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还提出写好文章要提高文辞修养。在唐代诸大家里，韩愈的诗文、语词最丰富。韩愈的文章之所以写得那么活泼，他创造的不少词语到今天还在被大家广泛运用。而尊称他为语言大师，根本原因就是他有深厚的语言修养。他要求当时的学文青年做到的“因事而陈辞”“辞事相称”“善并美具”，他自己首先做到，为学文青年做出了榜样。
韩愈提出“惟陈言之务去”。骈文俪句中的俗文字，不仅内容空虚，语言也是陈词滥调，写文章陈言是大患。但这一现象发展到中唐已十分严重。所以韩愈大声疾呼，教导青年们要去陈言，创新辞。这些话不仅从他登上文坛时就讲，而且讲了一辈子。他晚年写的《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里特别强调这一点。由“词必己出”，到“文从字顺各识职”，这是写文章必走的路。要学习写文章就是这样。
韩愈的文章与诗歌，都特别精练。如《师说》等名篇，字数寥寥，而说理深刻透彻，句句精绝，言言精确。留下了不少名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等等，都是特别经典的警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韩愈对“惟陈言之务去”的重视。不仅是去掉多余的虚字虚辞，而且那些言不达意的话不说，达到最准确而最精练地表达意思，起到既生动传神又言简意赅的效果。正如大作家高尔基说：“每一种意思都只有一种最好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一定要找到这种表达方式。”这与韩愈所倡导的“惟陈言之务去”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因“惟陈言之务去”，所以写文章必须字斟句酌，认真打磨出精品，这是韩愈写文章的另一个指导思想。
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韩愈倡导和从事古文的创作，无论朋友有什么议论，外界有多大的压力，形势如何变化，势利如何引诱，他始终不渝。他要求学习写作的青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只有这样才能像古代立言的圣人那样，写出像尧舜二《典》、成书年代尚无定论的《禹贡》、殷代《盘庚》、周之五《诰》等那样的足以传世的经典之文。他的“五原”《平淮西碑》《送李愿归盘谷序》《进学解》《师说》《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等，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作品。如韩愈写《平淮西碑》，接到任务后，韩愈不敢有丝毫怠慢。从接受任务那天起，他就战战兢兢，“为愧为恐，经涉旬月，不敢措手。”对于一个执笔老手来说，区区一篇碑文，自然不在话下，但韩愈却非常慎重。他从元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接到诏旨，三月二十五日将碑文呈送天子，前前后后总共用了七十多天，考虑得缜密细致，滴水不露。可见韩愈在写作上的严谨。
古人在写作时是非常严谨，非常刻苦认真的。曹雪芹写《红楼梦》，字字泣血，辛苦非同寻常。杜甫在诗歌创作的严谨与勤奋上，堪为表率。杜甫在总结自己的诗歌创作时，多处提到了苦吟。杜甫在自序写诗的经验时，他说他做起诗歌来很认真，新诗改好了还吟一吟看是否妥帖。“新诗改罢自长吟。”杜甫作诗时为了精益求精，常常苦吟诗歌。这反映了杜甫创作诗歌的严谨态度。有时候杜甫苦吟之后，发现诗还是很拙，感觉到还有没有表达出的意境。“病减诗仍拙，吟多意有馀。”这样，杜甫就不急于将诗歌拿出去发表，而是反复地琢磨，力图吟出佳句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诗歌语不惊人死也不放手。这大概是他的性僻之处，也反映了杜甫做诗时的痴心。惟有这种做诗时的痴心精神，才使他吟出如此之多的杰出诗篇来。
韩愈在写作上的严谨表现，也如杜甫一般，真正做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惟独有这种精神，才使他写出了许多不朽之作，为学作古文者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