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4年，北隋治书侍御史李谔，认为“当时属文，体尚轻薄”，于是上书隋文帝杨坚，要求领导采取一些措施。从此人职务上的“治书”二字看，显然是政府里主管文化方面的官员了。
大凡帝王跟前的这类文人，特别容易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稍有风吹草动，立刻会敏感地噤起鼻子，东闻西嗅，寻找动向。他说：“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雾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此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李谔，也真是好一个了得，一下子寻本追源，把账算到了200多年前的“魏之三祖”的魏晋文学上。九泉下的曹操、曹丕、曹睿，被他这样一上纲，实在是一头雾水，很莫明其妙，儿孙不争气，与老祖宗何干？
从历史上看，“左”一点也是要比右一点得便宜，他因此得名，在《隋书》里，作为正人君子的形象，有传存焉。其实，此公心地不怎么样良善，看列传里他的一些作为，估计他是一位面色永远铁青，终日不苟言笑，以整顿世风为己任的清教徒。这类“左”大爷哪个朝代都会出现的，而且总在上风头站着。他曾经鼓捣杨坚发布了一个五品以上官员死后，其妻妾不得改醮的命令，居然明文立法，强迫妇女守寡，可见其是多么令人憎恶了。因此，这个道德狂，没事找事，上书隋文帝整顿文风，规范士子，是做文化警察的这类人再正常不过的举动。
要不然，这世界太太平了，他不就失业了嘛！
杨坚本人，生性忌刻，不喜词华，一览李先生的奏章，认为正合孤意，随即下令全国“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不许繁文缛节，玩弄词藻。凑巧有个倒霉鬼碰上了枪口，“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这位刺史本想露一手，结果却因自己的骈体文、四六句做得太出色，而交付检察机关定罪。玩文学，玩不好，而玩出漏子来，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有什么办法呢？司马先生只好为他的漂亮文章蹲班房了。
李谔之所以如此痛心疾首地开展文化批判，也并非绝对的无的放矢。当其时也，文学之矫情造作，华而不实，玄虚无物，夸浮伪饰，已成文人笔下的痼疾，也实在令人摇头。与他同朝做官的学者颜之推，此人先在南梁为仕，后在北齐做官，最终在隋朝任太子学士，可谓见多识广，他在他的著作《家训》中，讲到南北朝时的文风时，也是嗟叹不已，很不赞成的。
他举例说：
“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佻弊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妇人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
“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为饵者，递共吹嘘。”因此，颜之推说：“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所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
日本作家加贺乙彦陪我逛富士电视台，走累了，歇一歇。
买一条驴的字契，写满了三大纸张，还没有提到一个驴字，若放在今日文坛，各色新潮评论家不赐以这位博士超现实主义大师的桂冠才怪。而从举例中所说的“虚相赞说，招延声誉，交诸名士，递共吹嘘”来看，和时下常见的有偿评论、被雇吹捧、收费叫好、红包文章等等手法，如出一辙。事隔千年，似乎历史被定格了一样，也真令人扼腕。看来，文学虽然进步，但作家们求名自售时的不择手段与无耻无赖，甚至显得更为下作。
但这一切的堕落，与魏之三祖，和以他们为代表的魏晋文学无关，他们并不应负南北朝文风颓靡之责，这是李谔错误的判断。任何事物，包括文学的潮流，哪怕具有极好的开始，也会因缘时会，而产生出完全背离初意的后果。新时期文学的性描写泛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规律似乎是这样的：第一位作家刚刚才写到女人的脸，第二位作家就会写女人的胸，第三位一定来不及地写女人的性器官，他还未落笔，第四位勇敢者写性交的作品就会在地摊上出现。甚至有位老作家也忽然不甘寂寞，竟学起满清遗老辜鸿铭先生，大写女人的秀足，看来不仅弗洛依德，而且与辜先生同具嗜莲之癖，也算无独有偶了。
