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努斯（Janus）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他的脑袋长有前后两副面孔，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如同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一头看着东方，一头看着西方。这种骈合体的图腾崇拜，属于西洋文化的特有现象，在古罗马的钱币上，就刻有雅努斯的双面形象。这是个不错的神，在罗马神话里，他是天宫守门人，每天一早把天宫的大门打开，让阳光普照大地，黄昏时分，再把大门关上，于是，黑夜就来临了。同时，他还是司农业、文艺、建筑、造船、铸币、旅行和航海的神。
英国作家斯蒂文生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主人公杰克尔就不同了，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和渊博的学识。他为了探索人们内心的善与恶的不同倾向，发明了一种药，并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从而创造出名叫哈第的化身。这个化身，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寻欢作乐，恣意行事，胡作非为，害人致死。于是这位博士，便成了集好人与坏蛋于一身的两面派。最后恶的哈第压倒了善的杰克尔，杰克尔无奈，只好在警察到来之前，开枪把自己打死。
当然，这是小说情节，现实生活里那些当面握手，背后踢脚，口是心非，落井下石的两面派，才不会这样结果自己，真要死，也要拉个垫背的。所以，两面派和两面性不是一回事，凡是社会人，都有一点两面性，都可以“一分为二”。但有两面性，不等于就是两面派。可两面派，必具有相当严重的两面性，不过，“合二而一”得非常完美，一下子分辨不出来罢了。
我已经活了几十岁了，在漫长的岁月里，有“幸”多次领教过这类“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朋友”，谢谢他们的“关照”，使我当过20多年的“右派”，和其他各种政治运动的运动对象，差一点被整死，然而并没有死，也实在令他们失望。尽管如此，一提两面派三个字，杯弓蛇影，还要心惊肉跳的。
这些“朋友”，看来是紧紧地拥抱着你，亲密异常，其实却在你的腰眼里捅进去结结实实的一刀，而且他还微笑着，脸不红，心不跳。这比当面锣对面鼓的批判、斗争、检举、揭发触及灵魂乃至触及皮肉，拉到批斗会上去坐喷气式，更可怕。因为你毫无戒备，猝不及防，这一刀常常是致命的。
当我明白这些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朋友”，笑容背后的歹毒，那绝望的痛苦，马上乘以二，乘以十，觉得萨特所说：“他人即地狱”的话，有深意存焉！
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有人群，就有两面派；有两面派，就有人腰里挨刀；有人腰里挨刀，就有两面派封官加爵；有两面派封官加爵，就会鼓励更多的两面派产生。这种恶性循环，于乱世尤盛，这和鬼子来了，汉奸则多，运动来了，嗜血者便亢奋，是差不多的道理。回顾中国文学史，古往今来，吃这种“化身博士”的亏而倒霉者，岂止你我，还有数不胜数的同行，甚至为之杀头送命而永劫不复的呢！
由于读到林贤治先生题名《两个顾准》的文章（该文见《南方周末》1998年2月6日），便不禁想起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的两面性，和《化身博士》中的杰克尔的两面派，孰是孰非，自然会生出不少感触。
早被遗忘了的顾准先生，近年来忽然成为名人，成为红人，成为养活书商的摇钱书，成为不谈顾准如过孔庙而不拜，有亵渎之嫌的摩登圣人，恐怕是他生前所未料及的。中国人之追星族，要疯狂起来，连美国歌星杰克逊的崇拜者，也甘拜下风。陈寅恪红了一把，顾准又红了一把，还有几位健在的老先生也频频出镜，亮相作秀，忙得不亦乐乎。按说，学者是在书斋里做学问的，用得着像流行歌手那样一波一波地造势吗？我不知道这些活着的老先生，和已经作古的老先生是如何想的？
林先生说：“每读《顾准文集》，都为作者的求索精神所感动。其中，题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长篇笔记，疑云密布，火光四射，特别富于思想批判的力量。”“在一个黑暗而沉默的年代，敢于让自己发出声音，这是极难得的。”“国外有人称顾准为中国50年代以来唯一的思想家，这大抵是合适的。”
接着他不无遗憾地宣称：“及至翻开《顾准日记》，却吃惊地发现，这里竟然存在着另一个顾准——完全不同的顾准。”这个不同的顾准，究竟是《化身博士》中的哈第先生，还是雅努斯的另一面呢？就颇费我们斟酌的了。
