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怀毛泽东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时，也不能不谈到他晚年的错误。第二个《历史决议》已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作了明确的区分和科学的阐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是不小的。我们党在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犯过四次全局性的错误。第一次是大革命后期；第二次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直至遵义会议以前；第三次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对于后两次，毛泽东作为主要领导人不能不负主要责任，何况他是“始作俑者”。历史前进到今天，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第一，还是《历史决议》所讲的，就毛泽东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当初讨论《历史决议》时，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原谅”他的错误。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回头反思历史，恐怕不能这么说。他犯的两个错误，不谓不严重。以种种理由来减轻这两个错误对党的事业的危害的观点和做法是不可取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直面它。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是故意将错误说轻抹淡，而是要将他的功绩的分量讲够。前述三个问题，就是试图作点努力。别的不说，单就他缔造了一个开辟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的新中国，创立了一个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塑造了一个汇聚大批民族精英因而具有优良品格作风的党，仅这三条，就是功德无量。据此，他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竞折腰”的无数英雄和称得上“一代天骄”的历史伟大这个行动中，占有突出地位。《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符合党的实际的，不仅能经受住已往历史的首肯，也能经受住未来历史的检验。正如马克思在世界上能排名千年历史伟人一样，我相信，毛泽东能在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伟人榜上排居首位。
第二，对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要作历史的科学分析。《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犯错误的复杂历史条件，包括国内原因和国际背景、理论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以及个人主观因素的分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发生的。由于中国国情的异常复杂和特殊，由于客观形势发展的瞬息万变，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抄照搬，也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从这一方面说，他晚年的错误属于探索过程中的错误。按照他自己说的，是一种“试验”。当然，“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试验”，是错误的“试验”，是陷入误区、步入歧途的探索。今后要引为史鉴，永远不能再进行类似的“探索”，更不能不顾全党大多数人的反对做这种“试验”。强调这一点，不是在寻找客观“说词”，而是为了更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这样说，丝毫不是在减轻毛泽东的错误的分量，只是更全面地认识他犯错误的原因。这两者是不应当混为一谈的。
还有一个如何看待领袖人物的品质的问题。目前有一种刻意从毛泽东和其他领袖人品如何如何来分析党犯错误的原因的观点。不能否认，领袖人物的性格品质，会对历史的走向和特点产生一定影响，并打上个人的色彩和印记；但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简单地归结为个别的领袖人物的某种品格，这从来不是严肃的科学的分析历史的方法。仅就领袖人物的品格而言，也是多面的，而不是单一的。同任何普通人一样，他们不会没有弱点、缺点，但能成为领袖，其优点、长处就是主要的。领袖人物的弱点、缺点，会对历史产生负面影响，但更要看到，其优点、长处对历史产生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因而，即使讲领袖人物的性格品质对历史的影响，也应作多角度和多侧面的分析，而不能只是单挑出某一个方面论说。再则，讲历史，仅仅讲领袖人物的品格，它充其量只能表面地描述历史，而不可能深刻地提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更何况把领袖人物“妖魔化”、“丑陋化”、“恩怨化”等，这本身就没有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又怎么可能正确地说明复杂的历史事件呢？这样的结果，只能扭曲历史，而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毫无疑问，毛泽东晚年有复杂的心态，但要分清哪种是主导的、基本的。他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他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状况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状况很不满意，违背了他过去倡导的要区别“延安和西安”的认识问题的方法，错误地将“延安”当做“西安”来打倒。他提出的错误理论，表现出的错误作风，采用的错误方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将某些个人的因素片面夸大，最多只能说明其一二，而很难说明整个历史进程。
第三，对毛泽东晚年的情况要作具体分析。说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并不是说他晚年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从党来说，在党发生大的失误和挫折时，从来不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对党的历史发生重大的影响的往往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一种是错误的发展趋向。前一种占主导地位，对党的历史发生积极的影响；后一种占主导地位，对党的历史则发生消极的影响。但即使在错误的发展趋向占主导地位时，党内还会有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对其进行抵制和抗争，努力减少党遭受的损失和危害。甚至在发生失误和挫折比较长的时期，也可能有纠正某些错误的时候，因而在沉重的岁月也会出现一些光明的亮点。就毛泽东晚年来说，他个人的思想也存在着两种趋向，当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占主导地位时，他就提出一些错误的观点，作出错误的决策。这是党有相当一段时间出现胜利与挫折、辉煌与失误交错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党在探索过程中发生曲折的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所以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就是由于党内始终存在着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它的不断积累、扩大，最后取代错误的发展趋向而占据领导地位，拨乱反正，使党的发展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党的领导层存在两种发展趋向，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最先明确提出的。这是迄今分析党的曲折复杂历史的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
第四，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应取辩证的积极的态度。任何错误都是不好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不例外。但是，按照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能相互转化的。“祸兮福所倚”，失败是成功之母，挫折有可能成为胜利之本。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因此，他反复强调，“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据此，我们就不应当以单纯消极的眼光看待党的失误和挫折，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努力将“坏事”变成“好事”，这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科学态度。几十年来，我们党正是坚持这种科学态度，将几次失误转化为党的财富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开始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总结失误的经验教训，逐步探索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及特点有了初步的系统的认识，从而才有了这二十多年的辉煌成就，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昌盛局面。
邓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是二十多年前讲的，侧重于讲党的事业的延续性和思想的继承性。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话还可以作些补充。但是，就历史的宏观而言，放在党的历史的长河中来看，党的历史发展的总体情况，可能还是这样。毛泽东对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是长久的、深远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还是遵照邓小平所说的，继承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纠正他晚年的错误，发展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
立胜三部书出版，嘱我作序。写了上面这些话，权为序。
2003年11月12日
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