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阮葵生的《茶余客话》里说：“交木两支，如交椅之称。胡床，即交椅。”从这段话，可以证明交椅是舶来品，不是汉族的器物，是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引进的。
古代中国人，席地而坐，用不着椅子。这种遗风，如今可以从日本人使用榻榻米的习惯看出来。我们常说的“举案齐眉”，主人公梁鸿和他的太太，能够很轻巧地把案子举到眉毛的高度，因为他俩举的案，是张矮桌，两人盘腿坐在榻榻米上，费力不多。倘若是八仙桌、麻将桌，而且坐在高椅上，恐怕就不大容易相敬如宾了，除非这两人受过专业的举重训练，否则很难抬起这张桌子来的。
胡床，至少从汉代后期，就传入中原地区。《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适过，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一直到隋朝，因为杨坚在北周供职时，曾被周文帝赐胡姓“普六茹”，不再姓杨，估计此公内心里始终憋股火，等他篡周称帝后，凡是与“胡”有关的事物，十分忌恶，从此，胡床便叫做交椅了。
胡人用胡床，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游牧部落，多逐水草而居，经常迁徙，将座椅做成折叠式的，自是为了携带的方便。二是处在奴隶社会里的胡人，民智未开，进化较晚，而统治者要向被统治者体现他的尊严，办法不多，不如已进入封建社会里的汉族，为显示帝王的至高无上，不知定出了多少制度、规章、礼法、仪式，简直到了繁文缛节的地步。但这一套繁琐哲学，即使教给当时还在茹毛饮血的牧民，也未必学得来。所以，少数民族的头人、可汗、单于、酋长，坐在胡床上，高人一头，让牧民们匍伏在地下，便是容易实行的显示高高在上的手段。
马六甲，曾为荷兰人殖民地，如今只剩下这些荷式建筑物了。
这种简单的尊卑等级区分法，常为没什么水准而获得权位的人所仿效。如红卫兵小将，以为胳膊上绑一根红带子，便是红司令的部下，动不动踏上一只脚，让人家永世不得翻身的趾高气扬；如《红楼梦》里的焦大，当年为主子立过汗马功劳，便觉得自己也人五人六了，一张嘴“老子跷起一条腿来，也比你高”的得意心态，都属于远古的交椅统治，在后来出现的返祖现象了。
自从胡人开始以交椅为身份、地位、权势、力量的象征起，交椅便成为某些人的命根子。没交椅可坐的，盼自己有把交椅；有交椅可坐者，一心盼自己的椅子位置往前移动。甚至像文坛这以清高著称的一亩三分地里，交椅，或交椅的变种，例如什么排名次啊，排座位啊，排行榜啊，纳入20世纪经典啊，好像不这么折腾一下前后次序，很对不起自己似的。总之，别看新的世纪已经到来，但宇宙洪荒时代的交椅情结，仍在没完没了地纠缠着文人的灵魂。
交椅这个词语，现在已不多见，但影子还在，人们口头儿常说谁谁谁是一把手，这一把下面，其实是有交椅二字的，不过省略掉了。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交椅，都是从《水浒传》来的，在水泊梁山里的农民革命家们，最在乎这把交椅，看作是头等大事。我不知道那些逼上梁山的好汉们，开不开会，听不听报告，传达不传达文件？估计这百八十人，光是到会场里找到自己的交椅，得半天工夫，何况大多数为文盲。
从《水浒传》里，懂得有交椅一说，但究竟是张什么样的椅子，为什么叫“交椅”而不叫别的，通常囫囵吞枣地一目十行带过，并不会做过多考校。其实，交椅的交，即交叉；而交叉的目的，为了折叠。用今天的话来说，交椅即折叠椅，不过如此罢了。所以，有些事情，朦胧着，倒好，弄明白了，不免扫兴。一想到忠义堂上，摆了一百零八张肯定非电镀得闪闪发光，而是木匠手工打做的折叠椅，那土得掉渣儿的场面，就令人失望了。与《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开百鸡宴，不过蘑菇炖小鸡的小家子气如出一辙，顿时令人生出威风扫地之感。
后来，我恍然大悟，为什么玉麒麟卢俊义说啥不当第一把手，为什么豹子头林冲对把他排到什么名位上不在乎，为什么小旋风柴进推三阻四地不肯贸然地入伙？敢情这些人，对于交椅的感情，不如那些农民弟兄看得重。说来说去，若按毛主席的阶级分析观点，大概这帮北宋时期的有产阶级，颇不把这些出身好、成分好的工农同志放在眼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肯定不屑于跟草莽英雄为伍。另外，也应该看到，卢俊义、林冲、柴进，与这些落草为寇的土豹子不同，曾做过大官，曾当过贵族，曾带过兵马，见识过帝王排场、皇家气象，觉得这种小儿过家家式的排座次、争交椅，不过是没见过大世面的自得其乐罢了，肯定背过脸去，会捂着嘴偷着笑。所以，交椅情结，具有农民意识的人更热衷些，当不会错。
这样，便能理解黑旋风先生，发现一张折叠椅上面贴着的纸条，写有“李逵”二字，那份兴高采烈了。虽然他尚未脱盲，但个人的名姓总会认识，自然要在忠义堂上手舞足蹈，表现出分田分地后翻身农民的欢乐了。试想，昨天还面朝黄土背朝天，今天过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能不铁定下一颗心，跟着宋江哥哥干革命嘛！因此，那第一把交椅，是黑三郎坐，还是卢大官人坐，对他来说，便十分关心。在中国，凡处于文化弱势的统治阶层，无不对于知识分子存有先天的拒绝和排斥心理。所以，苦大仇深的他，跳出来，担纲主演了一出交椅保卫战，一点也不奇怪。
