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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重读范进中举

北京人有一句俚语,叫做“见了人压不住火”,很能表达市井中那种其实也不过稍稍占一点优势的强者,对于弱者无端宣泄其声威的霸态。很可笑,也很令人齿冷。旧时,京城地界的胡同,浅狭湫隘,老爷的轿子抬过,那些鸣锣的,喝道的,包括穿着青衣小褂儿的轿夫,便连喝斥,带推搡,把两旁的小百姓赶开。稍有不及躲闪者,或是反应迟钝者,不是一顿詈骂,便要遭皮肉之苦了。

现在,走在大街上,突然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骂一声你瞎了眼之类,恐怕是当年抬轿者的余风所及了。所以,对于无反抗能力者的这种肆虐行径,归之这样一句俚语,实在很形象。

最近,重读《儒林外史》这部描写封建社会里各色文人的讽刺小说,其中范进中举一节,过去,也曾很笑话这位可怜虫的。现在想想,这个范进真可笑吗?是不是也有一点“见了人压不住火”的劲头?当然,这个火不是表现在喝斥推搡上,但那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得到满足,而在脸上流露出来的嘲笑,对弱者心灵的伤害和大轿过来时的声严色厉、手脚交加,也是差不多的。

假如,设身处地,自己是这个范进,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识得几个大字,能写之乎者也,不从20岁考到54岁,成为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还有其他什么更好的出路呢?我小的时候,就见识过考了一辈子也没拿到功名的老童生,还在拟八股,还在做策问,其实那时早民国了,仍沉湎在科举梦中。所以,这个责任是由把人扭曲了的社会来负,范进只是付出了一生为代价罢了,想到这里,也许就笑不起来了。

如果他有膂力,很可能当他老丈人胡屠夫的助手,杀猪宰牛。如果他有银两,也许会像杜慎卿那样游山玩水,摇船吟诗。如果他脸皮够厚,也无妨冒充一下牛布衣,混口饭吃。他什么都不是,既不具备贾宝玉在大观园内倚红偎翠的物质基础,也不拥有张君瑞在普救寺里风流蕴藉的个人条件。即或如贾宝玉者,虽然他一生反对科举,视功名为禄蠹,可出家前还得中一个举人,才放心去当和尚。张君瑞尽管恋爱谈昏了头,可终于还是要在长亭与崔莺莺分别,上京赶考。所以,范进只有这条科举之路可走,除非他像不第秀才张角、黄巢那样去闹革命,但借给他胆子,也是不敢的。写这部小说的吴敬梓老先生,也是一生榜上无名,尽管心里不平衡,顶多在书里怨而不怒地宣泄两句,也就如此而已,他怎么能让笔下的这个小人物范进,揭竿而起呢?

每个人都处于他那个时代格局中,谋生图存,能够冲破限制者是少数,非大智大勇,和有大作为者莫能为。一般人,无天大本事,只能在固化了的框框中讨生活,不敢越雷池一步。后代的人是不能以自己所处的变化了的情势,来责备他们当时没有对邪恶,对压迫,对不正义,对不公平作这样的斗争或那样的抵抗,这类说风凉话的好汉,也有“见着人压不住火”的嫌疑,至少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所以,范进只好第二十余次地走进他一再败绩的考场,实际是挺悲壮的行为。虽然“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是一副孔乙己式好笑的样子。但在科举取士的时代,这个对胡屠夫都胆战心惊的老童生,敢对统治者和封建制度强加给他的心灵劳役,发出一些抗争的呐喊吗?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他时代的局限性。

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研究,他一考再考地不气馁、不泄气,说他锲而不舍,其志可嘉,不也可以嘛!总比得意时忘形,失意时咒诅整个世界的患得患失情绪要强得多吧?尤其初见他的宗师时,更能表现出他人格的完整。当被问道:“如何总不进学?”他实实在在地回答:“总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这样敢于坦承自己的不足,比时下一些碰不得的作家有勇气得多。范进交了卷就磕头下去了,并未像他同科的魏好古那样狂妄,要求面试,还自吹“童生诗词歌赋都会”。这个范进,不搞那种“务名而不务实”的“杂学”,只是老老实实做学问,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在人品文品上又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拿今天的话说,一个人靠作品说话,而不依赖非文学的手段,来猎取名声,范进的这份清醒,不也难能可贵么?

