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杰地灵”，是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反过来，就是地灵人杰，无妨理解为：在优越的外部条件下，人才得以出头的机会，要比在恶劣的环境中，好得多的多。而对人杰来说，好的机遇，可以为他提供更好的发挥余地。人们常常惋惜天才的命运不济，生错了地方而被毁弃，生错了时代而被埋没，碰不上名师而浪费才华，遇上了小人而永劫不复，说明了外部世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
海明威的成功，是与他1921年到1926年在巴黎的那段岁月分不开的。他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记述了这段历史。假如20年代，海明威不作为《明星日报》的常驻欧洲的记者，到巴黎来，在这座世界文化名城开始他的文学生涯，而恰巧又极其幸运地接触了这座名城里一群文化艺术界精英的话，也许，结局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按他那种硬汉精神，有可能去当斗牛士，然而在巴黎的这段生活，使他决定与文学奋斗，一直到最后开枪自杀，始终轰轰烈烈。
人的周围状态，可是不能漠然视之、掉以轻心的。古代孟子的母亲，为了使她的儿子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曾经搬了三次家，可见这位女性懂得一个好的周围，能起到玉汝于成的作用，反之，周围比赛着谁更多一些小市民的无聊和庸俗，纵有一番振作之心，可那沉重的尾巴拖住了你，想跳也难。在充满腐蚀性的空气中，即使黄金也会失去应有的光泽，更何况堕性惯性、习惯势力、无谓消耗、虚掷时光，都是在销毁着人们的意志呢！一位哲人这样说过：“宁肯被恶狼撕得粉碎，也不愿和一群癞皮狗苟活在一起。”这话很有道理，老跟着鸭子走路，还会落下罗圈腿。也许他整日与癞皮狗为伍，实在受不了周围的狗腥之气，所以，才愤然呐喊的吧？
周围是谁，你是谁，这是一个定律。出污泥而不染者，有，但很少。
同样，一个不大不小的作家，周围一圈啦啦队，为他摇旗助威，为他制造声势，为他涂脂抹粉，为他冲锋陷阵，估计这位作家，也是热闹中人，起哄架秧子的货色，而不会是其他。
海明威是幸运者，如果没有巴黎，海明威不会走向世界。巴黎平静地接受了这位大师，没有捧到天上去，也没有打进十八层地狱，大方而慷慨地给了他最初登场的舞台。
最近，他的百年诞辰，文化界照例热闹了一小阵。很不幸的是，中国读者已经被太多太烂的信息垃圾，搅得昏头涨脑，弄不清谁是真的大师，谁实际上不过是冒牌货的大师，于是，主持人雨过地皮湿地走了一回过场戏，也就礼成退席了。过去也就过去了。估计下一次再提海明威，该是一百年后的今天。
没有人提到这本薄薄的回忆录，其实，这倒是了解海明威成为大师过程的一把很关键的钥匙。不过，这本小册子被冷落，倒也不奇怪，那些正经八百的海明威小说，又有多少人在捧读？如今，在一般读者心目中，这位大师的名字，已经不那么闪亮了。这不怪读者，而是应该责备那些不三不四的评论家、教授、报章杂志的主编之流，他们总是按捺不住一种近乎手淫的下流嗜好，有事没事地爱搞一些什么20世纪经典，什么百年排行榜之类的游戏，误导读者。把一些猪下水、羊杂碎，当作满汉全席，推荐给一心想读些名著的年轻人，实在害人不浅。
也许这个圈子，是一块小丑容易称王的地盘，越没有学问，越显得有学富五车；越没有本事，越显得全褂子武艺样样精通。这些人以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的敢想敢干的大无畏精神，对20世纪百年的文学精华妄加褒贬，信口雌黄。海明威说过：“对于优秀作家来说，是不存在任何等级的。”唉，你拿这些在大师著作上随地大小便的人，有什么办法？一个个还做出庄严肃穆、苦思冥索、痛苦得要命的样子，真让人恶心。
这本小册子，据海明威的太太说，是从1957年在古巴开始写作的，1958年冬到1959年初在爱达荷州的凯奇姆继续写作，1959年赴西班牙，带去了原稿，1960年春才在古巴写完，然后，在这年的秋天，又在凯奇姆做了一些修改。我所以抄录下来这些写作日期，只是想说明海明威本人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他甚至建议大家无妨当小说来看。
我想，每个人，在他一生中，总有一些特别的记忆，或是温馨的、甜蜜的；或是印象深刻的、弥足珍惜的。海明威在巴黎的岁月，是以上两者兼而有之的情感产物，所以他格外重视，并不仅仅是他成功的第一步。
二十多岁到巴黎的海明威，带着他刚结婚的妻子，度过了六七年在生活上很窘迫、精神却异常充实的日子。近三十岁离开巴黎时，他已和第一个妻子哈德莉·理查森离婚，这或许是他抱憾终身的事情。因此，他无比珍惜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一系列朋友们在巴黎度过的七年美好时光：他坐在雨中的咖啡馆里，用铅笔写他的电报文体语言的小说，或是到罗浮宫去欣赏名画，或是看街头画家的绘画，或是在拳击馆里发泄他那无穷的精力，或是到塞纳河去钓鱼，或是外出滑雪，进行采访，有机会坐火车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他过的是清苦然而是快乐的生活，那只能吃廉价食品的感觉，那冬天火炉冷冰冰的感觉，那口袋里只剩下硬币叮当作响的感觉，对他来讲，都不在话下，这一切都无碍于这个硬汉，一步一步走向文学。