现在弄不清梁山泊为什么下决心，要把河北大名府第一等长者、人称河北三绝的卢俊义，弄上山来？也许宋江到底是小吏出身，意识到革命成功，光靠冲锋陷阵的勇敢，靠无法无天的痞子精神，是难以维持政权的。需要文官，需要专业人士，需要知识分子，更需要一位招牌人物来撑场面，也是山寨渐成气候的必然。但真的要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建立正规的政权机器，马上遭到一百单八将中大多数昨天为农民的好汉们所抵制。三打祝家庄后，按晁天王弥留时的约定，应该是捉住史文恭的卢俊义为寨主才是。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宋江自己也变卦了，看来，古往今来的交椅情结，无不与个人利害有关。
我们能够理解，黑旋风无论从阶级角度，还是从文化层次；无论从肤色认同，还是从感情因素出发，都只有坚决拥护黑宋江一途，绝不赞成玉麒麟，而且马上得到武松、刘唐、鲁智深一班农民弟兄的铁杆支持。最后，吴用等人，又装神弄鬼地从地下挖出一块石碑，把大家名字刻在上面，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罡，每人发现自己屁股底下，都有一把交椅，于是功德圆满。众好汉酒酣耳热、称心如意之后，托塔天王的政治遗嘱，也就当它是耳旁风了。
由此可见，交椅这东西如何深入人心，阴魂不散。几年前，一间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突发奇想，生出一份争交椅的好兴致，要重新给现当代中国作家排座次。这本是一件见怪不怪、其怪自灭的事。但好事之徒甚多，无聊小报不少，于是沸沸扬扬，一时间里，成为文坛的花边新闻。
其实，新文学开创者之一的茅盾先生，一巴掌被这位教授从第四位打落下来，而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则被推崇到这把交椅上，纯系个人见解。他愿意这样看，有人愿意这样听，都无伤大雅。正如那位与阿Q先生谊属同乡的老通宝先生（这大概是中国新文学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民了），不相信洋蚕种，非相信土蚕种不可一样；也如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那位拖辫子的辜鸿铭教授，爱闻女人裹脚布的味道一样，属于嗜痂之癖，不必太当真的。
紧跟着，另一间大学的中文系连忙呼应，下聘书请金大侠任该校教授。可见中国人的交椅情结之重，名次观念之深，因为哪怕随便上个主席台，吃酒席，集体照相，也得把座位前后左右，斟酌备至，商量再三。金庸先生的行情忽然见好如此，以致堂堂学府，慌不迭地奉上教授桂冠，某学术性出版社连忙出全集凑趣，这倒变得有些可乐了。甚至还有一位先生声言，谁要不读金先生的著作，便是神经病云云。听了这种说法以后，联想李逵先生，在忠义堂上挽胳膊，捋袖子，为保卫交椅而大放厥词：“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话说得如此豁边，也算是古今同音了。
上尊下卑，长幼有序，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的一部分。而纲常就是对付像老通宝这种永远在压迫的最底层的老实农民的，祖先当了长毛，还得逃回来当地主的奴隶。至于流氓无产者阿Q，就洒脱多了，如果他革命成功，不但要睡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在未庄领导人中间，说不定还会有他一把交椅呢！所以，这种排座次行为，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农民最乐意干的事情。
由于历朝历代的农民革命，都是一呼隆地揭竿而起，谁不比谁多一块，但谁也不比谁少一块，只有经过造反、起义、失败、成功、转战、流亡、内哄、互斗以后，才逐渐形成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于是，权力的分配就体现在排交椅的座次上了。这种水泊梁山式的谁坐头把交椅，谁坐二把交椅，甚至火并，甚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绿林气息，由来已久，深入人心骨髓，即使文化人，好像也难能免俗。
外国人好像不怎么讲究这方面的学问。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国家公园里，刻有几个类似中国乐山大佛的总统头像。这事倘若放在我们这里来做，从立项开始，到雕刻完成，不知要开多少次会，拟出多少方案，刻谁，不刻谁，先刻谁，后刻谁，谁在谁的前头，谁在谁的后面，不知要费多少周章？在美国，刻这几个总统头像，其中虽因经费和“二战”耽误了不少时间，但人家好几十个死去的和仍健在的总统，就选了这几个刻了，也没有因此定出这几位是一级总统，剩下的便是二级总统这一说。座位感或第几把交椅感，没有我们这里强烈，刻在那儿的是总统，没有刻在那儿的，也仍旧是美国人尊敬的总统，甚至由于水门事件被弹劾下台的尼克松，死后的哀荣，不也照样庄严肃穆？
