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7月，一位法国作家被法庭以诽谤罪，判处徒刑。就在宣判的当天，他跨海逃亡，在英国伦敦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这位作家，就是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作家被弄到对簿公堂，左拉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在今天的先锋文学圈子里，这是个已经少有人谈起的名字。
左拉逝世，距今不足百年，读他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作品者，已寥若晨星。想到时下一些作家，认为自己已经传世；或一些捧家，认为某些作品已经经典，都是不怕大风闪了舌头的过甚之词。
文学的不朽，是由坐在书斋里的几个人，交头接耳就能决定的吗？2050年以后的读者喜欢读什么文学作品，能以这些明公的不太高明的脾胃为标准吗？我们到饭店请客的最起码的礼貌，总是要把菜单递给客人，请他点菜吧？如果一个主观的主人按他的好恶决定了几道菜式，也不管你是不是能够接受诺曼底那种臭不可闻的奶酪，非强迫你吃的话，你会欣欣然地坐在那里吗？
马来西亚的槟城，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印度洋。
左拉一生的目标是追赶巴尔扎克，直到他最后死于煤气泄漏，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是他的类似《人间喜剧》式的法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法国作家巴比塞说过：“在左拉眼里，只有长篇小说才是‘我们时代的武器’，如同悲剧是17世纪的武器，诗歌是19世纪30年代的武器一样，他说：‘长篇小说的灵活框子可以把全部知识的总和都包容进来’，‘长篇小说——这是随心所欲的东西。’”
对于这位长篇小说领域中进行过写作实验的大师，时下，持现代派观点和只不过标榜新潮的作者或读者，或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的文学混混之流，都不大提起。有的人甚至不知左拉为何物，即或知道他是谁，他曾写过些什么，现在忽然提到了他，便与从箱子底下翻出来的四个吊兜的涤卡中山服、国防绿的洗得褪色的军便服一样，至少有种老古董感觉，背时的感觉，这大概是不会说错的。
文学是个市场，和服装一样，流行什么，滞销什么，是个使神经脆弱的作家，像没头的苍蝇东碰西撞，足以忙得五内俱焚的问题。有的作家，财源滚滚，炒作成瘾；有的作家，枯守寒窑，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这种不平衡，大概就是现实，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随便举个例，同是外国作家，同是在名字中间有个“拉”字的，那境遇也是黄泉碧落，上下迥异。譬如那位杜拉，譬如那位昆德拉，其吃香走红的程度，可就大大地让左拉感到惭愧。杜拉因为和张爱玲一样，由于在前不久香消玉殒的缘故，突然走俏。不但她的书好销起来，连由香港演员饰演男主角的（情人）VCD，也卖得不错。至于昆德拉，那更是一直被敬若神明，受到众人顶礼膜拜的。甚至拉美文学，只不过沾一个“拉”字的光，也在文学市场上被看好。因为流行和时尚，有一股裹胁愚盲的力量，会诱使那些轻信者、追随者，也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老赶”之辈，会不由自主地趋之若鹜。其实，拉美作家中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的相当“柴”的。最近召开的国际西班牙语大会，巴尔加斯·略萨不就指责一些作家在使用垃圾语言吗？因此，杜拉也好，昆德拉也好，狂捧嗜痂者，固大有人在，持相异评价者，也大有人在的。
中国人之容易被蛊惑、被煽动，和中国人之喜欢看热闹，喜欢一窝蜂，喜欢大呼窿，喜欢起哄架秧子有关。
清末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一夜之间，京城津门，神坛遍地，磕头烧香，扶清灭洋。那些信徒坚信大师兄所言，念了咒就可以刀枪不入，哪怕后来在武清县，在垡头镇的交火中，证明了敌不过洋枪洋炮，一排一排地被洋鬼子击毙，倒地不起，还不承认符咒不灵，声言系死者不够心诚所致。所以，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则统计数字，说中国每天有六千万人在如火如荼地大练气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其实是缩小的说法，包括我认识的几位神神道道的作家，几位走火入魔的编辑，说现在神州大地上流行着当代义和团癔病综合症，不算过分。于是，我想，拉美文学，乃至死去的杜拉和活着的昆德拉的崇拜者，有的是托，有的是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只不过矮子看戏，人云亦云，众人说东，不敢说西的从众心理的惯势罢了。
所以，此“拉”在市场上敌不过彼“拉”，是因为没有鼓吹的气功师、点传师罢了，但并不等于其文学价值也打了折扣。