他成功在巴黎！因此，这记忆对他来讲，很不一般。
大凡一个胜利者，到了接近人生旅程终点的时候，到了不再把辉煌视作生命必需品的年纪，到了孔夫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便可以坦然面对走过来的道路。既不需要回避是非，维护尊严，也不需要用特别的笔墨，一定把自己或者别人描绘成个人认为的那种样子。他之所以念念不忘在巴黎的日子，因为他生活的周围，是一些隽智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聚集在一起的集体，他们每一个人，都像物理学上所说的场那样，与他产生过或重或轻的撞击，使他由并不非常出色的战地记者，蜕变而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小说家。他满怀深情地然而又是客观真实地，追述着这种场与场的精神世界的运动，使我们懂得周围，除了物质条件以外，人的因素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何其性命攸关！
20年代与海明威一齐生活在巴黎，形成他周围的那些朋友们，既有名声响亮的菲兹吉拉德、庞德、刘易斯，也有举足轻重的斯泰因、帕辛；既有当时闻名，后被时间磨蚀得毫无光彩的诗人、艺术家，更有那些穷困潦倒的无名之辈。虽然，他们谁也不是大师，但在海明威成为大师的起跑线上，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艺术的信念，对于文学的忠诚，对于批评的执著，对于创作的自信，起到了“大师”式的撞击作用。合金钢之所以坚韧，就由于它的成分中，有其他稀有金属；这些掺人物，本身也许是极一般的矿物，然而与钢铁熔化在一起，便产生出质的变化。
他们是真正的文学接触，没有依附，没有臣属，更没有谄媚，也不存在打压，尤其没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和“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惟我独尊、唯我独革。周围里有了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文学便成了果戈里笔下的那个彼得堡的十二等文官，夹着公文包永远向长官鞠躬的小职员。
所以，他怀念那一时期他所拥有的极其正常的和健康的周围，他视那段日子为流动的圣节，这本书是他死后由其妻子（他四位太太中的最后一位）玛丽·海明威整理出版的。书前引用了海明威在1950年写的一首《赠友人》的几句诗：
假如
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
那么
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
巴黎都会在你心中
因为
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从这里，我们更了解海明威对于巴黎那圣节般记忆中的文学精神，是何等的萦思不已了。
不过，我们再读一读他对自己国家的那些作家的议论，再来品味这首《赠友人》的诗，对他怀念的文学精神，会有更深的理解。他谈到美国文坛时，总是运用愤世嫉俗的语言：“我们国家没有伟大的作家，我们的作家一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准要出点什么毛病。”
这样的出了毛病的周围，他肯定掉头不顾而去。
对于美国的同行，他出语惊人：“这是一些装在玻璃里供作钓饵用的蚯蚓，它们极力想从彼此间的交往中和从同瓶子的交往中摄取知识和营养。”“凡是进了瓶子的人，都会在那里呆上一辈子，一旦离开那个瓶子，他们会感到孤独。”
而且，他还认为：美国的某些作家，“活到了古稀之年，但是他们的智慧并没有随着年龄而增长。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欠缺什么”。“关于过去的事我无从谈起，因为那时我还没来到这个世上，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男性作家到了一定的年纪会变成婆婆妈妈的老奶奶；女性作家则变成圣女贞德，但却不具备她那种战斗精神。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以精神领袖自诩。至于是否有人跟着他们走，这并不重要。如果找不到追随者，他们便臆想出几个追随者。”（以上均见《非洲的青山》）
等等等等。
所以，他大概庆幸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在巴黎度过的，因此，他要写这部《流动的圣节》。如果，海明威在美国，他有可能不钻进这只瓶子里么？既然进去了，他有办法使自己不成为蚯蚓么？那恐怕很困难。假如只有一个作家成为蚯蚓，大家也许会觉得这个成为蚯蚓的作家很好笑；一旦所有的作家都钻进了瓶子里，那个没成为蚯蚓的作家，有可能成为众蚯蚓嘲笑的对象。
因此，人与周围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必然现象。人，作为存在的个体，类似物理学上所说的一个场。这个个体与周围无论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的其他个体，凡能构成一定关系者，都存在着场与场之间相吸或是相拒，亲密无间或是不共戴天的场效应。