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们这里，将作家评为一至四级。每当外国同行拿到中国作家递过去的印有几级作家的名片时，常露出一丝惶惑的面色。于是，要费许多口舌，拐弯抹角带比画，人家才明白何以这样定级，然后点头表示理解。因为在外国同行心目里，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特别是精神产品，是无法掂斤播两地加以计量的。所以，茅盾从第四位跌落多少位以后，金庸从多少位以后上涨到第四位，这种碧落黄泉的升降排位，说句不好听的话，也是闲得无聊，没有麻将好打时的余兴罢了。
这种在文学界，谁老大，谁老二，谁是三类苗；谁是经典，谁不是经典；谁上排行榜，谁不上排行榜；谁的作品已经不朽，谁的作品不能传世，诸如此类分等编级、上下其位的事情，便绝对是中国特色的热闹了。好像未见任何一位外国傻瓜教授出来干过。他们有排行榜，那是根据书店的销售数量做出的，绝不是几个人把门和窗户关起，挂上不透风的窗帘，在那里面窃窃私语、嘀嘀咕咕地捣鼓出来的。因为外国人信《圣经》，或许多一份敬畏之心，那书中警告过：“不要评断别人，这样，上帝才不会审判你。你怎样评判别人，上帝也会用你评判别人的标准来评判你自己。”
虽然话是这样说，但外国文学彼此之间的争长较短，互不买账，也和中国差不离。文人相轻，可谓天下通病矣！美国那位老狮子海明威，损起他的美国文学同行来，说他们像养在一个玻璃罐里的蚯蚓，只能互相吸收对方的排泄物，可谓用语刻薄；但他并不封自己第一或者别人第二。在俄罗斯，最有资格干这件事的别、车、杜三位，在彼得堡的《祖国纪事》写了那么多作家和作品评论，也没有把当时俄国文坛那么多作家排出一个金曲流行榜来，但对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倒是通过他们的慧眼，从众多灰色、平庸、普通、凡俗的作家队伍中识别出来。高尔基在他的《文学写照》一书里，回忆和评价了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托尔斯泰、珂洛连科、契诃夫、普利什文、珂秋宾斯基，当时俄罗斯文坛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期，高尔基以敬重的口吻谈论他们，但从未信口雌黄地把这些大师们来一个排排坐、吃果果的游戏。蒲宁在回忆契诃夫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他对于当时俄国文坛从托尔斯泰起健在的文学巨匠的敬畏之心，使他有不敢轻易下笔的惶恐，契诃夫也只是开了大狗小狗的玩笑，劝他不要因为大狗在叫，小狗就失去叫的勇气而已，实际上还是一视同仁的。
由此来看，在这些智者的眼里，作家是无法相比较的。再说，北齐的颜之推在《家训》里有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中国新文学开创者之一的茅盾，会因为这样的闹剧而失去什么吗？老实说，茅盾的作品，浩如烟海，它记录下的是整整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断不是一两句闲话就能否定得掉的，更不是随便翻上几页，就可匆忙结论的。
话说回来，当年这出文坛交椅重新编派的闹剧，能成轩然大波，不能不钦佩编、导、演的造势成功之术。因为中国是个不大刊登社会新闻的国家，所以，只要谁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嗷嗷怪叫一声，那是最能获得轰动效应的行为。有一次，遇到一位教授当代文学的学者，他讲了他带过一名研究生的故事。此人十年寒窗，囊萤凿壁，写了10篇研究当代文学的学术论文，一篇篇投出去皆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后来，他急了，一反常态，怪叫一声，写了篇全面否定，骂倒一切的文章，一下子成了文坛黑马。所以，这范例对后来人大概是有些启示性的，他能做的，为什么我不可以做呢？
从这里，我渐渐理解魏晋文人的许多怪诞了。譬如那个写《登楼赋》的王粲，动不动就要学两声驴叫，弄得满座绝倒。其实在所有能叫出声的动物中，以驴叫声为最不雅，既不雄壮，也不委宛，惟有滑稽突出而已。这个王粲偏要来这一嗓子，无非也是邀人注意他罢了。他在荆州刘表处不得赏识16年，说实在的，他做驴吼，以抒心中的愤闷，似乎也该同情。再譬如那个阮籍，爱做虎啸，那就更不同凡响了。不过想到他在那个高压的政治钳制的局面下，除了醉酒外，他要不啸的话，岂不憋得自我爆炸不可？他甚至不远千里，去寻求同啸之好者，做竟日之吼。可见怪叫，对真正的文人来说，是一种宣泄；但对某些文人来说，则为表现自己的手段之一，是一种登龙之术吧？
从这个意义上讲，坐交椅者，坐不上交椅想坐者，或并不想坐交椅，只是想在交椅上制造一些震动者，要是世道太冷清了，没有什么兴奋点，无法起哄架秧子，是有点不好受，偶尔叫出那么一两声，人来疯，引大家投以目光，也就情有可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