《顾准日记》，与先前问世的那本《顾准文集》一样，也是一部洛阳纸贵的畅销书，正当令，老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一听到“排行榜”这三个字，就会想起歌星。我不知书商们还能从顾准这座矿井中，挖到什么宝藏？但老先生地下有灵，对于自己老被书商当做油头粉面、齿白唇红的小歌星耍，未必会那么开心的。
对于这本日记（特别是“息县日记”部分），林贤治的文章断然认为“（顾准的）立论，显然不是独立思考的，而是奴隶主义的；虽谓日记为‘私人话语’，实则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距之远，简直不可思议”，这使得他忍不住著文加以剖析，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两个顾准》。
其实，一个人的两面性，在特定的环境里，在外在力量的压迫扭曲下，出现强烈反差，事属正常。无论这位被抬捧到峰巅地位、誉为“中国50年代以来唯一思想家”的大名人顾准，还是庸庸碌碌甚不成气候的小儿科如你我，都是那位天宫守门人雅努斯，具有两张不同的面孔。或美和丑，或善和恶，或是和非，或真和假，不过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在比例上，有可能好的一面明显些，坏的一面模糊些，也有可能白的一面淡化些，黑的一面突出些的不同而已。人世间，不存在一个尽善尽美和全是全真的完人，这位时下常在榜上、当红歌星似的“唯一思想家”，也不例外。
他在息县五七干校写出来的这部日记中的奴隶语言，使我们看到他的不大干净的一面。如同宇宙探测器，飞到了月球背面，发现那里竟是永久的黑暗一样，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正如黑格尔所言：“存在，便是合理的。”顾准不是圣人，也不是外国人别有用心的吹捧，“50年代以来唯一的思想家”，他不是嵇中散，不是李卓吾，甚至也不是金圣叹，一个不可能不慑伏于权力，膺服于棍棒，低头于小将，永悔于原罪的中国知识分子。若没有这一点软弱，只有一面性，而无两面性，反倒是件怪事。
我看到过许多我认为不会腿软的老革命，扑通一声跪下来；我见过许多我相信不会告饶的老同志，磕头如捣蒜地忏悔；我也目睹过我景仰的一些前辈，毫无尊严地被革命小将戏弄，让他爬就爬，让他叫就叫，让他骂自己就骂……这些发生在十年浩劫里的事情，已是尘封的记忆，自然不会写进当事者的日记里的。
所以，日记的特点，是真实。一是言为心声，思想的真实，一是亲见亲闻，感知的真实。但一旦发表出来，这真实性就要打折扣了。生前公布的日记，如此；死后出版的日记，也如此。除非你的敌人要出你的洋相，越糗的事，才越乐意端出来。否则，为贤者讳，总是要遮遮掩掩的。
鲁迅先生在《马上日记》的序言里说过：“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那日记上就记着，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抄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派，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因此，中国文人的日记，无非两种，一种是他所说的“日记的正派”，是给自己看的，假的东西少；一种是李慈铭先生这种写给别人看的，真的东西便不大会多的了。
这样，为自己记日记，肯定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无须什么顾忌。而为别人记日记，标榜的却是自己，就要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怎样描画成自己所希望的样子，就难免要在日记里，撇清矫情，文过饰非，装腔作势，搔首弄姿。于是，说一些违心的话，说一些好听的话，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林文指出：“这个顾准，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当时包括整党建党大批判在内的‘斗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他几次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的中国社会进程充满信心，‘一打三反运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行见社会秩序将趋于十分整齐严肃，如此抓革命之后，生产跃进必将开创新纪元，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1975年前5年，将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则是十分可以肯定的。’”
