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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苏东坡的最终流放

公元1098年的一个夏天的雨后清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巨人,再一次受到贬斥,从已经谪放多年的岭南,渡琼州海峡,往海南岛的昌化军安置。在宋代,海南岛不像现在这样风光,而是朝廷发配刑徒的边鄙之地。把这位文豪流放到荒芜不毛、人烟稀少、瘴雾肆虐、土地贫瘠的儋耳,实际上是让他老死海南,永不回还的了。

流放,是与砍头差不多的刑罚,两者的区别,一是立刻毙命,一是慢慢死亡而已。历代中国不听话的文人,受此处置者多,让你不死不活,而活着比死还难受。纵观世界,好像各国统治者都很喜欢采用这种不马上伤筋动骨的办法,俄国沙皇就把赫尔岑送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去。宋代,因为北方在异族手里统治着,就只好往大陆南端的蛮乡夷域押送了。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中国的皇帝,尽管事实上大兴文字狱,收拾知识分子,但不愿承认自己是暴君。帝王们很明白,杀头固然简便快捷,但为此承担后民没完没了的唾弃,还不如采用使其自毙的办法较好。把那些总跟皇上过不去,总跟当局唱反调,总爱发出不同声音的作家、诗人,送到遥远的边陲,一去不回,让他们在那里谋生维艰,饔食不继,恐怕就涌不上来诗情和文思,也就没工夫和没力气写那些皇帝不喜欢的东西了。

于是,一纸流放海南的文书,从开封急递惠州,年已52岁的这位大文人,风雨兼程,由雷州半岛那烟雨蒙蒙的徐闻港登船,踏上他生平第三次的流放途程。在大陆南端的这片海域上,曾经不胜荣幸地,有两位在文学史上属于重量级的人物泛舟而过,给这片蔚蓝的世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色彩。第一位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公元676年,经过这里往交趾探望受他牵连而被谪的老父,在海途中,遇到飓风,不幸溺水,惊恐而死。但四百年后,第二位大文豪途经这片海域时,本来还是雨急风骤、惊涛骇浪的天气,现在,突然变得平静而又温柔,云消雨散,风平浪静,一叶扁舟,扬帆急驶。站立船首眺望的宽服高笠、长髯广额的长者,就是第三次被朝廷放逐的苏东坡。

东坡先生当然留恋着身后渐渐远去的雷州半岛,那里大概还痴痴站立着刚刚握别的弟弟苏辙。但眼前云水尽处的新天地,更吸引着他。他不禁吟诵起他几天前写成的给他弟弟的诗,其中表露出这样的胸怀:“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这恐怕又要让那些再次流放他的中书省官员大大地感到失望了。这一帮小人,以为他会厌绝这蛮夷未化、瘴气弥漫的岛屿,并因而一蹶不振。哪里想到一个精神上的巨人,绝非虫彘们那些卑污伎俩所能压倒的。他还未踏上海南岛,已经燃起生活的欲望,打算从此永远住下去,把这里当做他的故乡了。

当初,他们窜掇皇帝,将他远戍惠州,以为能挫折苏轼的豪放不羁的胆气,能摧败他海内仰慕的文学声名,能使他噤若寒蝉,销声匿迹,再也不能锋芒毕露,所向披靡。谁知他根本没把流放的逆境放在心上,“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情致更佳,诗兴不减,佳作泉涌,文章尤健。这些在岭南的笔墨,不仅抄录者多,刻印者众,而且很快传入都城,流入禁中,一时间,“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那时,不但整个中国都在咏读他的诗篇,传抄他的文章,甚至在都城开封住着的外国使者、商贾,来求学的朝鲜、日本、西域人,也不惜重金收购他的文籍。

那些整不倒他的官员们同行们,脸皮发青,气急败坏。翻一翻《宋史》,当然也不仅这部史书,凡整人为业者,无一不是小人。若非小人,也就下不去手整人。而中国的小人手中有权时,便要居心叵测地想法整人,即使失势旁落,也会挟嫌报复,一息尚存,便咬人不已。因为他们整多了人,整久了人,整了一辈子,成了一种职业病,不整人,手痒,不咬人,牙更痒。所以,他们发现这位东坡先生未被整倒整死,居然活得还挺自在,到处发表文章,经常出席饭局,仍有海外影响,书籍屡禁不止,就歇斯底里起来,更疯狂地整他了。开封城里中书省的小人们,简直坐卧不安地告御状,打报告,于是将他第三次发配。当他们签发这份流放令时,肯定是窃窃私喜,心底暗笑。这下子,你苏东坡的文学影响,将压缩到最小范围;而且,让你在那个岛上,生活无着,吃足苦头,不死也得剥层皮。

