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但也是个大怪人。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王荆公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介甫出浴见新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
“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传》里说：“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这就有点莫明其妙了。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哪怕放个屁，追随者也会顶礼膜拜的，所以才有“马屁精”这一美称。不过，一年到头不沐浴，一件衣服穿旧穿脏也不洗涤，怎么能和“贤”联系上，我真佩服那些“马屁精”的想象力。
宋·彭乘《墨客挥犀》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小故事，也可见此公的性格：“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冀公称赏。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也。”这个烹绝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称赏的人，大概也属“马”派，有什么真率可叹？说得好听些，一个不通晓，或者假装不通晓人情世事的怪人罢了。
不过，从古到今，文人中间，怪者也多，倒也不足为奇。
有的是本性所致的怪，有的是大智若愚的怪。有的作家，对不起，恕我不敬地说，则是装孙子的怪，矫情的怪。把怪当作一种登龙术，一种广告手段，无非都是文思枯竭以后，作品写不出来，就只好靠文学以外的名堂，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存在罢了。
王安石是一个搞政治的文学家，在野二十多年，要不作一些怪的话，也是怕人把他忘记的。
因为搞真正的文学，是要费点力气的，而作怪的话，兴之所致，率意而为，那就容易多了。例如作《登楼赋》的王粲，喜欢做驴叫，实在怪得可以。他死后，安葬毕，来送丧的曹丕对一些参加追悼会的文人提议，仲宣生前爱做驴鸣，可各做一声以送之。于是，每人皆引吭高声效驴之吼鸣，墓前的那个场面，肯定令人亢奋，但也确实是怪诞的。同时期，还有一位阮籍，喜欢做长啸，声闻数百步。他既不是戏曲演员，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声唱法，要练发声，长啸不已的话，也会让人不得其解的。所以，由文人组成的文坛，忽而传来一声驴鸣，一声虎啸，大可不必太在意的。因为，他不这样怪一下，怎么能让大家侧目而视呢？
至于王安石的怪，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怪，千古论者，看法不一。甚至当时的皇帝，那位宋仁宗，也弄不清他是真怪，假怪，还是装怪，何况我们后人乎？据邵伯温《闻见录》载：仁宗有一次赐宴臣下，自然也算是盛典了。但这位皇帝很讲究俭朴的，所以就不像现在拿着公家支票去吃饭那样花钱如流水了。他举办这次宴会，倒具有一点西洋情调，既像是自助餐，又像是野外烧烤。与会者得自己在池塘里，钓上来鱼，然后或红烧，或清蒸，与大家共享同乐。
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也不善钓鱼，坐在那里，便把一碟子用面粉做成的鱼饵，一粒一粒地扔进嘴里，吃了个精光。第二天，宋仁宗对当朝宰相讲，这个王安石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极虚伪，还是极呆傻呢？一个人保不齐误吃一粒两粒鱼饵，但总不能把那么一大盘子的小面球，统统吃下去的。所以，宋仁宗不怎么赏识他，也不曾重用他。因此，他的怪，大概是大奸大愚的混合物了。
历史留给后人无尽的沉思。
谈到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有时，表象和本质会很不一致的，怪诞的背后，没准相当世俗、邀名求利之心更重，也说不一定的，谁知王安石是不是有意识吃给仁宗皇帝看的呢？
但对另外一个皇帝，又一点也不怪了。宋·曾舒《南游说旧》记载：“王介甫以次女适蔡卞，吴国夫人爱此女，乃以天下乐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侈之声闻于外。神宗一日问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锦帐嫁女？’甫谔然无以对，归问之，果然，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帐，明日再对，惶惧谢罪而已。”由此看，他有时要装装怪，有时也不敢怪的。
说到底，怪的行为举止，无非是文人一种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
王安石死了以后不久，很快民间就流传以他为主角的说书，题名《拗相公》的话本，现在还可以从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中读到。这当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舆论上的一次清算。用一个“拗”字，来形容王安石，当然是十分传神的。
有一年元宵节，王安石陪着神宗皇帝，君臣二人边谈边行，乘马进宣德门。没想到执勤卫士，持枪把他拦住了，拉住了他的马，不许他进去。那时，他已经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首相，不必发那么大的脾气。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办。御史蔡确不同意，“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王安石“拗”起来，连神宗也拿他没法办，只好为他“杖卫士，斥内侍”，而“安石犹不平”。但是，他要把他的儿子王雱，推荐给神宗皇帝时，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来，也未为不可的。可他却绕了个大弯子，先把他儿子写的策论和《道德经》注疏，刻了板，再印成书，再拿在市场上卖，再从读者的呼声中，上达天听使皇帝闻知，采取了这种迂回战略，此公究竟是真拗呢，还是假拗？真是要打个问号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当官者很多。官有做得大的，王安石怕是天字第一号，中枢决策，位极人臣。也有做得小的，陶渊明做彭泽令，顶多算七品芝麻官吧？有人是很想做官的，“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看似清高，实际觉得当朝皇帝赏识不够，没给他一个像样的官，就跑到永王磷那儿当幕僚去了，以为造反成功的话，还能不高官厚禄吗？但也有人很怕做官的，董卓一进洛阳，文人都跑掉了，只有蔡邕在满门抄斩的威胁下，给董卓做事。有的为了做官，连气节也不要的，作《燕子笺》的阮大铖，就是一个这样的败类了。有的为了不做官，还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和司马炎不合作的嵇康，所遭遇到的厄运了。而和嵇中散差不多心态的阮籍，不得不做了个步兵尉的小官，成天喝得醉醺醺地逃脱政治。有一回，竟醉了两个月，不理政事，这样才勉强保住了首级。
但也有人以不做官作为资本，傲世任情，沽名钓誉，大捞一把者，在这方面，王安石可以说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比之现代一些作家以隐求显的小伎俩，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两朝，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几乎每个人的官，都做得不小的。此前的汉魏时期，皇帝是不怎么把文人当回事的，司马迁自己都认为，史官不过是倡隶优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马相如、枚乘也不过文学侍从罢了。弥衡被曹操罚做鼓吏，杨修只是随军参事，竹林七贤中，有的官职不低，但无实权。此后的明清时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进入中央决策机关，能参与政要，发号施令者，绝无仅有。虽然有些御用文人，随侍皇帝左右，写些应制文章，但只有吾王万岁万万岁的捧场权，干政是轻易不敢的。惟有唐宋两代，文人的价码要高一点，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在被黜被贬被流放的情况下，还能当上地方官。而王安石，能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改变了整个国家现行政策者，亘古以来，也只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为了实现他的变法意图，以不做官的手段求官，几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辈子，能下这么大本钱，连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怪得可以，因为朝廷再三请他出仕，他就是拒绝任命。有一次，给他一个修起居注的差使，“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地坚辞，可见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以怪制胜的怪人了。
