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200岁了，如果他活着的话。
但他短命，51岁，就谢世了。有人为他鸣不平，说，司各特的一生如日中天，歌德有生之年就已享有不朽声名，巴尔扎克在他生命中途，还未登上高峰，溘然病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犟不过天。这样，按中国标准，他的年龄只能算中青年作家。若是与文坛诸公一桌子吃饭的话，肯定是敬叨末座的人物。可是，在人家那儿，他刚出道不久，就当上文学家协会的主席，他活着时候，除了他欠钱的债主外，他是老大。他死了以后，那些向他讨账的执达吏，也到上帝那里去了。从此，他在文学史上，就是永远的老大了。
说实在的，他的资产负债表的记录，不值得我们羡慕，他去世后丢下的一屁股的债，不得不由他新娶的俄国太太来还，这软饭吃得也颇令须眉泄气。而且，他那种拼命用黑咖啡提神的做法，也不值得我们仿效。有人统计过，他为写作大概喝了一万几千杯的咖啡，来刺激他的写作神经，太多的咖啡因对他的早逝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他了不起，正如雨果在他墓前演说中指出的：“他为我们留下的作品，一座高大而坚固、建立在花岗岩基石之上的丰碑。”这座丰碑，却是值得我们永远景仰的。他的创作劳动，那塞纳河上渔夫所看到的终夜不眠的窗灯，对我们当代缤纷多彩的中国文学，说不定会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他当文学家协会主席，不是靠上级任命，不是靠暗箱操作，不是靠耍嘴皮子卖大力丸的结果。他被称之为文豪、为大师，是他至今还有生命力的作品，得到尊崇的结果。巴尔扎克这座丰碑，经过200年岁月的荡涤磨砺以后，如雨果所料的，仍然“闪耀着作者的不朽声誉”。看来，时间是文学的铁面法官。小孩子吹出来的肥皂泡沫，虽然能在阳光下闪现美丽的彩虹，可是，转瞬间便会化为乌有。
既有泡沫经济，也就难免有泡沫文学，这也许是当代文学中的一道风景线。所以，出书必须炒，不炒不成书，作家不炒，出版社炒，出版社不炒，作家的哥哥妹妹们也要炒，已成时尚和惯例。炒书的同时还要炒作家，于是，文坛花絮，作家片断，与女歌星的婚变、女演员的情史，一齐在报纸的娱乐新闻版出现。不是忙着应付洋人的午夜来访，就是躲开狗仔队的年终追击；不是将赴外国接受铁十字勋章，就是出洋领取本年度比萨饼连锁店评比出来的文学奖。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人失去自信心了吗？》，起码在文坛，好像这种缺乏自信的遗患仍在。凡洋人一点头，马上这位作家就找到了大师的感觉，一投手一举足也有了大师的模样。这些年来，外国老娘婆不知替中国接生了多少个文学大师，一会儿这个是，一会儿那个是，结果也不知是先天不足，还是后天失调？抑或由于洋奶水对中国作家产生水土不服的反应？至今弄不清楚这些大师多大程度是真，多少成分是假？所以，在分不清究竟是狸猫换太子，还是太子换狸猫的情况下，倒是应该寄期望于读者，不为炒作起来的喧嚣所动，回到古典，读一读巴尔扎克或别的经典作品，也许不失为浮躁中的一帖清凉剂。
与丛维熙在一起。
因为文学作品究竟不是狗不理包子，只有刚出蒸笼就端上来咬一口，最为佳美，一凉了，汤凝油固，便味同嚼蜡。《红楼梦》出屉至少有二百多年，它比处于中国嘉庆、道光年间写作的巴尔扎克要稍早一点，至今仍然是一碟不可多得的佳肴；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葛朗台、拉斯蒂涅、邦斯、贝姨……时不时地挂在人们口头儿，好像品尝了名师制作的美味之后，齿颊生香一样，长留话语之中。这说明好作品永无过时这一说。
我不知道法文版《巴尔扎克全集》是多少卷，摞起来有多高，但中文版的《巴尔扎克全集》的新版本，一共30卷，堆在那儿快一人高了，真教人打心眼儿里宾服。这30卷，每卷以40万个汉字计算，乘一下，应该有1200万字。这数量，也许我孤陋寡闻，好像在中国，还未见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写出这许多字的小说来。所以，“著作等身”这句成语，用于巴尔扎克，他是当得起的。
如果，再算一算他一生中，用来写作的时间，那就更让人肃然起敬了。从1829年，以巴尔扎克的真名开始发表作品起，一直到1849年，也就20年工夫，写出了1200万字。两者相除，他平均每年要写60万字，如果再将他不停修改的字数也包括在内，当数倍于这个净值。据说，巴尔扎克的出版商，每次给他送校样，按他的要求，每页必须留下足够的空白，以便他修改，而且都要改上好几过儿甚至十几过儿才能定稿。“他的笔迹极难辨认，他就叫人用废旧铅字印成长条校样，然后在上面进行大量修改，修改之多使出版者不得不把修改费用算在巴尔扎克的账上。‘排字工人干巴尔扎克的活儿好比苦役犯服刑，干完这份苦差再去干别的工作，简直像在休息。’”（见莫洛亚《巴尔扎克传》）我们可以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传记由张守义先生设计的封面，用作图底的手稿上，那密密麻麻的改动痕迹，得到佐证。
