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历史、人生的观点，是韩愈哲学思想的全部内容，也是他认识世界、参与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
史说“天人关系”论，早在殷周时期，中国哲学史上就产生了天人关系的辩论。唯物主义者主张“天人相分”，唯心主义者主张“天人合一”。春秋末年社会变革加剧，除了表现在政治上奴隶制的破坏，经济上赋税制度的改变，社会生活上旧观念、旧行为的变化外，人们对天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一些人怨天恨天的思想活跃起来。先秦时期，关于宇宙起源、发展、变化的中心问题是“天道观”，老子是其中的代表。老子针对“天道有知”的宗教迷信思想，在天之上提出了“道”的范畴，认为“道”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物。他说：“道法自然。”“天下万物生于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与老子同时的孔子，对当时思想战线上争论的“天人之辩”，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天有意志，是自然和社会的主宰。
战国时期，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在《荀子·天论》里开篇就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认为天“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指出天是客观存在的，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人不能使天存亡；天无知无情，不能赏罚，不能加祸于人。地和天一样，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荀子不仅对天地自然有明确认识，还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现象，他针对人们因不了解自然现象而产生的恐惧心理说：“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指出对天地万物中发生的奇异现象，感到奇怪还可以理解，害怕则大可不必了。荀子这种“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先进水平。而同时的另一位思想家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有所修正，主张天人相通，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认为人的心性受之于天，尽心知性也知天。孟子认为造就一个大人物是天有意识地安排，宣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给天以道德属性，认为国君的传承都是天的意志，即“天与亡”，天虽然不明说，然“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他把人无能为力的一切现象，都归之于天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认为天命是人类社会的决定者。
后世的思想家分别继承了先秦两派思想家的观点。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人附天数之说，认为天按照自己的模式创造人的形体和精神，天所有者，人亦有之，人所有者，天亦有之，“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韩愈继承孔孟儒学，其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亦受此影响。汉代的王充和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则继承了荀子等人的观点而有所发挥。如王充所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又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王充认为天地是包涵元气的物资实体，具有物资性的元气产生万物，而万物的产生是“自然”，“自生”，不需要造物主，也不靠人的意志。这种思想改造和发展了老子及荀子的自然观，批判了孔、孟学说，也批判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
韩愈在天人关系上继承了孔孟的看法，又有所发展。纵观韩愈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没有对天体自然作过专门研究，但从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的讨论中，还是可以看到韩愈在“天人关系”上的认识，这些思想资料主要保留在柳宗元《天说》一文所引韩愈给柳宗元信中的一段论述。这些思想资料历来为世人瞩目，关系到韩愈哲学思想评价的基本问题，下面有一些摘录：
韩愈谓柳子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痈疡、疣赘、瘘痔，虫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萤飞，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雠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读、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镕，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悻悻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雠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知？”
根据这一思想资料，并结合韩愈对天、天命、天道的其他论述，不难发现他对“天”的认识中有两点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其一认为“天”是自然之天，他说：
天池之滨，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
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形于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于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于其两间，夷狄禽兽皆人也……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
韩愈所谓自然之天，和柳宗元的天说相同，是无意识，与人无关的独立存在。韩愈的思想主要源于孔、孟。《论语·阳货篇》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秦伯篇》云：“巍巍乎！唯天为大。”说明自然界只有天最大，不管天说不说，如何说，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常生长。《孟子·梁惠王上》云：“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孟子·离娄下》云：“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说明云生雨作，禾苗繁盛，皆油然而致。天虽高，星虽远，只要按照自然规律运行，千年以后的冬至，都可以推算出来。
其二认为“天”是义理之天，他说：
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同是人也，犹有好恶如此之异者，况天之与人，当必异其所好恶无疑也。合于天，而乖于人，何害？况又时有兼得者邪！
孔子云：“丘之祷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圣贤事业，具在方册，可效可师；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积善积恶，殃庆自各以其类至。
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
韩愈对义理之天的认识，也与孔、孟一脉相通。《论语·八佾篇》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说的就是如果得罪了上天，即使是祈祷也是没有用的。《孟子·尽心上》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是说君子做事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以修身养性而事天。
韩愈在“天人关系”上的认识虽然有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自然事物，让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是很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