前些日子，有一些文学刊物，搞了一个新体验专号，为已没有什么故事的文坛，掀起几丝漪涟，增加些许热闹。有人去当小贩，有人到太平间，大家觉得很新鲜，其实并不新鲜，不过老戏新唱，旧调重弹。溯本推源，这种新体验小说的老祖宗，就是左拉。他在19世纪末的巴黎文学圈子里，就推行他的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和实践。当时，赞同他这种文学实验的，还有写《羊脂球》的莫泊桑，写《最后一课》的都德，他们共同结集出版的《荷塘夜话》，便是他们最初创作实践的结果，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
据说，左拉为了写他《卢贡——马卡尔家族》第九部的《娜娜》，也是这部系列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曾经专门去拜访过巴黎的名交际花，到三等妓院去深入过，甚至在一个老鸨家里做客长谈，还待在后台的女演员化妆室里观察她们的生活，在那里过了好几个夜晚，尽量熟悉舞台的每一个角落。
这家刊物标明“新体验”以区别于前人和他人，而不说天下唯一，世上无双，这就是聪明之处了。稍有常识的人应该看透，文学和历史一样，所有的花样和把戏，招数和功夫，名堂和噱头，方法和点子，几乎都被前人玩过。后来人的全部努力，包括作家在那里苦思冥索，绉断枯肠，顶多也不过是在前人玩过的基础上，稍稍加以变化，赋予你自己的和你那个时代的特色罢了。
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左拉的伟大，不仅仅是位出色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吃过官司、坚强不屈的斗士。
旧时的老百姓多畏官，不大愿意闹到衙门里去。对于诉讼，有一种天然的拒绝情绪。所以，把爱打官司的人、会打官司的人，叫做讼棍。至于刀笔吏，至于绍兴师爷等等，也都是善于挟嫌诬告、栽赃陷害、心肠歹毒、置人死地的告状的行家里手。人们往往深恶而痛绝之。外国人则不然，他们既善于用法律手段去收拾别人，也善于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不过，在上世纪末，左拉却因他的正义，而被控犯了诽谤罪。一旦法律成了权力的私有品，这位大师就只有引颈受戮的份儿了。
凡有关这位作家的传记，无一不提到“德莱福斯事件”，无一不提到他的那篇以“我控诉——”开头的声讨邪恶和不公正的文章。
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具有他这种和罪恶进行斗争的勇气，都敢于站出来向欺凌无辜的强势说一声“不”，都会对无援的弱者伸出支持的手。凡攸关这类善与恶、是与非的抉择中，我们看到了太多作家所表现出的对强者的谄媚，对力量的巴结，对权势的讨好，以及莫明其妙的随声附和。
在19世纪的90年代里，左拉站出来为军官德莱福斯申辩，而遭受迫害，最后不得不流亡英国，这件事本身要比他写的任何一部作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1894年，发生了法国军方陷害军官德莱福斯的冤案。这位犹太商人的儿子，进入军界后，很快升至上尉，然后调到国防部工作。不久，他就被指控向德驻法使馆武官出卖军事情报。年底，被判处在法属圭亚那群岛的魔岛上终身监禁。这次裁决，实际是站不住脚的：第一，证据不足；第二，审判受到当时法国反犹主义的影响。于是，整个法兰西对此案产生极大的分歧，一部分反犹主义、反共和体制者叫好的同时，绝大部分的政界人士、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一件冤案，发出了抗议的呼声。
凡官司，审判者被情绪支配，被关节打通，被实力左右，被利益诱使，那就必然是对司法公正的嘲弄，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更令法国朝野上下不解的是，隔了两年以后，另一法国军官埃斯特哈齐的罪行被公布，分明是犯了里通外国罪，结果却被这个法庭宣布无罪。这种明目张胆的枉法行为，很明显，由于德莱福斯是犹太血统，从充满偏见的法庭到大肆宣传的排犹舆论，都相信他是有罪的，而埃斯特哈齐是非犹太血统，便从轻发落。
恰巧这时，爆出内幕，一位在法庭上指证德莱福斯有罪的情报部上校亨利，向报界透露为了维护法国陆军的面子，曾经在德莱福斯一案的审判中，提供过伪造文件。于是，群情哗然，更多的要求伸张正义的人士，纷纷站出来为德莱福斯辩护，认为必须释放这位受诬陷的军官。
左拉那时正在国外旅行，很晚才得悉这一冤案的始末材料。他的正直，他的良知，他对于邪恶挟重势以胁迫善良的愤怒，他对于无理搅理的莫须有式审判的憎恨，回来后便投入了这场为德莱福斯伸冤的斗争。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文章，最为震惊法国和全世界的，便是在《震旦报》上刊载他慷慨陈词，痛斥当局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也就是《我控诉》这篇声讨文字。这也是文学史上，一位作家发出的最强音之一。
如果说，一个作家，无力抗恶，迫于情势，保持缄默，尚可谅解的话，反过来，若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落井下石，出卖灵魂，就是十足的堕落文人了。因此，读明末清初钱谦益的诗，叹其精妙高雅之工，慷慨意气之韵，无论如何也忘不掉他和王铎为南明小王朝所拟的《降清文》。“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这一派自己当汉奸，还动员别人也当汉奸的语言，这一张已经够丑恶、够恶心的投降派嘴脸，即使脂粉厚厚地涂抹起来，是怎么也淡化不起来的。
近些年来，知堂老人忽然红遍大江南北，为冲淡派散文家奉为大宗师。然而，写得再飘逸的文字，能遮住他当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那副汉奸的丑陋形象吗？我表示怀疑。