在中国，自打曹植写了他的《七步诗》后，文人们很为落墨不移的捷才自负。假如是王勃的话，一挥而就《滕王阁序》，站起来，背着手，在都督阎公面前吹上两句大话。应该承认，他拥有这份说嘴的资格。而现在有些才子，本钱不大，作品一般，感觉却异常之好，洋洋得意于自己那一字不改的“功底”，一过儿即成的“天分”，其实哪怕他投五回胎，也不见得就变成王勃。如果此话私底下说说，图一个嘴痛快，也则罢了，还要在文章里自吹自擂，就不能不令人齿冷。
比起这等吹公，巴尔扎克自然惭愧，但他不惮修改的认真精神，虽然折磨了曾经为他排字印刷的工人，但也感动了他们。他死后，在他送葬的行列中，据《巴尔扎克传》中的引文，“那些长期同他在一起，为他排字的印刷工人在人群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倒也是文学史上的一段难得的佳话。
巴尔扎克200岁了，最早将他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倒是反对白话文的林纾。看来只要是真大师的好东西，无论旧派和新派，都能识货。鲁迅先生在1934年的《申报》的《读书琐记》中，更是给这位大师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他的结论是：“中国还没有那样的好手段的小说家。”
毋庸置疑，从本世纪起，在中国文学界，巴尔扎克便是一个响亮的名字。
严格讲，中国现行的白话文小说的写法，与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诸如《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并无太显著的血缘关系，不像是嫡传。相反，与西方小说的师承关系，更一脉相通些，可以找到很清晰的姻亲渊源。就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论，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意义的小说，从题名，到题旨，到结构，甚至到语言，更多的不是继承传统，而是对西方的借鉴。“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成长、发展，几乎每一过程都受到欧、美，包括旧俄、日本等文学的深刻影响。
所以，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先是以北平为中心，后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无例外地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提抉技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50年代新中国成立。此后，由于人们习惯用政治标准衡量一切，文人乖巧者多，又特别善于自律，西方文学便日见式微。苏联文学登堂入室，巴尔扎克也就悄没声地退到书架的次要位置。及至“文革”，“封资修”三个字，差不多把所有的书籍都囊括在内，扫荡殆尽，只能用呜乎哀哉四个字来概括那时的惨状了。
我记得，最早读过的《高老头》和《欧也尼·葛朗台》，并非傅雷先生翻译的。50年代初期他译的巴尔扎克著作，成规模，影响大，但印数很少，随后也就从书店消失了。但对我们这些开始写作的一代人，他的书曾经是爱不释手的范本。他作品中的逼真传神的写实手法，汪洋恣肆的史诗场面，壮观浩瀚的人物画廊，锐利深刻的思想锋芒，都是我们努力企及而始终也难以达到的高度；他的作品对那一代作者的启蒙作用和今天流行的新小说派、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对当代中国新兴作家所产生的吸引力，是同样不可低估的。
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人们眼睛一亮，在文学领域里，这世界上敢情还有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事物。当卡夫卡、萨特、加缪、西蒙、索尔仁尼琴、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昆德拉……这些名字甚嚣尘上的时候，那个“一副面包师的相貌，鞋匠的身段，箍桶匠的块头儿，针织品商人的举止，酒店老板的打扮”的巴尔扎克，在这20年里，好像也从未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热点。
这也怪不得，文学的趋时务新，是文学进取的必然。文学有一点类似时装革新的成分，到了换季的时令，自然要推出更时新的设计。但文学又不完全等同于时装表演，刚上市的款式，必定是价值昂贵，好销抢手；不入时的货色，必定要从橱窗里撤下来，打折出售。时装是这样的，文学却不应该是这样的。
