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提倡教育、从事教育实践的目的，和他提倡古文一样，是为了建立儒学道统，中兴唐朝。正如他在《原道》里说：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行、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
这段话全面阐述了他的教育目的。先王施教的目的就是让人懂得仁义道德，即封建社会的人伦道德规范。它的内容都包含在《诗》《书》《易》《春秋》等经典里。实施仁义道德的保障是礼、乐、刑、政，教育的对象是士、农、工、商，目的是使人们懂得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等人伦道理。
韩愈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对孟子明人伦教育思想的继承。《孟子·滕文公上》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韩愈施教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发扬儒学道统，以儒学道统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正如孔、孟之后的儒学大家董仲舒所说：
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以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这种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经韩愈影响到宋儒朱熹，以至于明代王守仁。王云：
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
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教育思想的传承关系。
立仁义、明人伦，以教传道。在传教的同时传道，这种传道的方式，是非常容易让人接受的，也十分适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宣传儒家思想，让学习的人懂得仁义之道，明晰人伦事理，让儒家思想发扬光大有着积极的作用。
尽管韩愈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宣传儒学传统，维护封建统治，但他从社会实践和教育实践出发，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教育主张，对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具有深刻意义。
韩愈主张教育给人以知识。《师说》里，他给师下了定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还提醒人们必须求师解惑：“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是韩愈幼年从师，长又为师的实践经验总结。因为人生下来不是什么都懂得的，不懂就要学，就要向有学问、有知识的人求教，就要受教育。只有这样，人才能由不懂到懂，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成为有知识、有才艺的人。这个主张是科学的教育观，也是我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总结。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伟大教育家，他不但孜孜不倦地向别人学习，也诲人不倦地教育学生。孔子之所以能成为我国春秋战国之交的集学问之大成者，就在于他多方求教于比自己有特长的人。他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则在于他把自己广博的知识教给他的学生，培养出许多学识丰富、才艺出群的人才。韩愈亦然。他在《师说》里肯定时人“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批评了一些青少年：“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指出：“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对启蒙童子，韩愈是主张习其句读的，读不懂书，就难以深入学习，是从开发人的智慧才能上讲的。故他说当时自称为“君子”的人，因为惑而不从师，或耻于为师，反而不如巫医、乐师、百工。韩愈深有所感地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韩愈所反对的句读，是指科举考试科目中的帖经和研究经典时只穿凿字句不究真义而言。他认为那种死记硬背的东西，只是童子初级阶段的学习内容。科举考这些东西，岂不是很庸俗吗？
总之，韩愈在阐述教师的任务、教师的标准及师生关系的问题中，看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包含了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他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他暗示了教师既要起主导作用，又要重视教学相长、能者为师。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教育理论，更好地发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的职责，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