还有前些日子病逝美国的张爱玲，她的确写过一些很精美的小说，她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不过，要是读过她在香港为某国新闻处炮制的反共小说《秧歌》之类作品，就让人对她的行径不以为然了，很难用瑕不掩瑜这样的词藻来为她开脱了。
作为作家，不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免得玷污了自己的一生名节。同样，对于邪恶，对于霸气，对于不公正，对于仗势欺人，对于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对于成群结伙的围攻，对于碰不得摸不得的屁股，对于老爷子、小爷子的妄自尊崇，也应该具有一点正义感，至少不应该苟同，不应阿谀，更不应趋炎附势地巴结讨好。
所以，像左拉在德莱福斯冤案中，面对压力，哪怕对簿公堂，也要敢于仗义执言，这才是作家胆识和勇气的表现。因此，左拉固然是用他的笔在写不朽之作，难道他也不是用他的人格、思想、行动、道义在写一部比文字更有力的传世之作吗？法国作家法郎士在左拉墓前的悼词中，称赞他在“德莱福斯事件”的表现，是“人类良心的一个关头”，这不仅是对左拉的褒誉，也是对于绝大多数有良知的作家，一种人格上的期待。
结果，可想而知，真理未必敌得过黑暗，正直哪是阴谋的对手。左拉此举，遭受到反动势力的仇视和迫害，1898年7月他被无理押上刑庭，以诽谤罪判处一年徒刑，并科以3000法郎的罚款。就在对善良正义绳之以法的当天，他偷渡海峡，仓皇逃到英国伦敦，过起流亡生涯。
事实证明，所有不公正的判决，虽然取得一时性的胜利，但时间才是最无情的终审法庭。最后，原告重新被绑在耻辱柱上，而被告被洗雪而沉冤大白。类似的冤案，我们不但见之于倡日心说的哥白尼，和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布鲁诺这两位中世纪的冤案，经过数百年后，终于被教庭予以平反的事实，而且从我们许多同时代人的经历中，更可找到简直不计其数的例证。在《汉语大词典》中，忽然出现一个“冤假错案”的新词汇，就是因为这种现象过于频密出现，才在使用中产生的。
德莱福斯案件到了1899年，由雷恩军事法庭复审，虽然再次确定有罪，给自己留一份脸面，但也不得不给德莱福斯改为十年监禁。这实际上是迫于无穷无尽的抗议，做出的些微让步。1904年，这是左拉死后的第二年，又获重审，一直审到1906年，最高法院终于将此冤案彻底平反，为德莱福斯昭雪，并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晋升少校。虽然这一切，左拉看不到了，但历史为这位伟大作家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最终胜利，属于不屈不挠坚信真理必胜的人，这是毫无疑义的。
从左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坚韧表现，也可知他在文学上的奋斗精神。1860年，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人时，曾给他的朋友写信，提到他的文学抱负：“关于前途问题，我一无所知，如果我决定走文学家的道路，我愿意按照我的格言去做：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我不想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这倒不是我有野心当一个学派的领袖……可是我想找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从我们时代的平庸作家群中脱颖而出。”从这段称得上是他的文学宣言里，我们看到：他不想走别人走过的路，而要创造他自己的风格。他在创作生涯中，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决不甘于平庸，这实在值得那些小有起色，略有斩获，便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作家，感到惭愧的。
尤其他不想领袖群伦的品格，更是难能可贵。因为事实证明，凡手中稍稍有点本钱的作家，无不具有当大哥大的欲望，而一旦想夺得文学以外的声名，他的创作前景也就必然暗淡了。
而左拉却是以他25年中每一天辛勤地写作，来实践他的文学抱负。在他生前，甚至连法兰西科学院也拒绝吸收他为院士，但他根本不计较这些身外之名。据说，在他巴黎的寓所里，在壁炉上刻了一行字：“一天至少一行”。正是这种精神，他才成为文学史上自然主义奠基人和主将。若是他忙于应酬交际，忙于声色犬马，忙于结党营私，忙于打打杀杀，忙于当个什么职务，忙于弄个什么头衔，忙于走个什么门路，忙于捞个什么肥缺，就很难做到像法国作家巴比塞所说的：“左拉写作的速度，大约每年一本书，在每本新书中，他都要深入探索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的奥秘。”
19世纪的90年代，左拉作为刑徒逃亡了，那时他是败者，但一百年后，他却是彪炳史册的胜者。作家的全部才能，固然应该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但作家的人格力量，却是要在“人类良心的一个关头”上，做出正确的毫不玷污自己的选择。
重温左拉的这段历史，多少能体会一点如何为人，如何为文的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