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虽然进入老年，但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魄。他先从裴度征吴元济，为平定淮西出谋划策，立下了赫赫战功。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反对皇帝佞佛，险被杀头，幸得朝中正直大臣裴度等的相救，才被从轻发落，贬潮州刺史。韩愈回朝后，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他任国子祭酒期间，曾大力整顿学术风气与教风，通过严格的考试，使一大批贤才得以重用，同时削去了一些不学无术的买官者的教职，使学术风气得到纯化。在任兵部侍郎期间，他曾孤胆入叛军巢穴，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叛军归附朝廷。在任京兆尹时，他敢于顶撞上司，坚决不让道不屈服权门，表现出了一个老者的铮铮傲骨。
由于宰相武元衡被杀，更由于裴度、韩愈等正直大臣的主张，使唐宪宗终于下定了抗击藩镇的决心。朝廷经过近两年的准备之后，元和十二年，裴度总戎淮西。在淮西一战中，韩愈由于是朝臣中坚定的主战派，在朝臣主和舆论嚣张的气氛下，向宪宗上《论淮西事宜状》，给予裴度以强大支持。韩愈看到，当今的关键在于“陛下断与不断”，即宪宗坚决不为各种异议所动，是否支持平藩战争，是这场战争胜利的根本。韩愈深知这场战争的重要性，所以格外用大笔浓墨来坚定宪宗的心。淮西之战的后期，宪宗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定，与裴度的果毅和广大将士的英勇有关，与韩愈的中肯分析也是有关的。
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中，对淮西用兵的策略作了条分缕析，显示了不凡的军事识见，这与他平时颇留心于军事形势，从事过一段兵部职方司的工作有关。后来韩愈作为行军司马，协助裴度应付军机大事，为淮西战争的胜利贡献了才智。据《韩文公神道碑》记载，韩愈在淮西一战中，还有三件事也是值得大书的：
第一件就是“出关趋汴，说都统（韩）弘，弘悦用命”。由于当时裴度临大军后，韩弘能否协力而不掣肘，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韩愈于大军出发之际，即自请往汴州说服韩弘，“弘悦用命”，表示愿意在裴度节制之下效命。可以说韩愈为协调淮西战事取得胜利立下了一大功。
第二件就是“审贼势虚实”，请自“领精兵千人”入蔡州“取元济”。这个计划因未获裴度的赞同而没有执行，所以当李愬奇袭成功后，“三军之士为先生恨”。而韩愈是在行军司马任上对敌情虚实有周到的了解，故能在李愬之前，首先提出这个大胆的计划。
第三就是献计裴度，“今藉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恐惧，表示愿意派儿子到长安为人质，后来，王承宗还上表求悔过自新，主动献出二州。可见韩愈的计谋很成功。
元和十二年（817）七月，韩愈随裴度参加讨伐吴元济的战役，凯旋后，奉诏撰写《平淮西碑》。
接到任务后，韩愈不敢有丝毫怠慢。从接受任务那天起，他就“为愧为恐，经涉旬月，不敢措手”。对于一个执笔老手来说，曲曲一篇碑文，自然不在话下，但韩愈却非常慎重。他从元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接到诏旨，三月二十五日将碑文呈送天子，前前后后总共用了七十多天，考虑得缜密细致，滴水不露。碑文写成后，他还自谦地说：“今词学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师，磊落相望。外之则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内之则翰林、禁密、游谈、侍从之臣，不可一二遽数，召而使之，无有不可。至于臣者，自知最为浅陋，顾贪恩侍，趋以就事，丛杂乖戾，律吕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绘画，强颜为之，以塞诏旨，罪当诛死。”
韩愈在认真思考之后，将碑文分成序和铭两部分。序文先叙述宪宗之前的几位皇帝纵容藩镇，为平叛埋下伏笔；接着讲述宪宗在平蔡之前已有许多武功，朝野士大夫多主张对吴元济安抚，宪宗在大臣支持下决意伐蔡。然后写朝内部署、平叛经过、论功行赏。文字张弛有度，娓娓道来，不蔓不枝，主要写朝内争议、命将用兵等大事，结构严紧，主题鲜明。铭文则发挥韵文铺张扬厉的特色，写平叛及胜利后的情形。公平而论，此碑文书写得还是很得体和贴切的。
《平淮西碑》充分反映了主帅裴度和雪夜入蔡州的将军李愬的战功。
[李]得贼将，辄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人卒。
韩愈写的《平淮西碑》，对平定淮西的主要将帅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客观而公正的褒扬，表明了韩愈对这一平藩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的正确认识，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国家统一的期待之情。
在韩愈写《平淮西碑》的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等爱国的文学家，也都纷纷著诗文庆贺对淮西用兵的胜利。刘禹锡把自己写的《平蔡州三首》和韩愈写的《平淮西碑》、柳宗元写的《平淮西雅》相提并论，可见对韩愈写的《平淮西碑》的高度赞赏。同时，老百姓也非常赞赏韩愈的《平淮西碑》，称“韩《碑》柳《雅》”，可见韩愈写的《平淮西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出乎韩愈意料的是，碑文竟惹出了一场风波。伐蔡之役，裴度是元戎，故碑文多叙裴度之事。先入蔡州擒吴元济者是李愬，但韩愈在文中只适当提及，李对碑文甚为恼火。他的妻子是唐安公主之女，可以任意出入宫廷，她向宪宗哭诉碑文不实，埋没了李愬的战功。宪宗不察究竟，便下诏磨掉韩愈之文，命翰林院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
其实，这是冤枉了韩愈。
在平蔡有功的衮衮大员中，除了主帅裴度外，用于李的笔墨最多，怎能说不公呢？可见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是非是颠倒的，黑白是可以任由最高统治者来说的。李愬与唐宪宗有着这一层关系，那么功绩就可以超过裴度，就应该大书特书，而作为统帅的裴度，却相反退居次要位置了。这是韩愈的碑文之所以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触及了最高统治者的荣誉。时年51岁的韩愈饱经沧桑，已经处变不惊，他没有对此事进行任何辩白，其实也不用辩白，公道自在人心中，让时间去荡涤一切，让后人去评判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