文学潮流的变化，常常是每况愈下，虎头而蛇尾的，总是把路越走越狭，倘不弹尽粮绝，无以为继，就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彻底完蛋，这是始作俑者所想象不及的。就看看新时期文学以来，举起多少旗号，打出多少招牌，最后一蟹不如一蟹，全部偃旗息鼓告终。所以，魏晋文学的一代风流，与李谔所指的江左宋齐梁陈的颓废浮艳，已是不相干的两回事了。
但李谔振振有词于大江南北的“体尚轻薄”之风，也不是绝无根据。因为风气既成，就不仅仅表现在文学上，整个社会也随着魏晋以来的清谈玄议而“其弊弥甚”。当时构成社会精英层的士族和知识分子，咸以门阀相重，名士自居，崇尚黄老，追求通脱，做实事者受讥诮，唱高调者被抬举，昏昏然视作智慧，醉醺醺以为清醒。连开创东晋偏安局面的王导也这样说，你们今天说我“愦愦”，将来你们还要怀念我这“愦愦”呢！
以“愦愦”自慰的王导，和登碣石、临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怎可相提并论呢？《资治通鉴》里载南朝宋时大名士袁粲的事例，便可见江左一班风气。这位当朝大臣既无“经世之才”，而且“好饮酒，喜吟讽，身居剧任，不肯当事”。他的下属去向他请示，要他做出决策，他躺在卧榻上，高声咏哦，所问非所答，来一个驴头不对马嘴，让人家不得要领而归，此类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径，而竟传为佳话，视作风雅。平日，只是“闲居高卧，门无杂宾，物情不接”，大家认为他很清高。于是，追求名士风度，蔚为风气，遂成了200多年间南北朝文人的终极目标，社会精英层大率若此，还有什么振作可言！
这些人聚在一起，无非“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世说新语》里介绍领导这种清谈新潮流的主要人物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于是，“谈”，便是清议的代名词。一边摇着麈尾，一边大谈黄老，既不顾半壁江山，沦陷异族，也不问江南黎庶，水深火热；只是寻景探幽，游山玩水，品评人物，竞谈玄理，魏晋文学中那种伤时感世、赋物寄怀的精神，根本就不存在的。
其实，就在魏晋当时，对于空谈误国的现象，也是有微言的：王恭就发过牢骚，虽然他本人也不怎么样。“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所以，即使在江左，持反感者也不少。南齐的将领陈显达任江州刺史时，他儿子为郢府主簿，上任，路过九江，去拜望老爹。老爷子一看他手里拿着的麈尾蝇拂，火冒三丈，一把抢过来，说这些东西，“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当着面给烧了。隐居茅山的陶弘景，忧虑“士大夫竞谈玄理”会带来的消极后果，曾经写过一首诗：“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不幸而言中的，侯景就是在昭阳宫里活活饿死了梁武帝萧衍。
任何事物风行起来，成为民众时尚，社会潮流，就如颜之推形容的：“递相夸尚，景附草靡。”便具有蛊惑力，所向披靡了。名士豪族，权贵高门，达官要员，文人清客，倡导于上。街头巷尾，市井乡闾，蝇营狗苟，等而下之者流，呼应于下。清谈玄议造成的民风颓废，世俗恶浊，人情奢靡，事理败坏，便不可抑制了。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那些“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屐，出则车舆，入则扶持”。不但思想精神颓败，身体四肢也荏弱下去。有位叫王复的建康令，身为首都市长，一辈子不但没骑过马，大概连马也没见过。有一次，手下人给他牵来一匹，请他上马，那马受惊，嘶鸣跳跃，把他吓坏了。他责备下属：“这不是老虎吗！你怎么把它叫作马呢？”所以，梁武帝时的侯景之乱，围困建康数月，这些坐而论道、空谈误国的名流，“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哪怕打开台城大门，放他们逃生，也走不动，跑不脱了，只有坐以待毙，朽死而已。
李谔所指责的南北朝“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这笔账算不到魏晋文学的头上。应该说，魏晋文人个性精神的发扬，是中国文人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期。在此以前，屈原、宋玉之于楚怀王，贾谊之于长沙王和梁怀王，邹阳、枚乘之于梁孝王，司马相如、司马迁之于汉武帝，王褒之于汉宣帝，扬雄之于汉成帝……他们虽然在文学上有不朽的建树，但他们作为文人的个性，很大程度要服从于他们作为侍从的职业需要，他们的文人人格，是并不完整的。所以，当屈左徒放逐，太史公瘐毙，贾长沙失意，司马长卿冷落，斯时斯刻，他们的心理状态，更多是做臣下的诚惶诚恐、谦谨卑微，而缺乏文人应有的自由质素，大概是可以断定的，要不然，不会产生“忽驰骛以迫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幽怨感、失落感了。这种实际自视“臣仆”的思想特征，一直到了魏晋文人身上，才开始大大淡化。
