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性的研究，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先秦的孔、孟，经汉代的扬雄、董仲舒，唐代的韩愈、李翱，到两宋的程、朱，创立并完成儒学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体系，究其实质都是从维护统治级伦常关系出发，而又服务于封建阶级的统治。但其影响也不可忽略。
孔子的人性说在先秦时代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在《论语·阳货》里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说，人的天赋本性是相近的，因为后天习染不同，差别就大了。这话讲得还比较符合人的实际。孔子又云：“唯上知下愚不移。”意思是说对于人的天赋本性，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不能改变。这话暴露了他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论述人性的实质。正如他在《论语·季氏》里解释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可见，孔子的人性说里，强调了学知的重要性，这是积极的一方面。
孔子已经把人性分为三类：上品智者为圣人君子，下品是愚人，圣人和愚人之间者为中品。中品又可上可下，分多清少浊、多浊少清、半清半浊、澄之则清、搅之则浊的若干类。孔子以后，言性者渐渐多了起来。
孟子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孟子·告子上》里有这么一段记载：“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从这段话的内容分析，当时对人性的看法就有：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善说四种。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之说，而孟子则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看来孟子是主“性善说”的。
孟子的性善说是他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认为人先天就是具有仁、义、礼、智的。“四德”品质的萌芽是善。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端”是人生来就有的，只是君子能保持它、发展它，庶民不能保持，就丧失了“四德”。
周人世硕认为人性有善有恶，荀子认为人性恶，扬雄认为人性恶善相混。而董仲舒则正式提出性三品说，他在《春秋繁露·实性》里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为雏；茧待缫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董仲舒所说的圣人，同于孔子所说的上智；他所说的斗筲，相当于孔子所说的下愚；他所说的中民，则与孔子所说的中人同。他所谓的“教训”，可视为孔子所说的习、学。词异而义似。故我们说从孔子言性开始到董仲舒的性三品，构成了以前言性的一条线索。
韩愈的性说继承了秦汉之前，启李翱及两宋之后，是其中的关节点。韩愈的性说发端于孔、孟，直接继承了董仲舒性说。韩愈的《原性》是研究人性的专论，他说：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
韩愈把人性分成三等，在孔子的上智、下愚、中人的论说里已显端倪，董仲舒则讲得比较明显，到韩愈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予以定型。他把天赋的人性分成了 上、中、下三种，认为上等人性善，是生来就有的；而中等人性，通过教育和引导，一部分可以升到上等，一部分则可能流于下等；下等人性是恶的，不能改变。而人性中所具有的内容为五种：仁、礼、信、义、智。上等人性的人，生来就具有这五种。中等人性的人，一种不能少，少一种，其他四者就会杂而不纯。下等人性，反于一而其他四种就乱了。这显然是综合了孟子“四端”之说及董仲舒圣人、中人与斗筲之说的影响。
韩愈继承了孔、孟、董的儒家传统观念，把人分成了三种性，表现了他的圣贤史观和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等级观念，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韩愈毕竟生活在封建社会，他的思想还是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但他在继承前人的人性学的基础上，又把“性三品”说派生出来“情三品”说，从这一点上讲韩愈对孔子及其以后诸家的人性说是有所发展的。
韩愈写《原性》提出了三品人性说及“情三品”说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他说：“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当时人们讲人性都是“杂佛老而言”，是受佛教人性论的影响。佛老宣扬“清净”“无为”“无欲”，认为这就是人性，主张消灭人的“情欲”而恢复人“清净”的本性。韩愈正是以有情欲的人性论来批判和对抗佛老的人性论，这也是他一生反佛的一个内容。佛教天台宗主张人性二元论，认为人都有净、染二性，净是佛性，作为佛性的净能克服染，染性被克服，留下的就是佛性的净，便成了佛。禅宗的“见性成佛”，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只要自我人性达到顿悟便成了佛。为了反对佛教的人性说，韩愈搬出了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论及孟子的“四端”之说，创立了“性三品”与“情三品”说，认为佛教既不讲仁义礼智信之人性，也不讲喜怒哀惧爱恶欲之人情。唐代佛教的昌盛，在经济上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破坏了人伦关系，尤其是灭绝人性的禁相生养之术，是韩愈最为厌恶的。韩愈反对佛性说，认为只有体现伦常关系，才能使情动而处其中以见其性。也就是说，人必须通过符合伦理道德之情的表达，才能显示出人性本来就具有的仁礼义智信的善的本质。韩愈把性和情放在一起分析，强调了性和情的关系，指出了性与情又是各自概念不同的东西；指出了性与生俱来，情接于物而生，是符合实际的，有唯物观点。
总的来说，韩愈是在继承前人的儒学人性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人性说，具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