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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皇帝与作家

这是一个很不搭界的话题,作家者何?按照王渔洋的话说,“乃一酸丁也”而已。这话说得多少有点损,但在皇帝眼里的作家,也确实就是这副酸不溜丢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模样,大概比孔乙己好不到哪里去。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风流儒雅的皇帝,或相当于皇帝这样的最高执政者,身边总是有一些作家陪侍着的。甚至粗通文墨者,或者狗屁不通者,既然贵为天子,没有学问,没有文才,怎么行呢?驾幸好山好景,不题两句歪诗,逢年过节,不写两笔孬字,作墨宝赐给臣下,那还叫什么九五之尊呢?连慈禧太后,还从云南找来一位姓缪的贵妇,教她书法,替她写字呢!

这些被雇用的文人雅士,身份高的、年纪大的,叫做“庭筵讲授”,例如朱元璋的宋濂。通常是先请吃饭,然后,沏上茶再来讲文学;朱元璋的后代朱端翊,就在这庭筵上发表过高论,“贞观之治有什么了不起?不足道也!”令在座的那几位庭讲的翰林院士吓一跳,因为这个后来躺在定陵里的皇帝,实在是很不怎么样的统治者,明朝就是从他神宗时代开始走向衰败,不是一个地道的昏君,也是一个无能的庸君。他认为:“李世民杀弟欺父,算什么英主?”当场的御用文人们,只得连连称是。“陛下英明高见,佩服佩服!”至于那些身份一般,年岁不大,就叫“侍读学士”,例如武则天的上官婉儿,那就算是随叫随到的身边工作人员了。这恐怕是讲完了文学,再行赐饭,顶多御厨房里添两份小炒,那就皇恩浩荡了。

一个作家能够被召侍奉皇帝,应该说是一份美差。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点到你的名,是看得起你,你还不要不识抬举。老实说,也没有一个作家,敢不识相予以拒绝。东汉末年,董卓擅国以后,也相当于皇帝一样地作威作福起来。为了装点暴政的门面,想起了当时的一级作家蔡邕,他就下令要这位老先生到洛阳来做官。蔡邕正是怕给这个废帝弑后的军阀当差,才逃跑的。董卓放出话来:“我这个人是好杀人的,如果蔡先生不来洛阳,和我谈谈文学,对不起,我不仅杀他,还要灭族!”蔡邕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与其被他砍头,还不如和他聊聊文学新概念或者什么后现代主义呢!

于是,他屁颠屁颠地坐着牛车奔赴洛阳报到,半年之内,被董卓连着提拔三次,官做得很大,位至三公。所以,侍候皇上,是一份俸禄很高、赏赐很多、地位很高的差使,而且也是一份责任很小、工作很少、负担很轻的差使。因为皇帝日理万机之余,大部分时间是要去照顾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对付这一群性饥渴的女人,不可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和这些作家谈诗词歌赋、文章典籍。封建社会里好多作家,包括大作家,也很想蒙受这份帝王的青睐。那个“吹绉一池春水”的冯延已,给南唐的中宗、后主捧哏逗闷,那也是快活一生,得意一世的,被称作风流君臣。

因此,封建社会里那些知识分子,就把这些皇上身边的作家,叫做“御用文人”,看不大起的。这里面,有属于正直的蔑视,有属于清高的自负,也有的是属于眼红的嫉妒。作家嘛,十之八九,圣人也难例外,都程度不同地喜欢呷醋吃味的。这就是吃不着葡萄的狐狸,便要说葡萄酸了的假惺惺了。这后一种作家,认为自己比那班御用文人,文才要高,学问要大,资格要老,声望要好,只有他才应该被恭请到京城,一顶青衣小轿,从东华门抬进,直到乾清宫御书房坐下来,与皇帝指点文学,挥斥作家。可是这座位由别人坐了,只好作东篱种菊、悠然南山状了。御用文人由于太靠近皇帝的缘故,容易得到别的作家难以得到的那些荣誉声名,权势金钱。因此,得不着的作家于是乎很生气,或者生闷气。“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自恋自虐之余,抽不冷子金刚怒目,也是应该能够理解的。

御用文人不招人待见的方面,也是令同行颇为齿冷的,就是他有机会在皇帝耳边嚼舌头根,或者参奏哪位作家一本,或者密报作家可疑动向之类,深文周纳,是叫人吃不了兜着走的。清代很多文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道查抄圣旨下,合家合户充军发配,罚往乌苏里台给披甲人为奴,都是这些御用文人,给皇帝举报的结果。因为要在字里行间挑起毛病来,同行是最行家里手的。

