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因为仕途上所经历的坎坷和艰辛，对社会、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创作了许多的佳作。韩愈曾与李逢吉同朝为官，但是对这个人为官处事、做人的态度很是厌恶，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的微妙。李逢吉在长庆二年六月的时候拜相，这年秋天以宰相身份摄事于南郊的祭祀，韩愈与他同朝为臣，便在李逢吉写诗抒发感慨时奉和一首，写了《和李相公摄事南郊览物兴怀呈一二知旧》诗。由于李逢吉的诗里透露出了“顾瞻想岩谷，兴叹倦尘嚣”的感叹，韩愈知道他是汲汲于富贵的人，哪里会挂冠而去，栖身山林，与渔樵为伍呢？既然恋栈不去，就该“为仁朝自治，用静兵以销。勿惮吐捉勤，可歌风雨调。”吐捉是吐哺捉发的省称，意即要多用贤人。李逢吉是善于党同伐异的小人，哪能做到这一点呢？韩愈这样写，与其说是劝勉，毋宁说是讽刺。这一点李逢吉倒是领悟到了，所以在日后总是找韩愈的茬。
长庆三年六月，韩愈被任命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唐代实行道、州、县三 级制。道设节度使，州设刺史，县设县令，首都、陪都所在的州以及历代天子住过的所谓“创业兴王”之地设府，其长官就称尹。西都京兆府、东都河南府等地还设牧，有亲王兼领而不视事，政务均由府尹主持，韩愈的京兆尹就主管京城的行政事务。这个官职不算小。虽兼任御史大夫，但那是虚衔，实际主管御史台事务的是御史中丞李绅。给韩愈安排这个职务是宰相李逢吉巧设的圈套，想以此将韩愈和李绅一网打尽，一石击二鸟。
原来李逢吉打算任用私人，恐怕御史中丞李绅从中作梗，便想把他排挤走，而韩愈刚直，便以韩愈为京兆尹兼御使大夫，免台参以激绅。按照旧例，京兆尹与御史中丞相遇，京兆尹要下车避道。韩愈本应参拜李绅，但天子下昭免台参，他当然不肯参拜李绅了。李绅果然被激怒，上书劾奏韩愈。韩愈也不相让，为文替自己辩护。他说：“容桂观察使带中丞衔就可免去台参，京兆尹乃郡国之首，管辖神州赤县，又有御史大夫衔，岂能不如容桂观察使，还要台参吗？圣恩也是以为如此，特下诏不参拜李绅，李绅还有何话可说？台参又是什么典故？赤县县令就可与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兆尹？人们只熟悉常见的事情，微微改变便惊讶不已，这是什么道理？圣君认为对的，就应遵照执行，难道台参有千古不变的定制吗？”
韩愈的一席辩论，有理有据，道理充分。李绅无话可说，然内心里却已经嫉恨韩愈了。
台参事件发生后，李绅与韩愈的关系紧张。李绅派人械押囚犯送到京兆尹韩愈那里去，要求给囚犯以杖责，韩愈不肯接受，把囚犯释放回家。李绅认为失了面子，更为恼火。双方互相攻讦，争吵不止。李逢吉见火候已到，便以台府不协为由上奏天子，结果李绅被降为江西观察使，韩愈改任兵部侍郎。李绅向穆宗辞行时涕泣陈述，穆宗可怜他，改任为兵部侍郎，韩愈仍任吏部侍郎。李逢吉制造的这一场轩然大波，至此方告结束。
李逢吉、李绅都是权势显赫的朝中权贵，但韩愈敢于写诗讽刺，丝毫不因为其权势炙手可热而巴结逢迎，显示出了不为权力而低头的可贵品质。至于与御史中丞李绅为免台参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不为其折腰，则反映了韩愈的铮铮傲骨。
人们常说“官场险恶”，主要是指仕途难料、浮沉难定，充满明枪暗箭和相互倾轧。为下官者对上司溜须拍马、曲意缝迎，依然免不了求全之毁，莫名其妙地遭上司的白眼。而韩愈在其老年，依然像年轻时那样，不肯摧眉折腰，可见他那种刚毅的精神，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对待自己的顶头上司，不仅不像那些官场势利之徒那样巴结逢迎，而且还敢于对抗与嘲讽上司，可见骨气是非同寻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