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能够在文化上取得巨大成就，最关键的在于他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他掀起复古运动，导源引流，形成一代风气，泽被后世。
古文运动，实际是以复古为名的文风改革运动，韩愈和柳宗元一起提出“文以载道”“文道结合”的观点，主张学习先秦、两汉“言之有物”“文从字顺”的优秀散文，坚决摒弃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的华而不实的文风。韩愈用他杰出的散文影响文坛，还热情地鼓励和指导后进写作散文。经过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努力，终于把文体从六朝以来浮艳的骈文中解放出来，奠定了唐宋实用散文的基础。韩愈的《师说》是“古文”的代表作。
韩愈能够在文化上做出承前启后开拓新域的不朽业绩，关键在于他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顺应时代的需要，善于创新，从而获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
贞元十五年秋、冬之季，韩愈终于完成了有名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奠定了在儒学上的坚实地位；以及他写的关于文、道和古文写作的《答李翊书》《与冯宿论文书》等，则奠定了韩愈在古文写作上的领导地位。韩愈的名声渐渐大起来了，许多有志于古道、古文的青年士子纷纷向他请教。
可以想象，当时的一些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原有的书写文体再也不适合文化发展的需要了，特别是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把文学引入了歧途。这时候，特别需要有人可以引导人们学习和掌握新的文化思想动态，需要有人引导使文学走入正常的轨道上来，走到《诗经》《楚辞》等古典文化所开创的道路上来。韩愈及时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以大无畏的创新精神，倡导复古，高举复古运动的大旗，使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相对接，满足当时人们的文化需要，因此得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拥护，可谓应者云集。
韩愈倡导的文化复古运动，以“修辞以明道”为纲领。可以说，韩愈、柳宗元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作家。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散文创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创作实践上作出了典范，开创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随着语言自然音节、自由抒写的文风。他们不仅恢复了散文的历史地位，而且把散文的实用范围推广了，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的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园地。如韩愈的《师说》《马说》，柳宗元的《黔之驴》《捕蛇者说》等，都是散文中杰出的精品。
韩愈积极传播文化复古运动，他对每一位来访者都热情接待，口讲指画，有问必答，集中如《与卫中行书》《答侯生问论语书》《答李秀才书》《答尉迟生书》《答陈生书》等，与《答李翊书》一样，都是他教诲青年不厌其烦的记录。贞元十八年，韩愈初为四门博士，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向陆举荐了十人：侯喜、刘述古、侯云长等，这些人都是近年与他结识、向他请教过的青年学子中的佼佼者。虽然这些青年都是在下层，甚至是一些贫寒之士，但充分证明了宣扬古道、提倡古文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可以形成云河响应之势。这些人都跟随他倡导复古运动，使复古运动成了大的气候，在中唐及以后的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韩愈是中唐继往开来，独树高峰的伟大文学家。历史给韩愈机遇，韩愈不辜负历史重托，敢于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引众流归大海，创文学写作与赏析法规于天下，使中国古代散文在他的倡导与实践下转轨变型，至宋再倡，千有余年，他所创造的新型文学散文，成为中国散文的正宗而占据文坛。
《南齐书·文学传论》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韩愈之所以在唐一代能与李、杜鼎足而三，关键在于他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变化与创新。韩愈诗文都很擅长，见识也比较高。在散文上，他主张复先秦、两汉之古，以古为鉴；在诗歌创作上，他主张近学李、杜，但他同时认为，李、杜诗歌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要想在诗歌上有所创新，必须在李、杜的诗歌成就的基础上再创造，把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更向前推进一步，开拓自立于诗坛的新境界，于是韩愈创造出了以丑为美，以奇险为特色的诗歌。这是韩愈在李、杜诗歌基础上的再创造。
总之，韩愈看准了时代发展潮流，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以自己独特的胆识、智慧与气魄而成为一位文学历史上的转折人物。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是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打垮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开创了散文的新传统，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韩愈在古文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他的与时俱进、善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在现在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中也同样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