文学有竞争，自然也就有淘汰；作品有不朽，自然也就有湮没。但淘汰也好，湮没也好，和文学是否新潮或者守旧，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无论文学怎样千变万化，其本质的部分，也就是时代要求于文学的，历史要求于文学的，以及审美功能所要求于文学的等等，这些应该是文学中必不可少的功课，大概是不会太变和大变的。因此，真正的文学，永不过时，巴尔扎克不会热到沸点，大红大紫，但也不会冷到零度，无人问津。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大多数作家是要过时的，如果过了10年，读者已经记不起他写过些什么，是很正常的；如果过了50年，人们甚至记不起来这位作家的名字，也不必奇怪。这样的文坛过客，多如过江之鲫，有的在文学史的夹缝里，偶尔留下一个名字，也不是没有可能。正如演员表上饰演匪兵甲、匪兵乙、老乡甲、老乡乙的小角色，记住名字又如何，还不是舞台上一个过客而已。我一直想，做一个群众演员，陪着北京话叫做“大腕”的“名角儿”，“得儿令枪”地跑一回龙套，也没有什么不好。契诃夫的“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的名言，是很有道理的。
舞台上不可能全是主角，统统是主角的话，每一位都抢戏，这台戏干脆就演不下去。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学事业，都是由极少数大师级的作家，和绝大多数非大师的作家，共同来完成这场演出。大多数作家像过眼烟云一样，过去也就过去了，即或50年间名噪一时的作家，到了100年后，未必还能保持往年的风光。文学史上的名字，会长期保留，但读者的萃取率，随着时间的推移，相隔愈远，筛选愈严，很多作家都会从普通读者的视野里消逝，很无情的。《全唐诗》有数万首诗，有数千名诗人，你能记住的，还不是那几位诗人那几首诗？所以，1799年出生在图尔城的巴尔扎克，200年过去了，还有人纪念他，研究他，还有出版社出他的书，还有读者买他的书，能得到这样的不朽，只有极少数拥有天分和才华的作家，只有在作品中永远焕发着生命力的作家，才能获此殊荣。
像巴尔扎克这样的文学大师，称得上“高山仰止”了。他真是一座山，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这座山，能够使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矮各不同”的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体会他；这座山，能够使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入宝山，绝不会空手而返地获得良多教益。这种使后来人永远有话好说的作家，那才叫做真正的不朽。
这位法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在他200岁生日的时候，还被人津津乐道，就因为他笔下那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的画面，对我们具有吸引力，就因为他在创作中投入的劳动，不停燃烧生命的热忱，对我们具有鼓舞力。而他在作品中那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与时代契合的精神，对我们同样经历过复杂、艰难、动荡、险阻的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说，或许更具有启示意义。
巴尔扎克生于1799年，死于1850年，这半个世纪，是法兰西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他短促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拿破仑帝国、路易十八封建王朝和老拿破仑侄儿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他的这部冠之以《人间喜剧》总标题的庞大史诗，全剧式地反映了剧烈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从巴黎到外省，从贵族到平民的法国生活。如果赞美《人间喜剧》写出了一份形象化的法国19世纪的历史，巴尔扎克是当之无愧的。
其实，20世纪，中国土地上的风云变幻，不见得比巴尔扎克时代的法兰西逊色，中国作家的所经所历，不见得比巴尔扎克差池到哪里去。但我们中国的《人间喜剧》式的大作品，却还在孕育的过程中，只有待之以来日了。
这样的期待，也许未必可取，作家不是史学家，文学作品也并不承担记载史实的任务。但是，假如作家的创作，与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稍稍扣紧一些；与大多数的人的心境，稍稍融合一些；与社会跳动着的脉搏，稍稍同律一些，如巴尔扎克那样，用生命去燃烧手中的笔，去触摸世界，去感知时代，给后人留下一份历史的印迹，岂不是在纪念这位大师诞生200周年的时候，值得我们闲来无事不妨思考一下的事么？
巴尔扎克之所以永远，这恐怕是很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