这样，一个人，影响着周围的人，同样，周围的人，也影响着这个人，就是永远的存在。除非你自我封闭，否则，这世界上没有与周围完全绝缘的人，同样，除非你画地为牢，这世界上也没有丝毫不受周围影响的人。正常情况下，你周围全是精英分子，谅你不会是白痴，你周围全是一百一的混蛋，估计你也圣贤不了。所以，周围，很重要。看你的周围，便大致可以称出你的斤两。假如你是一位大作家，看哪些人尾随你，围住你，也就八九不离十地了解了你；假如你是一个中流作家，看你尾随谁，围住谁，用老百姓的话说，也就知道你的大概了；假如你是一个普通作家，看你对谁不分青红皂白地五体投地，马前鞍后，老是把袖子卷到胳膊上，做敢死队状，也就基本上把握得住你的道行深浅了。
我国旧时文人，对于周围，应该有谁，应该没有谁，是很在意的。“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刘禹锡先生追求的就是这种精神胜于物质的周围。房子虽然陋，境界相当高，在他心目中，澄清周围的质素，保持一定的格调，谁到我这里来，我到谁那里去，要有一点考究。
《世说新语·排调》：“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又《世说新语·简傲》：“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锤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
阮籍对王戎的不欢迎，嵇康对钟会的不搭理，除了情绪成分之外，也有一种保持个人周围纯净的意图在。这种中国人追求百分之百的洁癖，也是从汉代党锢之祸，到明代东林之争不断发生的原因。一旦到了绝对化和极端化的时候，清流浊流，就会绝对的泾渭分明。不但不往来，不应对，不为伍，不通婚，甚至不坐在一条板凳上。
南齐的一位幸臣纪僧真，有士风，但非士旅，很遗憾，也很痛苦，他已经给自己儿子娶了一位出身华族的女子，门望有所改善，还不满足。向齐武帝提出来，要求改变一下本人的周围状态。皇帝感到为难，卿要做什么官，朕可以给卿，但卿定要做士大夫，却不是朕说了算的。卿不妨去找一下江斅吧！《南史》记了一段他去拜访江斅的经过：“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非天子所命。’”纪僧真本打算敦请这位文化巨擘，给他一个面子，名列士林，能够参加笔会，哪怕掏腰包补贴一二，想不到那位老作家还挺古板，叫佣人把胡床挪得距离来访者远些，不愿沾他的边。看到这里，他也就没了兴头，垂头丧气地走了。
因为记史的官，自是士大夫无疑，所以，对一心要挤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纪僧真，是以一种嘲笑的口吻，来讲述他的故事的。但我觉得这位先生提高个人周围文化档次的努力，值得尊敬。要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老粗出身的干部，都有这份进取之心，中国肯定早就大为改观了。他没有打皇帝的旗号，硬逼着人家认可他是文学的行家里手；也没有通过上级指定的办法，混迹文坛，要指导作家。即或说他附庸风雅，企慕高尚，也没有什么好笑的，总比铁定一颗心去做贪官污吏、奸臣贼子强呀！他希望从此可以使自己的周围，多一些知书识礼之人、博学宏儒之士，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难道有什么不妥么？
但许多人，包括一些智商不低的作家，也未必有纪僧真先生这份自觉。一旦成为这个瓶子里个儿最大、分量最重、自我感觉最好、谁也不能与他抗衡的蚯蚓，他不想听赞美诗也不行了。“你真棒，你真了不起，你写的传世之作，让我等叹服，你即将不朽或已经不朽的杰作，惊天地而泣鬼神，大师已经现世，让我们顶礼膜拜吧！阿门……”周围全是纸糊的桂冠，廉价的高帽，溢美的言词，恭维的吐沫，好开心，好神气，好威风，他还想跑出瓶子这样的周围吗？我看未必了。
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写到一位叫康迪斯基的人。他告诉海明威：“我现在买不起新书，但我们彼此可以随时交谈。谈话，交流思想，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我们在家里什么都议论，简直是无所不谈。我们的兴趣广泛。从前，在我们有一块耕地那个时候，我一直订阅《横断面》杂志。这使得我们感到自己属于、跻身于团聚在《横断面》周围的显耀人物之列，我们很想能够与这些人物交往，假如这种可能性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愿的话。”
从短短几句流露出优越感的表白里，这位乡愿的面目轮廓，也就烘托出来了。他比咱们南朝的那位纪僧真，自觉性差得太远，纪先生不满足于周围，因而要求改善周围，这位洋人却满足于周围，怡然自得于周围，也就不想改善周围。显然，这也是钻进了瓶子里以后出不来的必然心态了。
我不知道海明威挖苦的瓶中蚯蚓，在我们这块文学土地有还是没有？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由此可见，不知周围之广，世界之大，乐在瓶中，自鸣得意者，是古已有之的现象。所以，多少年来，固步自封而自视甚高，狭隘排斥而自大成瘾，孤芳自赏而自怨自恋，井底之蛙而自我封王，诸如此类形形色色局限于瓶子里的文坛人物，大概不会没有。否则，我们这块文学沃土上，早就该有海明威那样震撼世界的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