从顾准对于“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的赞扬之词、肯定之语、讴歌之意、鼓舞之心，与红卫兵，与造反派，与军工宣队，使用同样的“文革”语言，保持同样的宗教感情，不禁怀疑，是文集中闪烁智慧火花的那个人么？因此，这是一本私日记的话，至多说明他只是一个“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而若是“欲人知”的日记，则完全是惟恐站错队的表态，对他所在的“五七干校革委会”立正效忠而已。如果写这种东西也能称作“思想家”的话，倒毋宁说是对于思想家的亵渎。
林文指出：“对于一个‘右派分子’来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带有双重的惩罚性质。50年代末，顾准对此有过思想上的抵制；但到此时，他把此前的种种腹诽和异议，都看作‘稀奇古怪的变化’而彻底抛弃了。他愈来愈明确地否定‘劳动惩罚论’，把劳动改造同世界观的改造结合起来，他写道，‘最大的收获是从此要夹紧尾巴做人，盖学习班所获结论为决心继续革命，此次批判会则是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与敌人，两者并不相反，其实相成，既然衷心认识这一点，此后自当切实做到，也必能切实做到也。’又说，‘从此以后，我要以罪人和敌人的赎罪心情，继续革命下去，这一点觉悟十分重要，此后决始终不悔。’”
假定这番表示，是顾准先生当时真实的忏悔之情，那就忍不住要问，一个“夹紧尾巴做人”的人，一个心灵上受到宫刑的人，能与“思想家”划一等号吗？如果系违心之言，一个真正有学术人格的学者，有必要把自己鼻子抹块白，扮演一个丑角吗？
林文还指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输出‘革命’，自诩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顾准深受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主要倾向是革命’的新时代，‘在全世界面前宣告亚洲是世界中心，惟有中国才能担当起来，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的一个侧面。’他臆想世界将如何‘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做了一番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描绘：‘批赢美国，迫使美国承认败局……使我成为小国和大西洋诸发达国家革命人民仰望的中心，同时在这种全胜的鼓舞下加速经济发展，以便在10年15年中超过日本，在再长一点时间内超过美苏，如此功业，彪炳千秋，在我国历史上秦皇汉武唐宗都不能望其项背。’”
这种“狂热的气概”，是每个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还记忆犹新的事。那时，许多被蛊惑起来的无知之徒，真诚地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受压迫，也傻不唧唧地兴奋过，发疯过，擎着红宝书，要去解放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吃着面包、抹着黄油、喝着咖啡、嚼着牛排的被剥削大众。虽然自己一年到头才吃到一把花生米，但革命热度烧得很高，以至于胡言谵语。可对这位“思想家”来说，有必要参加到这支发烧友行列里来吗？说他天真呢？还是装蒜呢？不知九泉下的顾准先生作何想了？
所以，顾准日记，特别是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的“息县日记”是一本欲人知，又畏人知，实际上还是希望人知的日记，当无疑问。很显然，在抄家成风的“文革”十年中，经过洗劫性的轮番搜查，再加之扫地出门，双手空空，关进牛棚，身无长物，这位名人任何可疑的物品，若有蛛丝马迹，是逃不出红卫兵、造反派、工军宣队、专案队、群专队、斗批改小组、文攻武卫指挥部，和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的“火眼金睛”的。那么，这本日记理解为一种障眼法，或许更合乎情理。那些违心的、虚假的、讨好的、言不由衷的一切，都是可以谅解的，属于顾准先生“仙人摘豆”式的戏法，哄那些智商不高的文革英雄，倒有很大可能。
把话说回来，每个人都有“雅努斯”两面性，慷慨激昂与心虚胆怯，从容大度与软弱卑琐，刚直不阿与委曲求全，“20年又是一条汉子”的视死如归，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贪生怕死，都会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存在。为了生存，为了活命，苟且偷安，用心良苦地写出这种李慈铭式“欲人知”的日记，应无大碍。他并没有想到“身后”会出版，让书商的荷包鼓起来。当时，倒真有可能是想让那些“奋起千钧棒”的文革“金猴”们看的，若从这个意义考虑，更不应该受到指责了。
