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诗词及散文的文学创作中对我国的古代文化有着积极的贡献。韩愈的诗继承了李白、杜甫的诗词特点，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奇情怪思、幻想驰骋，更倾向于李白。他推崇李白、杜甫，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表示自己跟李、杜“精诚忽交通，百怪我入肠”，向往并追求李、杜那种“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的雄奇风格，这对同时代的作者如樊宗师、李贺、卢仝、皇甫湜和宋代王令、清代胡天游等人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韩愈在诗歌与散文两个方面都极有成就，而且对当时与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韩愈为什么能做出统帅百代的文化贡献呢？除了他自身所具有的文学才华之外，关键还在于他的精神特征，在于他的仁德之品行。
韩愈是学圣人之道，做仁义之人的典范。韩愈认为，写文章，即立言，要想胜于人，必须取于人。要以古圣贤人为师，就必须学他们实行的仁义之道。能够真正行仁政的人，用于政治可以王天下，用于文学可以法天下：即创立统御文学的天下之法。可见韩愈强调知与行的统一。只有在行动上行了圣人之道，继承了仁德之精神，才能够在为文章上充分体现出仁德之精神特点，才能够写出德行高尚的文章来。韩愈之所以被后世祭祀于孔庙，关键在于他博爱为仁的仁义思想，在于这种仁义的行为，这种仁义行为既被普通百姓所怀念，又在这种仁义品行的驱使下，写出了许多不平则鸣的诗歌和散文，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正因为韩愈注意到了行与知的统一，在指导他的学生时，就特别要求青年们注意修养，提高道德品质。他指出：只有养其根才其实，只有根茂才能实遂。根是本，世上无无本之木，是故君子慎其实。这里韩愈把知与行的统一比喻得更加精妙。行是根，“知”是树上的累累硕果。所以，他告诉人们：“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完全讲的是人内在的修养。儒家认为要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必须加强自身的政治品格修养和思想品格修养，即修身。只有自身修养好了，才能行之于社会，即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齐、治、平这四个字，修是人之内在的品格，写文章也是这样。如韩愈所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韩愈不仅强调知与行的统一，而且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中，所作所为堪称正直之表率，人伦之楷模。在感情上，他顾念亲情、友情；在朝廷中，他伸张正义，鞭挞腐朽，反对宦官专权，反对藩镇割据，几次受贬谪，甚至差点被皇帝所杀，但这些都没有使他的正直品质受到丝毫的压制。在为政上，他时时考虑着百姓的得失与利益，为了百姓，他宁愿牺牲自己，堪称人间少见的好官，在百姓面前，他是行仁德之楷模。在反对藩镇割据和军阀割据上，他身体力行，亲自赴军中参与扫平淮西，后又孤身入叛军巢穴，劝其归附政府，其所作所为，堪称英雄。这些都反映了韩愈高尚的品质。正是因为有如此高尚品质，才能使他写出那些忧国忧民之作。
历史上的伟大文豪们，也都是品德高尚之人。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真精神；司马迁的“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忍辱负重的求生精神；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悲愤不屈之精神；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爱精神，都是他们高尚人格的体现。正是在这些高尚人格的映照下，他们写出了可与日月齐辉的不朽诗篇。韩愈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