小人发出狰狞的笑声,正直的人就要遭难了。

所有敢对大师发难的小人物,都有一种性变态式的施虐欲,而如果这个小人物同时又是舞文弄墨的作家或诗人,那么,报复心理便愈益的强烈可怕。“文革”期间,一些有声望的老作家被押上台揪斗,下手最黑最毒的,多是些不成气候的三四流或不入流的作家,便是一个证明。苏东坡的对立面,从王安石起,到舒亶、李定,以及等而下之者,也奇怪了,都是文人。而文人型的小人,或小人型的文人,就要更多一份刁钻促狭的龌龊心理。他们因为写不出,写不好,而手中握有权杖,便以此宣泄一己的私愤。休看他们在文学上无力较一短长,在整人上倒颇有才气。十年浩劫中,写作班子、大批判组,都用他们当笔杆子,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他们能够把苏东坡发送到一海之隔的不毛之地,以为交通阻绝,音耗不通,就可以把他从精神上摧毁,文学也就终结了。但小人们失算了,苏东坡那不羁的独立人格,洋溢的文学力量,以及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决不是一纸命令能够左右的。对于真正意义的作家来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文学的生命力就不会衰败,创作的源泉自然更不会枯竭。莎士比亚虽然不得不听命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某个侍从,达·芬奇也曾屈服于佛罗伦萨教堂的哪位修士。历史有时会出现小丑指挥大师的场面,不过注定的角色是不可替换的,小丑永远是小丑,绝不会因为他凌辱过大师,他也会成为大师的。

但像苏东坡这样正直的、不肯阿附也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大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宋史本传》),几乎不可能不得罪小人。而小人之辈,无不具有侵略性,他们从来就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滋扰生事,不无事生非,他们就不快乐。苏东坡的一辈子,“为小人忌恶挤排”(《宋史本传》),几乎都是在小人的围攻中生存,而且,每一次都被这些小人加文人的对手们打得落花流水。苏轼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固然造就了他文学的成熟,但也铸成了他一次大狱、三次流放、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终生悲剧。

小人之可怕,就在于他们像血管里的粥样硬化沉积物一样,最后会摧毁整个社会。明代的袁宏道,在《送江陵薛侯入觐序》中说过:“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悻名之君子,十常八九。”其实,贪功悻名的君子,也就是小人型的文人罢了,他们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苦难之源。试想皇帝会有时间和兴趣看那么多文学作品吗?他应付后宫里那些性饥渴的女人,已经够疲于奔命的了,还不是这些文学小人在皇帝耳朵旁边,检举揭发、告密陷害、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结果?因为严酷统治的社会机制,根本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所以那些善于钻营者,必须寻找无辜者为牺牲,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于是,正直的文人,是再好不过的靶子了。第一,他们善良,通常不设防;第二,他们天真,缺乏斗争经验;第三,他们忧国忧民,在作品中,容易抓到把柄。苏轼被抓到开封坐牢,不就因为他的《咏古桧》诗里有句“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便告他一个恶毒攻击皇上的罪名吗!

假如把这样一顶小人型文人的头衔,冠在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头上,也许多少有些失敬;然而,和“拗相公”声气相通、相互勾结的那些官僚、投机分子、名节不佳者,倒也十分贴切。他们整天像狗一样嗅着苏轼的每一篇诗文,拼命搜寻他们认为有可能置他于死地的漏洞、破绽和足以上纲上线的词句。苏东坡即使二十四个小时都睁着眼睛,也无法防备这些明里暗里算计他的敌手。

上帝是慈悲的,但并不总是大方和慷慨的。他给了苏轼无限才华的时候,就不再赋予他驾驭政治的能量了。他的笔下“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评文》)。可是,在政治的小胡同里,就别指望顺畅地通过。何况那胡同里,有如此之多的对他声名嫉妒得要死的文学小人呢!