他1042年（庆历二年）考中进士，时年21岁。一直到46岁，也就是1068年（熙宁元年）得意，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两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进学金陵，不予奔竞，“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于美官，惟患其不就也”。由于他谢绝到朝廷里就任，恬退守职，声名日盛。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来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观众。舆论造得如此之足竟视他为“一世之伟人”，朝拜者、敬礼者、请安者、侍奉者不绝于门，“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如此极尽蛊惑煽动之能事的效果，试想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盘子鱼饵的人，制造得出来的吗？
近年来，这类文坛上哄抬物价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可见古今同理。因为捧角的人，啃招牌边，是啖饭之道。而被捧的人，也是招摇之术，所以，就有活着给自己立生祠的事。但即使如王安石者，也不曾让人这样香火奉祀他的，可见在某些方面，今人要比古人，脑袋瓜子灵活得多了。
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擢升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比坐直升飞机还要快，因为他决心要把这位隔墙吹喇叭，名声在外的奇才，从外任调入京师予以重任。因为当太子时，他的太子司文书事韩维（后来王安石把他一脚踢了），经常对政局发表看法。每逢这位王储赞同时，韩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见解耳。所以，神宗耳朵里早被王安石的名声灌满了。王安石和韩维书信往来，很了解这位新皇帝对他的态度。看来，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并不是无抱负的傻吃鱼饵的呆子，更不是厌倦仕途的尘外之人，只不过要看时机和什么样的皇帝罢了。
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1058年（嘉祐三年），宋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万言书的。结果，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做官，马上接受了任命。
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他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空气，声誉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而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踞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余”，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那些文臣们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给西夏的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番邦的银、茶、绢、帛、衣的沉重负担。王安石给仁宗上的万言书，石沉大海，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但现在，处于内忧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他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
但是，任何一次政治变革，都不会顺利付诸实施的，势必要触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这部分人的力量足够强大的话，那么，变革行动不出母腹，就会被扼杀了。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清德宗的康梁变法，就是这样失败的。假如这部分的力量虽然强大，但进行政治变革的力量，足以旗鼓相当的话，那么，若是能坚定地排除变革过程中的障碍；若是变革者的营垒始终保持精诚团结；若是能够证明这场变革确实给人带来福祉的话，也许，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尽管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放逐了（作家是最不堪一击的，欧阳修回家养老去了，司马光靠边站了，苏东坡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无法制止由于权力再分配，而造成自己阵营中的分崩离析的现象。他的最得力的推行新政的副手吕惠卿，也是把他出卖，导致他最终失败的主力。王安石下台以后，在南京，天天要写“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对于这个人的怨恨。有一次，苏东坡在南京见到他，谈起变法的成败，王安石还恨个不已，大骂是吕惠卿把事情搞砸了。
但变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青苗、保甲、免役、手实诸法，有利民的一面，也有扰民的一面，而贯彻执行新法，依靠的仍是旧的官僚行政机构，结果本来有利于民的政策，也会变质而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拗相公》是宋人话本，其中所描写老百姓对于变法的深恶痛绝之情，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真实性的。
当然，还有并非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若不具有一定的人格力量，而是一个怪人，一个拗相公，必然失去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作为文学家，也许倒是其性格色彩，足以魅人。作为政治家，怪诞乖戾，险谲诡异，躁迫强直，刚愎自用，“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也是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苏东坡的老爹苏洵，就为此写了一篇《辨奸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其祸岂可胜言哉？”这个人，就是指王安石而言的了。接着，就谈到了他的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最后，他对于这位怪人王安石，所得出的结论是：“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因此，碰上这类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还真得想想苏老泉的这番话。
王安石罢相以后，回到金陵去了。他的住宅附近，有一个地名叫“谢公墩”，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又名谢安石。东晋至宋，也是好几百年的事了，王安石这个怪人，也怪得太无边无际起来，为这个“谢公墩”姓谢而不姓王，写了一首绝句。“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文人之怪，怪到如此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