只有理解“雅努斯”现象的必然，才能解释一个人的悖谬行径，扭曲心态，以及自我分裂的双重人格。不过，无论怎样的求全责备，顾准先生能在屈辱的精神牢役和沉重的劳动惩罚之中，艰难求生的同时，还能薪火相传，笔耕不辍，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是值得敬重的。这使我们想起公元前一世纪，关在蚕室里，一面服刑，一面养伤，一面写作《史记》的司马迁，几乎有着相类似的境遇。
公元前的司马迁，与“文革”中的顾准，其实都是“雅努斯”！用史圣来诠释这本日记的作者的苦衷，正是说明后来人其实懂得，应该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去理解前人走过的路，和他在某个时期写出某些作品，而从中汲取教训。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汉武帝刘彻对司马迁施加的这种极其残酷、极不人道的宫刑，将这位大师摧残到何等悲惨的程度？但从他给任安的信里，可以看到那份难以言状的悲愤：“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哀叹地说：“饵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因此，对司马迁造成的心理压力、精神伤害，要比“文革”中戴高帽游街、喷气式挨斗、大字报糊门、阴阳头扫地的文化人，肯定要痛苦一万倍。
“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这种凄惨的哀鸣，事隔千秋，读来犹令人感到心灵的震撼。
在《报任安书》里，他把一个人受到的侮辱，分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跪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而统治者本可以赏他一刀，给个枪子，或令饮鸩自杀，或使悬梁上吊。不！非要将他关键部位割掉，放在暗室里活遭罪。
这种让人犯受到最大羞辱，还要长期加以折磨的恶毒办法，也是后来“文革”期间，革命小将无师自通，用来折腾像顾准这类知识分子的惯技。而那时最常听到的把谁谁谁搞臭的这一个“臭”字，寻根觅源，在某种程度上，没准倒可能是古代宫刑余风的再现。“宫刑”又名“腐刑”，就因为受刑后的创口，没有迅速消炎的青霉素、头孢等药品予以治疗，久久不能愈合，化脓溃烂，那就必然腐臭不堪了。这种让你臭，而不让你死的惩罚，是中国历朝统治者足以把知识分子整得魂飞胆丧的毒招。
然而，“沉溺缧绁”的“刑余之人”，“身残处秽”于“槛井之中”。司马迁还忍不住要在一片片竹简上，继续爬格子的游戏。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很难说得通的愚顺性格，干什么？干什么？已经把你挤到一个彻底绝望的死角里了，你还起个什么劲呢？你还要表什么态？效什么忠呢？既然汉武帝不把你当作家看，甚至不把你当人看，从身体的宫刑，一直到心灵的宫刑，都让你领受个够，还给他写什么劳什子？这也是《顾准日记》中，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有必要在五七干校里，做那种对“大好形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欢欣鼓舞状吗？
司马迁的“雅努斯”现象，比顾准更而甚之。一方面，在《报任安书》中，“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时，他是一个绝对自信的精神上的强者，沿着历史巨人的足迹，九死无一悔地要完成这部史诗的雄心，真是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但在另一方面，那一口一声“主上”圣明的可怜相，饶是打了你的屁股，还说主上打得对，谢主龙恩。已经把老兄你整得“身残处秽”，“重为天下观笑”，还用得着表现什么“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吗？一个作家，戴着脚镣跳舞，只求作为奴隶船上的一员而满足，如果这样自轻自贱的话，除了低三下四，臣罪当诛以外，还剩下什么呢？谁让司马迁把自己定位于“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的下三烂之列。这和顾准“夹着尾巴做人”论，怀着原罪感，如坠阿鼻地狱的自赎意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一切，都说明文人身上的“雅努斯”现象，势所难免，是件没有办法的事。
如果我们听一听恩格斯对于歌德的评价：他“有时是伟大的，有时是渺小的；他有时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是拘谨的，满足于一切的，狭隘的小市民”，就会明白没有必要回避，也无须讳言，每个人心灵上的“雅努斯”现象。
应该说，有两面性，并不可怕，只要正视，是不会成什么问题的。但两面派，对不起，那就不敢恭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