宋代的苏东坡,这位大师由于反对新政,已被挤出了京城,到湖州做地方官。但那些围在皇帝身边的三四流文人,仍不肯放过他,鸡蛋里挑骨头,还在找碴儿。这也是小文人被大师压得喘不过气来时的逆反心态。一旦文学上无力一较短长,就依靠政治优势来收拾对手。而最厉害的栽赃诬陷,莫过于告他反皇帝了,那可是置人于死地的绝招。由于苏东坡的一首咏老柏的七律:“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一帮人串起来告到皇帝那里,硬诬他是在诋毁宋神宗。此类手法虽然笨拙,但却从古至今,盛行不衰。尽管呆傻儿当皇帝者不少,不过这位皇帝还不算十分白痴,他还能和那些御用文人辩争:“苏轼写的是古柏,与朕何干?”有一个叫王珪的老文人兼近臣,叩头撞阶地说:“龙即陛下,陛下即龙,这种心怀歹毒的形容是大不敬的呀!”于是一封诏书,将东坡先生从湖州递解回开封,关进大狱。然后组织专案班子,把这位大师的作品,一一过筛。文人整文人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往政治上拉,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这时候倒一点不讲文学规律了。

话说回来,太接近皇帝的文人,也并不太值得羡慕。好处固然很多,但风险也很大的。《韩非子·说难》里提到:“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玩龙,或陪龙玩,倒很像马戏团的驯兽师,不知什么时候,老虎狮子兽性大发,咬你一口,抓你一把,不死也得掉层皮那样。皇帝老子高兴起来,和你唱和一首,填词两阕;要一翻脸,轻则卷铺盖,重则掉脑袋,在史书上也屡见不鲜的。

《史记·郦生陆贾传》提到这位文化人和刘邦的争论。因为他“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刘邦这番话颇具有工农洒脱率直的本色,“老子就是大老粗,你怎么着?”不过,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的最早一位写诗的人,有点文学灵气,他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应该说是豪放一派的。比之他的敌手项羽的“难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那种悲观色彩,确乎不同,有大家风范。所以,他只是恼火骂两句,也就罢了。顶多撒起野来,拿儒生的帽子当夜壶用,故意往里面小便,仅此而已。

可流氓无产者朱元璋,就没这便宜了。这个当过小和尚,当过要饭叫花子,当过兵贼的皇帝,出身成分自是呱呱叫的好,但他对于文化人的阶级拒绝心理,严重失衡,接近变态,成了一个疑虑成性、狂虐嗜杀的暴君。哪怕是在拍他马屁的文章中,有可能联想到他当和尚,当兵痞者的同音字,也会马上推出午门斩首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最残忍的刑法之一,就是将犯人的皮,整张剥下来塞上草,所谓“剥皮揎草”,他是最爱采用的。所以给他当御用文人,下场好者不多。甚至他儿子的老师,他的五经师,可称为他的第一御用文人宋濂,差点也被他砍了脑袋。

据明·徐祯《剪胜野闻》载:“洪武十年,宋学士濂,乞老归。帝亲饯之。敕其孙慎辅行。濂顿首辞,且要曰:‘臣性命未毕蓬士,请岁觐陛阶。’既归,每就帝庆称贺如约。帝念旧,恋恋多情深。十三年,失朝,帝召其子中书舍人璲,孙殿廷礼仪司序班慎,问之,对曰:‘不幸有旦夕之忧,惟陛下哀矜其罪!’帝微使人瞰之,无恙,大怒,下璲、慎狱,诏御史,就诛濂,没其家。”

这就是潜溪先生的不是了,作为朱元璋的文学顾问,已经获得了“开国第一文臣”的荣誉,声名地位也到了顶尖的地步,决定“乞老归”了,那就彻底归吧,可他却是个不甘寂寞的老作家,想归又不想全归,要求每年来觐见一次皇上,似是忠忱,实是邀宠。其实朱元璋设宴饯行,本是让他一走了之,不再需要之意,可此公老不知趣,就是十分的无聊了。大概见了两次,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便耍奸脱滑不去了。他忘记一个真理,凡流氓,是特别忌讳别人对他耍流氓手段的,朱元璋就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来这一套,他会买账?这位皇帝的特务系统,密如蛛网,连小巷酒肆里议论他老婆脚大的小市民,都被捉将官去治罪,何况老先生没病装病,连病假条也拿不出来。幸好太子出现,皇后求情,宋濂的命算保住了,但谪居茂州,终于死在了半路上。他儿子宋璲,孙子宋慎,到底还是让朱元璋给杀了。

御用文人下场之惨者,莫过于此了。

另一位编过《唐诗别裁》、《古诗源》的沈德潜老先生,直到乾隆七年,他67岁时,才发达起来,老骥伏枥,晚年生辉,这恐怕是很令一些怀才不遇的老龄作家心向往之的事情。“高宗莅视孰为德潜者,称为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从此成为乾隆的御用文人,恩遇有加。“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是岁,上谕众臣;‘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见《清史稿》)

