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生平最憎恨那些倚权恃势、怙恶不悛的宦官。
随着唐德宗在位日久，年事已高，逐渐地走向了昏庸，他对朝臣的猜疑心越来越重，开始大事依靠宦官，遂使唐代宗之时遭到严重打击的宦官势力，重新在朝中飞扬跋扈起来。唐德宗昏庸地用了许多小人，用了许多宦官，仅五品以上宦官就多达数千人，气焰嚣张，混淆是非，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宦官的气焰像一股从地底下喷发出来的火山熔岩，搅动着整个朝廷，也搅动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在长安、洛阳有个奇怪现象，这两个城市的寺庙道观，均由宦官管理，担任这些职务的宦官号称功德使。从唐初至高宗时，宦官并无大权，至玄宗时，宦官高力士炙手可热，宦官权力大增，开始干预朝政。从安史之乱起，宦官李辅国拥立肃宗于灵州（今属宁夏），肃宗以太子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事，实际上掌握了军权。德宗因乱出走，宦官等随行护驾有功，回京后将中央禁军神策等军，交与宦官主管，此风相沿成习。被藩镇接二连三的叛乱弄得寝不安席的唐朝天子，再也不敢信任武将了，便将禁军交给了宦官掌管，就是天下诸道节度使处，也都派宦官担任监军以监视主将的行动。可见宦官的权力之大。
韩愈就是从这些寺庙的管理权问题入手，与这些宦官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按照唐朝中央政府的规定，寺庙道观归祠部管理，祠部的上司部门是礼部。但管理寺庙道观有油水可捞，因此宦官盯上了这块肥肉，而当时的礼部官员畏首畏尾，不敢得罪宦官，便听凭宦官肆虐。韩愈就寺庙道观的归属权查阅了《六典》，该法典明确规定观寺应由祠部管辖，于是据理力争，终于从宦官手中夺回了对观寺的管理权。宦官不服，双方发生争执，以至于恶言相向，最后对簿公堂。但韩愈丝毫也不害怕宦官的报复，在公堂之上拿出典籍证据，宦官也只得服输。
韩愈能做到这一点颇不容易，那是要有点胆识的。韩愈不仅夺回了本就不该由宦官掌管的观寺，还诛杀那些为非作歹的宦官，禁止他们随便出入寺院、道观，不准宦官与僧道交结，这就更遭到了宦官的嫉恨。
除了从宦官手中要回寺庙的管理权，韩愈还直陈宫市和“五坊”之弊，再次向宦官叫阵。
宦官在我国历史上曾起过非常恶劣的作用，他们为非作歹，玩弄天子于股掌之上，唐朝的宫市就是一个例子。按照旧例，宫庭所需之物，均须到集市上购买，派一名官吏负责采购，公平交易，货到钱清。到了德宗贞元年间，宫用改由宦官到市场购物，称之为宫市，从这时起便有了讹诈行为，宦官给的钱少，拿走的东西多，卖物者见是天子身边的宦官，只得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贞元末年，宦官派出数百人在长安两市及各货物市场观察行市，这些人称为白望。一旦看中了东西，只消说一声宫市，卖货者便得乖乖地把东西献上，不敢要一分钱，至于是不是宫中购物，已经无人敢打听了。这种买卖名为宫市，其实是平白夺人财物。
这是京城长安宦官肆虐的最猖獗情况，还有一些就是宦官在长安开设“五坊”。五坊是专门替皇帝养雕、养鹘、养鹞、养鹰、养狗的地方。有一批太监在五坊里当差，叫做五坊小儿。这批人要敲哪家的竹杠，就把鸟网张在人家的门口或者井架上。谁要是在家门口进出，或者到井里去打水的时候，碰到了鸟网，就说谁吓走了供奉给皇帝的鸟雀，围住他痛打，直到这家人出钱赔礼，他们才扬长而去。
看着百姓被宦官任意欺压，作为一个谏官，韩愈不能束手不管，向皇帝直言上书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在一次由皇帝亲自参与的谏官们的小型辩论会上，出于激奋的韩愈终于将他的想法向皇帝和盘托出了。
这一次辩论的主题是宫市的利与弊。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政治话题。由于朝廷政治空气混沌一团，谏官们因此大都出言谨慎，不敢随便说宫市的利弊，只是一味地说宫市是一件利于皇上的好事情。
迫于政治的压力，韩愈的好友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也不得不说同样的话。谏堂之上，几乎都是同一种论调，什么体现了“皇恩浩荡，惠及子民”“施民以利，与民共享”等等，这些话被谏官们说了千百遍，今天皇帝亲自主持的讨论会上，也还是一样。
韩愈听到这些论调，感觉很是不安，有什么话如鲠在喉，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终于，在所有人发言结束后，韩愈开口说话了。这一说非同小可，会堂之上一片哗然。好像触动了一个活火山，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了韩愈。
大臣们都是看皇帝的脸色行事的见风驶舵之人，因此本来是一场讨论会，结果在结束时却开成了批斗会。反对他的意见的声音就如同雷声一样轰然响起。
在这个时候，刘禹锡、柳宗元等作为韩愈的朋友，看着也没有办法，也不能说上一两句帮衬的话。因为在这个敏感的时候，一句话就可能因此断送了前程。刘禹锡、柳宗元都是经历了世事的人，政治的烟云已使他们练达老成，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帮他说话，而且还要当着皇帝的面，表示自己的政治姿态。于是他们最后也表态说了话。
韩愈听了刘禹锡、柳宗元的表态，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在这个时候，别人批判他也就罢了，他们两人是他的好朋友，在这个时候不但不给予政治上的声援，反倒也同流合污了。这使他对刘禹锡、柳宗元感到很有些愤怒，心里不觉对他们俩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朝堂之上，高坐在上的大唐天子唐德宗一脸怒容，群臣噤若寒蝉，殿内寂然无声。
一纸贬文，韩愈被贬为广东连州阳山令，顷刻间就由一个威风赫赫的监察御史被贬为一个边远山区的小县令。
韩愈反对宦官专权所需要的巨大勇气，不是一般士人所具有的。在唐德宗统治的贞元末年，朝廷的政治空气十分险恶。据白居易说，已经到了“人家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的地步。甚至连太子也不敢提出反对宫市的建议。当时太子曾私下对左右侍读议论说起宫市之弊，说：我要是见了皇帝，必定把宫市的弊端向皇帝说出来！左右都赞美太子的英明，然而太子的重要谋士、政治家王叔文无言。趁无人时，王叔文对太子说：皇太子侍候皇帝，除了问安之外，其他不合的事则不要管，何况是涉及到宦官的事！陛下身边宦官多小人，如果宦官中的小人离间，那么太子你又如何自保呢？太子于是收回了原先要向皇帝起诉宦官的想法，连太子也是害怕宦官的势力的。可见，韩愈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做出反对宦官之举，实在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反映了他对宦官专权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不幸的是，他的这一忧患，未得当局重视与采纳。相反，还落得个被贬谪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