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前期，“文”“笔”都分得很清楚。盛唐以后，这种观念逐渐消退，随着文体文风改革呼声的增高，“文章”一词频频出现，从而泯灭了魏、晋以来日趋扩大化了的不同文体间的差别。从表象看来，以“文章”取代“文笔”，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变化，但在这一现象的底层，却反映了唐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亦即杂文学观念的复归。这种似旧实新的观念，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地位。韩愈坚定地倡导复古运动，使古文体焕发出了新的光彩，这就是在古文创新之后的杂文。
韩愈的“杂著”或“杂文”，是多种多样的。有直言正论的，如“五原”《争臣论》《讳辩》等；有当代人物杂传，如《太学生何蕃传》《圬者王承福传》等；有当代人物论赞，如《张中丞传后叙》《后汉三贤赞》《伯夷颂》；有风物题记，如《燕喜亭记》《画记》《蓝田县丞厅壁记》《新修滕王阁记》等；有读书后记，如《科斗书后记》《读荀》《读鹖冠子》《读仪礼》《读墨子》等。这些文章内容不同，体式不同，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尽其用。这些多样化的体式，溯源寻根，一般都是来自经、子、史、汉之“古文”，加以艺术改造，一变而为运乎股掌之间的应用“杂文”。那些书启、赠序、哀辞、祭文、碑志、表状、铭赞等等，虽然有类可归，然而，这些文章或说理、或叙事、或写景、或抒情，其实质，也是“古文”的杂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也可以称之为“杂文”。总之，韩愈以“古文”为“杂文”，也是创新。他把“古文”的应用文体，自觉地融入高扬的文学意识，创造了杂文的结构范型。
“五原”乃韩文中最主说理的政论文，不仅意邃理明，可见韩愈学博识高，也有很高的艺术性。就拿其中最短最不为人注意的《原人》来看：
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形于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于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于其两间，夷狄禽兽皆人也。曰：“然则吾谓禽兽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问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兽，皆举之矣。指山之一草而问焉，曰山乎？曰山，则不可。故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
仅仅二百余字，道理却讲得很清楚。此文是韩愈总论天地之自然与人之社会的宇宙观，而又于讲自然观与社会观的同时，推出了“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的主旨，直指当今社会，具有普遍的意义。结尾句以议论作为结尾，推重圣人“一视同仁、笃近举远”，并以此而律人事，策人主。中间把日月星辰不得其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夷狄禽兽不得其情的原因归结为“道乱”上。其实，文中也深深蕴涵着“不平则鸣”的原因。通篇写法以具体、形象的叙事为主，以叙事寓意道理，通过叙事推出作者论述的中心。简洁、形象、生动、富于感染力，是一篇很经典的说理杂文。
又如《祭鳄鱼文》，先喻以义，继道其归，末以威慑之。文势一路直逼而下，结段如万箭齐发，使鳄鱼一时措之不及。名曰“祭文”，实为“檄词”，是一篇道正气壮，意义深刻的好杂文。
韩愈、柳宗元等在文坛的崛起及其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除了现实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外，正与这种杂文学观念的影响紧密相关。他们大量使用“古文”“文章”之类词语，将经、史、子乃至碑、铭、杂说等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统统包罗在内，并在理论上予以倡导，在写作实践中赋予这些应用文体以文学的物质。“二公者，实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占一席之地”。（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杂文学事实上已起了某些变化。
韩愈创造的杂文，给予当时和此后的散文发展以深远影响。到了鲁迅，将杂文这一文体发扬光大，使杂文如匕首与投枪，以犀利的笔锋，批判社会，杂文遂达到了辉煌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