终于在东京浅草市场买到了一顶帽子。

想来想去,除去他得知考中后的一时疯癫失态,出了洋相外,余下的,也就是一个窝囊穷酸的读书人罢了,不怎么好笑。相反,我们常常看到胸无点墨,却装出满腹经纶者,述而不作,大卖其狗皮膏药者,在那里淋漓尽致地指点江山时,倒没有一个人像《皇帝的新衣》那个小童,看到光屁股人似的笑话一顿。那么绝非草包的范进,主考官看了三遍他的卷子以后,“才晓得是天地间的至文,真乃一字一珠!”还有什么好笑话的呢?比之那些“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之辈,恐怕不是他们笑范进,而是应该范进笑他们了。

范进怯懦些,拘谨些,也是事实。他之所以不敢像写了几篇作品的才子,马上就来不及地张扬傻狂,挺胸凸肚,主要是生计维艰和屡试屡败,是挫折得他垂头丧气的原因。老实讲,生存和发展,对每个人都是考验,他焉能例外?但对他的宗师周进,做门生的,未见他多么过分的巴结,也不像后来那些攀附名流的人那样,爬山虎似地缠绕不放。更没有打着先生或老师的招牌,假传圣旨,招摇撞骗。只不过“独自送在三十里之外”,然后站在那里,“直望着门前的影子抹过前山,看不见了,方才回到下处”,着重于感情上的知遇之恩。后来他被钦点山东学道,对他老师嘱办的事,挺认真地去做的。虽然这时,他也开始假道学起来,说是吃素,却夹了一个大虾丸子塞进嘴中,那多少也是劣绅们、浊吏们诱化的结果,何况当时也没有拒腐防变的教育。虽然也收财物,也打秋风,在那个社会里就是平常事了。但当他未完成宗师任务时,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连吴敬梓的笔下,也承认这个范学道是老实人的。

这种所谓的老实人,在北京俚语中,就是“人”了。他那个杀猪的丈人,就是最典型的“见着人压不住火”的货色,经常是“一顿夹七夹八,骂得范进摸门不得”。虽然考中后,他“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倨后恭,是个十分势利眼的小人。但胡屠户,以及一切对他压不住火的人,造成他心理过于长久的抑郁状态,一朝得到爆发,便只有神经错乱一途了。撇开可能是他家族病史方面的考虑,因为他母亲最后也是死于过度兴奋的歇斯底里之中,略去这个遗传基因不计。一个经历了二十几次考场中名落孙山的沮丧、刺激、失败、白眼的弱者,突然于绝望的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得到他追求一生的东西,我想,他不疯才怪。其实,在任何人的一生中,谁不曾在心灵上经受过成败得失的冲击呢?至多程度不同而已。以己度人,那个欢喜疯了的范进,“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固然可笑,可更多的是可悲,难道不值得同情吗?

范进中举了,至少在书中看到的他,尚未一阔脸就变,这就差强人意。将来会不会变,那是难以预卜的一回事了。不过,看他对老丈人那留下千古话柄的一巴掌,未加计较,更没有秋后算账,这心胸就算可以的了。有的人,刚刚拿得权,马上给不悦于己的人,来个下马威。哪怕那是屁大的权,也要用足用够,一副暴发户的浅薄嘴脸,连范进还不如呢!

而且,范进得意以后,虽然田产、钱米、奴仆、丫环,一应俱全,唱戏、摆酒、请客、摆谱,也都学会。可看他对发妻的态度,也还说得过去,既没有嫌弃休妻之意,也无包二奶,养小蜜另结新欢的行径。这在旧社会里,本是顺理成章、不以为奇的事情,范进不但不风流,倒规规矩矩地把人家送给他的“雪白的细丝绽子”,赶紧一封一封地交于娘子胡氏,这也多少能看到他本质上的良善之处。

所以,第一,他是个普通人;第二,“从二十几岁考到五十四岁”太多的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使他明白生活的艰难;因此,第三,至于他将来,能否做一个太好的官,也别对他抱有指望,但如果做坏官,谅他也坏不到哪里去。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因为一个积弱的人,要强不易,要坏也难。但他确实不可笑,这是真的。不信,你再翻翻这一段《儒林外史》。

总之,不要嘲笑弱者,更不要见着人压不住火,这是最起码的为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