且不说祢衡像红卫兵小将一样，跳出来公然批判曹操了，也不说孔融敢于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在首都许昌搞个“红三司”什么了，文人意气可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虽然这两位先生最后弄掉了脑袋，但他们被砍下的，却是一颗颇为自负的文人的头。由此开始，中国文人才由秦汉时依附于统治者的从属地位，成为独立的能够与统治者分庭抗礼的自由思想主体，是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一个作家意识到他不是谁的下级、附庸、奴仆，而是自己作品的上帝，这一点觉醒，实在是难能可贵。
尽管“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在这位操生杀大权的司马昭大将军面前，连曹姓皇帝都要视其眼色行事，但作为文人的“阮籍在座”，却“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令人为之侧目。甚至在今天，也很难想象在一间会议室里，有一位作家于别人讲话时吹口哨、抠脚丫，但魏晋文人却敢这样行事，不能不对他表示钦佩。这当然不值得仿效，而且也未必表示他对司马昭多么不买账，只是他有勇气坚持了一个文人的通脱不羁的自由品位，便载之史册，流传至今。
如果说，文人地位由附属体变为主体，始自魏之三祖，倒也不错。特别是曹操和曹丕，他们既是帝王，又是文人，而且还是不用花钱雇吹鼓手，就很伟大的文人。固然他们以帝王之威，“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来统治这些文人，但也总是以其中一员的姿态与众多文人，平等交往的。
从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中所写：“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棊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郎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我们可以想见他与吴质友情之笃厚、交往之平等，看不出身为王储，任五官中郎将要职的曹丕，有一丝公孙王子的骄气傲势，而只不过是一个十分有情趣、会风雅的文人罢了。若是再想到王粲死后，曹丕领着诸位文友，到坟头上去祭奠，他提议，王先生生前喜好作驴鸣，如今走了，我们大家都叫两声为之送行吧！仅这一细节，可以看出他把自己视同众人，毫无特殊的。
虽然，魏晋文人有许多疏狂狷介的表现，诸如纵酒作乐，长醉不醒，服散行发，佯狂痴癫；裸裼披发，长啸驴鸣，女服傅粉，扪虱玄谈……这些荒诞不经的举止，为后世诟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文人对于当时险恶政治环境的消极抵抗。因为曹氏篡汉为魏，司马氏篡魏为晋，都伴随着血风腥雨的大屠杀，因此，或逃避，或装疯，或沉醉，或隐逸，只是斗争手段。但到了南北朝，文人们继承其消极的表象部分，并未把握其抵抗的实质，余风所及，成为滥觞，治书御史李谔的责怪始起者，就完全没道理了。
其实，这位道德狂，并未认识到打出“礼岂为我辈设也”旗号的阮籍，那些惊世骇俗的行为背后，所具有的反礼教的革命意义。而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然发出“非汤武而薄周孔”声音，触犯了司马氏父子，以致招来杀身之祸的嵇康，那种敢于反主流的精神，开创了与统治者背道而驰的非正统文学，那才是对提倡孔孟之道的如杨坚之流的帝王，构成真正的威胁呢！
所以，文学的魏晋，确立了文人自由个性，开辟了非正统文学的天地，在这场文学的变革中，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始于前，竹林七贤、嵇康阮籍继其后，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勇气和行为，与286年的战乱中，南北朝消极的、遁世的、颓废的、委靡的文学，毫无共同之处。曹操若知后人想指责他，肯定会说：“正如西谚所云：我播下的是龙种，哪想到收获的却是一帮跳蚤呢？”
看来，这位隋代的“左”派李谔先生，智商实在不高，“左”得也不是地方。其实，从历史唯物观点看，隋的建立，隋的灭亡，与“文笔日繁，其政日乱”是风马牛也不相及的。不过，他吃这碗饭，管这份事，不上书又有什么可干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