大概有了文学的那一天,就有文人相轻的嫉妒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第二个作家存在,那么,第一个作家就必须面对两种可能,一是庆幸有了难得相知的文友,一是有了不能不防的文学小人。这两者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若仅仅是较文学长短的相轻,也还罢了,若借助于权力,像妒妇似的整起同类来的话,那下手之狠,之毒,之不择手段,之不容宽贷,是一点也不斯文的。

所以,中国的文字狱,固然都是由统治者发起,以镇压异己的作家和诗人,但起劲的、发难的、来精神的,还是这些文学界的小人们。不过在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这几代皇帝,文化素养较高,还算比较爱才。对于苏轼,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的,先后有两位太后,某种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否则,他早瘐毙在开封大牢里了。宋神宗虽然支持王安石变法,也同样很褒美苏轼的诗文,对他的奏章精彩之处,“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后来苏轼第一次流放黄州期间,这位皇帝还时常说他的好话,向台省内阁示意,要重新起用他。但反对派纠结在一起的时候,竟能作梗到连神宗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就可知道民间谚语所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的小鬼,是多么难缠了。

看来,苏轼一生就倒霉在这些小人身上了。当然,这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围在皇帝身边被豢养着的、唯知随班唱和、做马屁文章,而写不出正经作品的御用文人,都十分害怕真有才华的人,怕他们夺走统治者的宠幸。所以,他们总是嫉火如焚地煽动皇帝的疑忌,而达到整治同类的目的。

在《谪海南》诗的前面,苏轼写道:“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权柄的小人式文人,出于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南宋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绍圣中,贬元佑(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陆游是距苏轼不远的诗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苏轼文献的有心人,曾经把北宋南渡后散佚的官方文件中,关于审判苏轼的记录,整理出一本《乌台诗案》出版。由此,可见这些文学小人可笑也可悲的心态。因为苏轼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东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远的一位。从这种流放到什么地方的挖空心思上露出的蛇蝎之心,令人齿冷。

一方面,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诗人、不成气候的评论家、窃居权位的文化官员,由不得地自惭形秽,嫉妒得要命,便要寻衅生事,不遗余力地围攻。另一方面,他的正直不阿、真诚坦荡、敢于陈言、不避风险、在政治上决不随风转舵的性格,也使他不断地与权贵们发生冲突,而屡屡获罪。

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与欧阳修、司马光一起,持保守观点。但他并不算是一个死硬的反对派,只不过在感情上拒绝那些峻急伤民的改革措施罢了。于是,他遭王安石党羽的打击,抓起来坐过牢。后来,到了宋英宗接位,保守派得势,在全盘否定新法的浪潮中,苏东坡和别人不一样,对变法中的若干可行措施,还是建议保留的,结果又受新贵们的排挤嫉恨,给放逐到岭南。到了惠州,他的政敌仍不放心,再次谪放,过琼州海峡,到儋耳。

大凡真正的文学巨匠,和那种只求自己一帆风顺、得其所哉,而宁肯做违心事、说违心话的文人不同。倒不是苏轼不肯低下那高贵的头,而是他的良知使他无法屈从那些肆虐的小人型文人。所以,终其一生,是在不断地吞吃苦果,于颠沛流离中度过。他也明白自己这是改变不了的。有一次,他下朝归来,扪着自己的腹部问随从,我这里面是些什么?只有一个人的答复使他满意,那就是追随他大半辈子的朝云,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说:“学士那里,装的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古往今天,所有懂得合时宜的作家诗人,谁不是风花雪月,逢场作戏,版税照拿,名利双收,活得很滋润、很开心呢?但太聪明的作家,太合时宜的作品,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难逃镜花水月、一瞬即逝的命运。然而,“文章憎命达”,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尽管在仕途上浮沉跌宕,在文路中遭际险恶,但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不朽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甚至把命都送了的作家诗人,还不知有多少。也许这正是中国文学的精华神圣所在。如果文人都聪明得要死的话,都在玩文学,也就不会有文学了。若是只剩下庸俗与趋炎附势,文学史恐怕就要空白了。

