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才能写出震撼人心的文章，作为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有他自己的创作观，他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这些看法，使他的作品有骨有肉，读来热泪满眶。韩愈一生珍品不断，与他“视不平不吐不快”的创作理念分不开的。这与当时许多无病呻吟的文章相比，实在是千差万别。
韩愈在文学创作中讲“不平则鸣”，并不是只看到在诗人身上存在的这种现象，而是从自然界的各种物体到人类的社会生活。把“不平则鸣”当成文学创作的规律之一，他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他认为如果看见社会上有不合理的现象，作家便要把它诉诸笔墨。在韩愈的作品中，有许多都体现了他的这一观点。这反映了他对社会现实承担的一份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把从古到今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都称为“善鸣者”，并且认为只有不平则鸣的作品，才能感人。《送孟东野序》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又说：“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此诗乃“不平则鸣”之精辟的言论。得出这样的精辟之论述，韩愈自己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一生关心国家前途、人民命运，却一贬再贬，不平之气郁结于胸中，不吐不快。因此，他的诗不少是“不得其平则鸣”，是“郁于中而泄于外”的时代声音。
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一文，就是不平则鸣的一篇典范文章。这是为大文豪柳宗元不幸的一生而鸣，是对现实的不满和个人的牢骚。这篇祭文是直抒胸臆，墓志铭中哀宗元之不幸，为柳宗元一掬同情之泪，写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品德与文学才能。当年刘禹锡与柳宗元都在贬谪之中，刘禹锡贬播州，柳宗元贬柳州。播州比柳州还要偏僻荒凉。刘禹锡家有风烛残年的老母无人侍奉，尚若母子同往，又不现实。正在刘禹锡左右为难之际，柳宗元挺身而出，愿意以柳易播，虽死不恨。柳宗元也是待罪之身，不计个人安危，为朋友排忧解难，这是何等可贵的品质！韩愈写道：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在赞扬柳宗元的同时，回忆自己多年来的不平遭遇，不由得生出许多憎恨，对那些见利忘义、落井下石的小人，韩愈在祭文中又加以鞭挞。显然是不平则鸣的典范之作。既为柳宗元不平而鸣，又为自己不平而鸣，为时代堕落之风不平而鸣。
韩愈还认为，诗乃现实社会的不平之鸣，如“鱼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正体现了韩愈诗论的现实主义特点。
韩愈关于文章的这一观点，与古代一些有识之士的观点大抵相似。“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驰以肆，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魏晋以后的唯美主义文学虽“鸣者不及于古”，有种种弊病，但亦属“鸣”的一类，这就从整体上肯定了情感特别是悲愤不平的情感对于创作的重要。
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在屈辱中得到激励，在逆境中省悟了人生，他从沉痛中奋起，开始了他发愤著书的学者生涯。所谓“发愤著书”，就是要宣泄胸中之郁结。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可见司马迁对“发愤著书”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就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的不平则鸣的创作观，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于无形间，把发生在当时的“不平”之事，以鬼怪故事的形式来曲折表现出来，虽都离奇，但每一篇都托物言志、喻情于理、入木三分地刻画奸佞之徒，形神兼备地展示高洁心灵。《红楼梦》更是曹雪芹内心之悲愤不平之作。“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可见“荒唐故事”之中渗透着作者的心灵血泪，是不平则鸣的心中悲愤之音，是作者不吐不快的情感。
可见不朽的文学作品，大抵都是不平则鸣的产物，绝不能在无病呻吟之中创出佳作来。所以韩愈说李白、杜甫“皆以其所能鸣”，对屈原则说：“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的这些评论，讲明了屈原、李白、杜甫，直至孟郊等人的诗作产生的机缘，也从理论上讲清了诗与文都是不平则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