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教育，人们便会在脑海里浮现出那位“招诸生立馆下”而诲之的国子先生的形象，这就是中唐大教育家韩愈。他的教育思想上承孔、孟与董仲舒，下启朱熹、王阳明，处于中国教育思想的承前启后时期。他在《师说》中提出师道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在《原道》中提出的教育目的、主张和方法，以及招收后学，发展教育的行动在那个重门阀、轻教育、耻为师的时代，具有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和先进性。在他的提倡和实践下，中国的教育史在经过了一个低潮后，又继续向前发展。
一提起教育，人们便会在脑海里浮现出那位“招诸生立馆下”而诲之的国子先生的形象，这就是中唐大教育家韩愈。他的教育思想上承孔、孟、董仲舒，下启朱熹、王阳明，处于中国教育思想的承前启后的时期。处在一个重门阀、轻教育、耻为师的时代的韩愈，并没有屈服于当时社会政治压力与世俗偏见，始终不渝地收招后学，开展教育。由于他的努力，开创了中唐教育的新局面，培养了一批有作为的人才，创立了他的教育思想，并自成了体系。这也使中国教育史在经过了一个低潮后，由于韩愈的提倡与实践，又继续向前发展，开创新一代教育讲学之风，对中国教育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就形成了良好的师道关系，它对中国古代文化、科学技术的承传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并不是到了孔孟时才产生的，而是孔、孟结合了前人的文化传统，加上他们的发挥和创新而后形成的。由于孔子立师门、收弟子，使他的学说得到了广泛传播，形成了儒家学派。三传而至孟子，他又在继承孔子儒家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这种老师与弟子之间的学术承传，使得春秋战国时期学术门派林立，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教育对于学说的形成与推广，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也正因为如此，各学术名家广收门徒，教育在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一时。
魏晋以后，师道传统渐被轻视与淡化，到了唐代形成了一种“惑而不从师”的可悲局面，为师者被人讥笑斥骂，从师者自以为耻，这极大地阻碍了文化的传播，也阻碍了历史的发展。故韩愈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韩愈的感叹，是对历史与现实中师道被习俗践踏的悲吟。
韩愈敢为人先，不但勇敢地批评了这种陋习，而且还勇于为师。在当时的社会上掀起了一层变革的巨浪，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因此，他是古文运动的伟大旗手。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为了促进古文运动的胜利推进并得到传承，韩愈也如那些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家孔子等人一样，广收门徒，培养了一大批有志于进行古文创作的年轻人，使古文运动更加声势浩大，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文化势力和文化门派，从而不仅影响当时，而且影响后世。
韩愈教育年轻人有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在任四门博士的时候，由于他写作古文，倡言古道，慕名而来的求学者很多，他在汴、徐时，刚开始进行古文运动，“昌黎韩愈”便在京师已经有了很大的名声。现在他在人烟辐辏、全国人文中心的长安任四门学官，国子监的学生都踊跃向他请教，社会青年学子也都慕其名声，从其学说。他对于学生的问题，有问必答，循循善诱；对来信者，他必有回信，将自己关于古文写作、古道关系的看法告诉他们，尤其是劝诫青年学子首先要重视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告诫他们行与知之间的关系。他对于学生，无论年幼年长，凡登门称弟子者，韩愈一概不回避师、弟子的名分。韩愈以为：“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韩愈不是以年龄大小来区分老师与学生，而是以知识道理来区分的。
当时师道大坏，一般人耻于求师，耻于以弟子自居。一般士子又往往以孟子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为戒，不愿为人之师，即使有问必答，但不以师自居。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诲，收召后学”，“抗颜为人师”。韩愈的行为，引起京师士人极大震动，一些人先是惊讶不解，继则相聚而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视韩愈为狂人。韩愈在“群怪聚骂”声中，深感有必要整顿一下为师，为弟子之道，排除陋习。当一名好古文的17岁青年李蟠不拘于时，坚持执弟子之礼向他问学之际，韩愈写了《师说》以贻之，公开自己的观点，向当时的错误看法挑战。
韩愈的师道观，集中表现在贞元十八年（802）他为李蟠写的《师说》里。在《师说》里，韩愈首先肯定了师对任何人都是必要的，并对师的概念下了十分明确而简括的定义。他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传道、授业、解惑的具体内容，则如曾国藩所说：“‘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文六艺之业。‘解惑’，谓解此二者之惑。韩公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故往往并言之。末幅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乃作双收。”传修己治人之道，授古文六艺之业，正是韩愈的本意。韩愈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十分强调师与道的关系，那么他讲的道是什么呢？从他一贯的思想看，是传统儒家的仁义之道修己治人。正如他在《重答张籍书》里讲的“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原道》里讲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这是他论师道的中心议题。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因为韩愈强调传道与为师的关系，所以他接着提出了“师”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闻道”：“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提出把“道”作为师的唯一标准，无论贵贱长少，这不能不说在儒家师道关系上的大胆发挥与创新，十分难得。韩愈还在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基础上，提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只要具有这种特长和能力，人人都可以为师，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师比弟子只是先闻道或有一定的特长，而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老师。这在当时不但是新创，也把师道的封建性大大减弱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打破了师法或家法的壁垒。
韩愈对老师作用的独特认识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作用认识的局限，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授业”，扩大到“传道”“解惑”，明确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来，既能做经师，又能做人师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他将“传道”放在“授业”“解惑”前面说，表明他把教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韩愈心目中的老师不是一般官学老师，也不是学业启蒙老师，而是学有所成的人。他在“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中，明显流露出了对浅薄之师的鄙夷与嘲讽。
韩愈师道观的树立，一直影响着后人。人们学习《师说》，领会其中的道理，树立师道观，对求教和授业都有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