被迫流放的东坡先生,携幼子苏过,终于在绍圣四年的6月11日过海,到了流放地。临行前,他在《与王敏仲书》中,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在《到昌化军谢表》里,也说过:“并鬼门而东鹜,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对他来说,流放海南,比之流放岭南,更无生还中原之望。尤其是他最心爱的厮伴半生的朝云,已经病亡惠州,剩下形单影只的他,独处蛮荒野域,难免惆怅。

但是,展现在他视野里的海南,那崭新的生活,终于给感觉敏锐的诗人,带来创作的兴奋。还在旅途中,经儋耳山时,停车伫望的他,就涌上来压抑不住的诗兴:“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

以补天石自期的这首小诗,表明了这位远放海南的文豪,在精神上开始振作起来。9月12日与客饮薄酒小醉,试笔自书时,更跳出个人局促的视野,升华到俯仰天地的高度。“吾始至南海,注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视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朱弁《曲洧见闻》)于是,他释然了。“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从此,他不作归计了。

但到儋耳住下来的东坡先生和他的儿子苏过,生活当然是非常艰窘的。在《与元老侄孙书》里写道:“老人(自称)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悴不复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在《与张朝请书》中,也谈到了他的生活景况:“海南风物,与治下略相似,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

《宋史本传》里记载:“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屋,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苏轼在《与程儒书》中也说道:“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劳费不赀矣。赖十数学者助作,躬泥水之役。”这里所说的士人、学者,该是本地的文化人了,亲自操泥水匠的劳动,来帮助东坡先生,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场面,可见正义和公理,还是植根在真正的知识分子心中。他们也许没有力量使这位受崇敬的文豪走出政治的困境,但能够解囊或倾力时,是一点也不吝惜的。

当时海岛的生活物资,全赖泉州、广州支撑供应,一旦阻隔,便是他的《儋耳四绝句》中的一首里的困苦之状了:“船舶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知祭灶,只鸡斗酒定燔吾。”看样子,那些未必是他读者的海南黎族乡民,倒也异常热情地款待这位落魄潦倒的东坡先生。在中国这块国土上,那些最底层的没有什么文化的一群,倒可能比有文化的人多一份同情之心。主人慷慨,贵客多情,有鸡可食,有酒可饮,醉饱之余,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出来了。于是,他一路踉踉跄跄走来,一路咏吟着他的诗篇:“半醒半醉问诸黎,棘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看来,生活的困难,压不倒东坡先生那“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精神。他在海南,日子并不孤寂。“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在老百姓中间,更寻找到他的新快乐。“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所以,在他心里,留下了对海南最佳的印象。据宋人陈敏政《遁斋闲览》载:“东坡自南海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其初离昌化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涕泣而去。且曰:‘此回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再来相见。’”

这世界所以值得苏轼留恋,也许是公道还在人心的缘故吧!

所以,他后来终于因赦离开海南岛的时候,写出了:“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这首诗中,不但看到他的乐观主义,他的坦荡胸襟,也看到他三年流放期间对海南岛的感情。在《过海》一诗中,他更无悔他的第三次流放,这恐怕是那些小人始料未及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给了海南岛最高的评价。到了广西合浦后的一首诗中,甚至说:“携儿过岭今七年,晚涂更着黎衣冠。”再次回到大陆的苏东坡,索性把自己看成是海南岛的黎家人了。苏东坡的最终流放,那些“忌恶挤排”的小人,本来想置他于死地的,也想使他的文学湮没在蛮乡夷域,了无所闻的。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终生颠沛流离、走遍大半中国的苏东坡,渡海以后,他的文学成就,益发地辉煌,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不朽地位。

宋代的朱弁在《曲洧见闻》里写道:“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同是宋代的文学评论家胡仔在《苕溪渔隐》一书中说:“吕丞相《跋杜子美年谱》云:‘考其笔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手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

苦难磨炼作家,也造就作家,这在中国或者世界的文学史上,绝不是偶然现象。过海以后的苏东坡,他的笔墨更是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那些企图扼杀文学的跳梁小丑,虽然不可一世地侮弄大师,最终也难逃被缚在耻辱柱上的命运,受到永远的奚落。海的伟大,就在于浩瀚,即使有几条墨斗鱼,喷出一点肮脏的汁水,会影响水天一色的蔚蓝吗?所以,一部文学史上,无论小人怎样跳梁,文学都是不会死亡的。大师永远活在读者心中,而墨斗鱼呢?对不起,谁也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