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观是一个敏感且因人而异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人的财富观肯定是受其人生观、价值观等的影响。其实不管一个人的财富状况如何，平和、健康、积极向上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它是决定人们行事的根本之一。如果一个人无论是在腰缠万贯还是一文不名的情况下都能做到从容和优雅，那就已经拥有了一生中最大的财富。
韩愈有《与卫中行书》，明确谈到自己对求仕途、求富贵的看法：
至于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皆圣贤之事业，知其智能谋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入，此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
韩愈将“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视为“圣贤之事业”，在韩愈看来，“救世”的前提是“富贵”，“富贵”是圣贤“救世”的必要的物质保证。“富贵”，并非“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那样的虚张声势，也非“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的腐败堕落。韩愈自谓在汴徐的时候，“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但饮食衣服并无异于往昔，可知他“汲汲于富贵”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富贵，“不忘于仕进”的最终的目的也不在于仕进，而是在于“小行乎其志”，也就是学圣贤之所为，以“救世”为志。可见，韩愈对待财富的态度是正确而向上的。
纵观韩愈从官近40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贞元长庆年间，韩愈以及与他相似的阶层的官员，如果没有田产只靠俸禄生活，又如果负担着一个大家庭的话，不论他是正七品下的法曹参军事、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还是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生活水平都不很高，甚至是比较艰难的。对待贫困，韩愈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消极，而是尽己所能写碑文以接济家庭，在清苦的生活中，找寻生活的真谛。
从元和八年（813），直至晚年为兵部、吏部侍郎，虽中间曾被贬为潮州刺史署移袁州刺史，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对这十年的生活再也没有提到过贫寒。究其原因，除了有较丰厚的俸禄外，还能靠写碑铭获得许多额外收入。当时的流氓文人刘义曾“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话虽有些无赖，所言恐怕也是事实。我们看韩愈留下的二通有关文字，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从中可知韩愈因写碑文，在前者那里得到“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在后者那里得到“绢五百匹”。元和九年（814）孟郊死，孟郊的朋友韩愈等人凑了一百贯为他营葬，“尚有余资”，再加上郑余庆派人“所送二百七十千”，则“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即三百贯钱左右就可以使人过一辈子了。而韩愈一次就得绢五百匹，相当于钱四百贯，由此可知韩愈的“润笔费”之多。当然，由于“争为碑志”是社会风气，以致有“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的说法，因此靠写碑志挣钱补贴家用似乎也不必过分苛求。
元和十四至十五年韩愈在做潮州刺史和袁州刺史时，虽然心情不好，生活却并不坏。潮州为下州，估计月俸应在一百贯上下。按说这已经不少了，但观察使仍“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
此可知节度使观察使手中掌握的这一笔“送使钱”，可以自由支配，其中一项开支就是能够酌情给手下的属官加俸。这五十贯加上后，韩愈的俸钱就达一百五十贯左右，是国子博士俸钱的六倍。因此他在潮州时，可以“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用作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同样，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助修湘君夫人神庙”。可见，对待钱财，韩愈视其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唯有人的志节和名声，才是一个君子应一生所追求的。
写于元和六年（811）三十日的《送穷文》是一篇奇文，以滑稽幽默的笔墨，从“送穷”始，中间经过了不少曲折。作者直抒胸臆，倾吐了自己的愤懑牢骚，最后却以“留穷”结束，表明自己即使身处困境，也要坚守松柏之操，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我国旧俗，在每年正月晦日（正月最后一天）送穷，宗懔《荆楚岁时记》就有“正月晦日，送穷鬼”的记载。相传颛顼之时，宫中生一子，连完整的衣服都没有，号称穷子，后来死于正月晦日，宫中埋葬后，送穷成为风俗，至唐代仍相沿不替。韩愈这篇《送穷文》，大概就是受了这种影响而写的。作者煞有介事地叙述了自己与穷鬼的两次对话，实际上是作者在自问答，穷鬼之口即是自己之口。作者打算送走穷鬼，穷鬼却若啸若啼、若断若续地说：
吾与子居，四十年余，子在孩提，吾不子愚；
子学子耕，求官与名，惟子是从，不变于初。
门神户灵，我叱我呵，包羞诡随，志不在他。
子迁南荒，热烁湿蒸，我非其乡，百鬼欺陵。
太学四年，朝齑暮盐，维我保汝，人皆汝嫌。
自初及终，未始背汝，心无异谋，口绝行语。
于何听闻，云我当去，是必夫子信谗，有间于予也。
通过穷鬼之口，韩愈把自己40余年来命途多舛、时乖运蹇、壮志难酬的辛酸经历讲述了出来。经过与穷鬼的多次辩论，一场风波就此云散烟消，穷鬼终于没有离去。汉代扬雄曾写有《逐贫赋》，韩愈的《送穷文》是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文势变化，跌宕起伏，笔力远远超过前者。两文在思想上虽都未跳出“君子固穷”的窠臼，但文中流露出来了有道之士洁身自好，正确对待财富的准则。
可见，对于韩愈来讲，重要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面对金钱不迷失自己，以财富来济世，且能泰然处之的定力及其所展现的人格魅力。创造财富的过程即个人成熟的过程。可以这样说，财富是个人价值的体现，而创造财富的过程则是每个人战胜自我、克服自我的过程，每一次超越有如“凤凰涅槃，复从火中重生”般壮烈，又有如彩蝶破茧而出般壮美——痛苦、艰难，却也很美妙。我们是乐意去享受这个过程的，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挑战并能将自身完善的过程。
司马迁两千多年前就有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实谈钱论财，并非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古人有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之说，可见，富国强民之路，于国家，于社会，都是一条光明大道。古人又有所谓“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之说，可见，老百姓富有，也不是什么坏事。人人各尽其能，各竭其力，各劝其业，各得其所，各乐其事，民风淳朴，天下太平。
古人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说，但是奉行“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的权贵，仍然是不顾严刑厉法，做飞蛾扑火之举。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有两句诗：“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话用来形容求富贵以济世的韩愈，可谓最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