他从陈垣老师所开讲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课中，学会了基本的治史方法，即寻求史源，比对史书，先明史料取舍，再加考据，以求真伪。这一方法，对他后来治史可谓受用无穷。邓之诚老师对学生要求极严，课后作业一定要求学生用毛笔端正书写呈批。由于坚持不懈，久而久之，黄现璠就习惯于用毛笔撰述。他如今留存于家中的《中国通史讲稿》、《日本传入中国文化史讲稿》、《隋唐五代史讲稿》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殷代社会史》、《日知杂录》、《学术文钞》等存稿，每册厚厚一大本，均是毛笔手写之作。由于他博览群书，好作笔录，勤于思考，在北师大本科毕业前，就在《社会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元代之农民生活》、《元代之奴隶生活》两篇学术论文，并与同学合作出版了一部30余万字的史学专着《中国通史纲要》上册。
北师大本科毕业后，因学有所成，免试升入北师大研究所读研究生，并应北师大所聘请，任研究所纂辑员及北师大教育研究会助理干事，以维生计。研究生攻读期间，他在研究所名誉导师陈垣和主任导师钱玄同的严格指导下，专研考证学和说文音韵，以致文史基础知识更为精深。陈垣老师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程，颇具教学效果，他常以一种史学名着为底本，例如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要求学生手抄原文，自行标点断句，一一追寻史料来源，逐条考证其讹误，以练习学生的读史能力。并鼓励学生自己动手查书，寻找史料，作文章，然后再由陈老师主持课堂讨论仔细批改学生每次的考证原稿，在作业上写有眉批、总批等，指出学生的错漏、误考等方面的不足以及进步。经过这样严格而系统的训练，大大提高了查书、考证、写作等方面的能力。此期间除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外，还编着出版《高中外国史》两册以及翻译出版了《元代农民之生活》一书，北师大校长兼研究所所长李蒸亲为此书题名，以示表彰鼓励。
研究撰述工作之余，他还勤于向在北师大任职兼教的学界名家黎锦熙、陶希圣、朱希祖等人求教，于古文字学、训诂学等国学知识方面受教良多。1934年7月，黄现璠与同学刘镛合着《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3册完成出版，成百万余字，邓之诚教授亲撰序文，赞誉有加。193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同年秋，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现东京大学大学院），1936年1月赴日留学。在日本汉学权威和田清与加藤繁两位教授门下当研究生。同年9月，经申请获得广西省政府留学公费，考入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留日期间，除发表数篇史学论文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两部史学专着外，研究之余，常拜访郭沫若先生，一道探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1937年“七七事变”后，毅然放弃学位攻读，返回故乡广西，终身从事教育。
黄现璠治史，注重“经世致用”，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时代性，这从他求学时代发表的史学论文中可见一斑。1933年7月，他在《师大月刊》第五期上发表《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文中明确指出：“时代环境不同，人类需要亦异，古人战争用戈矛，今人战争用飞机，此时代变迁也。历史学科甚至一切学问，亦莫不随时势之需要，而为时代之产物。我国具有数千年之历史，在此悠长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自欧人东来后，一切文物制度，形式上，或本质上，变化诸多。历史作家，自当具有严密的观察、进化的观念，以叙述之，方得其真实性，而合时势之需要。”在历史研究必须具备时代性的史观上，他进一步指明了历史的特别目的和效用，“尤宜以国家为前提，不该随便断定，致失其特别使命。盖国于天地，无论为富强、为资本、为共产、莫不有特别的历史目的。换言之，即历史的特别目的和效用，实以国家或时代不同，而异其趣，固不斤斤于一道。”基于这样的主张，结合30年代列强横行，日寇称霸，中国任人宰割，国势衰败的历史背景，他又指出：“例如中国今日，受列强侵略，日本欺负，历史作家，应如何记载过去，使人明白现在，发奋图强，以达救国救民之愿望，始能合现代中国历史的主要目的和效用。”
他的史学观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针对当时“我国史学停滞不前，发生于世界最早之我国史学，反不能与外国并驾齐驱”的现状，他指出原因出自“我国史家多囿于狭隘的见解和守旧精神”。黄现璠史学思想中的时代性与他强烈的爱国精神是密切相连的，换言之，他的经世史观，是以时代性与爱国精神为统一体和出发点，这一史观充分反映在他的史学论着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即寻找史料，着手研究东北问题。翌年秋即在《进展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论文《东北之历史考察》，文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史料上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批驳了某些日本学者对满洲历史的任意歪曲，以使民众了解东北历史的来龙去脉，坚定守疆卫国的信念。
1935年，日寇企图侵占全中国的野心日益昭人若揭。他有感于北平大学生对国事无动于衷，写下了《宋代太学生之政治运动》一文，翌年在此文修改、补充的基础上又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印行）一书。
1941年5月抗战期间，黄现璠与雷沛鸿、萨孟武、董谓川、欧阳予倩、焦菊隐等文化学术界人士一道担任《国防周报》编辑委员，他在“汉族对外抗战史”专栏中发表了一系列抗日文章。
1976年中苏边境争端频发，黄现璠请先师邓之诚之子邓瑞帮助搜寻有关内蒙古、新疆、黑龙江方面的史料，由邓瑞提供史料，他动笔撰文，两人合着完成《汉族的形成》一书初稿，分送中央民院、国家文物局等有关单位。书中运用大量的史籍，充分论证了“黑龙江以北地区，原为我国人民开发的领土”，“新疆自汉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等问题，在理论上指明了中苏领土争端问题实属苏方的无事生非和横蛮无理。
1981年他又与邓瑞合撰发表了《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再次论证了祖国边疆领土的历史形成问题，并从客观历史事务出发，强调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要性鲜明的时代性与强烈的爱国精神合二为一，构成黄现璠经世史观的整体，成为他从事史学论述始终如一的主旋律。
黄现璠出生贫寒，一生清苦，又使得他的史学观中充满着民本主义思想，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把他们视为社会生产的中坚力量，以及解放运动事业之发轫。他的民本史观流露在他早期撰述发表的《元代之农民生活》、《元代之奴隶生活》、《唐代之贱民阶级》、《元代被压迫阶级之汉南人》、《元代佃户之生活》以及《中国殷代社会史》存稿等史论中。在《唐代之贱民阶级》一文中，他开篇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人之鄙视奴婢，称之为贱民，由来已久，且无代无之，不独唐代为然。”文中对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所谓“贱民阶级”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指出他们才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其民本史观流露无遗。他在《元代佃户之生活》一文中开篇又说道：“我国自春秋战国，私有土地制发生后，农民以生活压迫、被压迫出卖田地，富者承买兼并，所谓大地主，即由此产生。”文中将官府与贼相提并论，揭示了劳苦农民之所以沦为佃户的社会原因。把官与贼相提并论，就有可能得出“官逼民反”的结论，从而对农奴解放予以热烈的欢呼。在他发表的《战国时代农奴解放与人之发现》、《春秋战国人之发现与人之平等》等论文中对此都有所表露，特别是在《中国殷代社会史》一书序言中更为明确地发达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