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一生，屡遭贬谪，个人经历充满了坎坷与艰辛。但韩愈不是那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的人，他时时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以复兴儒学振兴国家为己任，他为国家的存在而存在，为历史使命的存在而存在。这就决定了韩愈一生，不是为自己而活着。这也是他忧患意识的根源。
韩愈的忧患意识，首先表现在对国家的担忧。随着藩镇割据日益严重，宦官专权日益无法收拾，朝政日益腐朽昏庸，由于君主、宦官、朝臣等的压迫，使国家经济日渐衰败，国力也迅速下降，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到了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地步。国家面临着灭顶之灾难，盛唐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韩愈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国家由盛而衰的这一巨大变故，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北方战乱，对国家的忧患意识也更加强烈。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驱使，韩愈总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韩愈的忧患，还表现在文化上的忧患。在政治上，由于藩镇割据，朝廷对藩镇一味妥协，胡人嚣张，胡人文化渐渐潜移了汉族文化。另外，从印度传来的佛教，逐渐流行于唐代，尤其中唐以后，渐有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的势头，在思想观念上对儒家正统地位形成冲击。唐文化正面临着双重的夹击，大有倾覆之势。韩愈对此深为忧虑。所以，韩愈在倡导古文运动，倡导复兴儒学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很快形成了文化复兴的强大氛围，从而有力地制止了胡人文化和印度佛教等外来文化的浸润，巩固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根基，而且也保住了传统政治的精髓。韩愈在尊王攘夷与文化复古运动上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是超前的。文化复古运动对后来的朝代的政治与文化都有着异常深刻的影响。
毫无疑问，韩愈的尊王攘夷有着特殊的背景，即异族侵略。此时韩愈的忧患也显然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族思想。他已敏锐地感受到外来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强烈冲击，感受到儒家政治所面临的强烈危机，因而，他比同代人更为焦急忧虑。所以，他把文化复古运动、复兴儒学、重整纲常与祖国的中兴大业联系在一起。
在教育上，韩愈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当时师道衰败，弟子耻为弟子，老师耻为人师。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不学无术的空气，文化在急剧地没落。韩愈认为，为了振兴儒学，为了复兴唐室，必须振兴教育。于是他以一颗忧患之心，写下了《师说》一文，对当时人们在教育与求学上的种种不良表现及心态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同时勉励人们拜师求学。这对于当时的不正常的求学风气是一种改良。韩愈不但写《师说》一文，而且还身体力行，好为人师，他在不同的地方，亲自开设学馆，广收门徒，拿出自己不多的薪水来兴办学校，呕心沥血地兴办教育。
在忧世的同时，韩愈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忧生意识。忧生者不一定忧世，忧世者常常免不了忧生。“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对生命的忧患是何等深沉绝望，何等凄怆感人。但韩愈的忧生显然并非纯粹的忧生，而是与忧世联系在一起，与自己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因忧世而忧生，这就显然比一般的忧生之叹要高尚很多。
韩愈无论对历史文化的忧患以及对社会的忧患，还是对个人的忧患，都不是为己的，而是为了社会、为了历史，是特别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