做御用文人除了随班唱和,歌功颂德,吾皇万岁万万岁外,一个必须严格自律的准则,就是只能有皇上的看法,万不可以有自己的观念。政见不可有异,要跟上形势,在文学观点上,也必须和皇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这位老先生由于圣眷恩渥,众望所归,在文坛上也是一言九鼎的领袖群伦的人物,于是多少有点忘乎所以,因此使老作家栽了个大跟头。他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集》,乾隆一看,火冒三丈,因为在这部书里,沈德潜居然选了钱谦益的诗,乾隆说:“那是个明朝降臣,怎么能放在一书的最前面呢?而且还选了钱名世的诗,那就更荒唐了,那是皇考雍正定性的‘名教罪人’呀!”老了老了,自以为不逾不惑,其实却是感觉错位的老糊涂,碰了这一鼻子灰,惶恐万分。不过还算走运,乾隆高抬贵手,放了他一马。

但没有想到,他死了以后不久,“四十二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清史稿》)死了,恼了皇上,也不饶的。如果沈德潜编选这部集子,把乾隆的诗选上大半本,而且放在开卷部分,也许这份检举揭发材料里,有他的名字,也会从宽发落,不会把老先生的墓碑也给铲平的了。所以,御用文人活着时,要察颜观色,小心侍候,死后,还得战战兢兢,惶恐九泉,因为不知什么时候,龙颜大怒,就要鞭尸戮骨的。

总的来说,御用文人在封建社会里,尽管吃香喝辣,但充其量只是起个陪衬点缀、歌舞升平的作用。赏一个官当当,领一份干饷,放一任学差,到外省去一捞票,就算皇恩浩荡了。也就如此,前面提到的宋濂、沈德潜,明清两代最顶刮刮的御用文人了,又如何呢?太史公司马迁早看透了,文化人,皇帝的玩物,饭桌上一碟开胃小菜而已。想吃,夹一筷子;不想吃,推到一边去;不高兴,扔进了泔水桶当垃圾处理,不怎么当回事的。他在《报任安书》里这样评述自己:“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尽管中国的皇帝,喜欢搞一种文字狱的游戏,动不动把作家的脑袋砍下来,对作家应该是颇不感兴趣才对。但也许我们中国终究是文化古国的缘故,皇帝自己舞文弄墨想做作家,或挤进作家队伍者,倒也不在少数,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一方面整作家,杀作家,收拾作家不遗余力;一方面在皇冠外,再弄一顶作家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这就是中国皇帝的真命天子观,倘不文武齐备,怎么能一统宇内?因此极少有以文盲自诩的统治者,当然也不是没有。前面提到的汉高祖,一开始很以“马上公”为傲的,后来,叔孙通给他演习礼仪,他也体会到皇帝的威严,从此尊儒。随后,这位亭长衣锦还乡,不也写开诗了嘛!一当上皇帝,好像才气也跟着蓬勃,艺术细胞来得丰富了。他的诗《大风歌》也许会被御用评论家喝彩,把他划入豪放派诗人一族中去。如果当时成立汉朝作家协会的话,那么第一号会员证,非他莫属了。

曹操也是一个杀过作家的统治者,孔融是他下令杀掉的,杨修死在他的刀下,崔琰也未能逃脱一份死罪,连受刑时不屈服的神态,曹操都恨之入骨。那位新锐作家祢衡虽不是他杀的,但也因为得罪了他而送给别人去砍了头。但他自己却是历代皇帝中最称得上是作家的作家,他的才分远远要高于他所杀掉的几位,那些人的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人生几何,对酒当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来得家喻户晓。但他终究还是有些诗人气质,譬如花钱把女诗人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譬如诗人王粲劝刘琮降操有功,褒赏有加;譬如诗人陈琳为袁绍讨操写过批判文章,他捉住了也未杀头,还给了一个书记官当。所以,他这些对待作家的严厉或宽容的举止,只是个人行为。而明清两代以文化人为残害目标的文字狱,则纯属彻头彻尾的暴政了。

这些最爱搞文字狱的皇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极无文化者,如小和尚兼无赖出身的朱元璋;一种是极有文化的,如一生写诗,总量超过《全唐诗》总和的乾隆。这好像也是个规律,若是个无文化者的皇帝,对于文化和文化人,存有一种先天的排斥拒绝心理。若曾是个不第秀才出身的皇帝,必然对文化和文化人的疯狂报复情结作祟。若是个有文化的皇帝,也会产生一种对于文化和文化人的历史疑虑。这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中国第一位皇帝文学理论家,给后来做皇帝的人提醒的了。

他在《典论》里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藉,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他这么一说,一个做皇帝的,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作家吗?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作家的命运如何,御用也罢,非御用也罢,大致是可想而知的了。陶渊明的“种菊东篱下”,似乎是能够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