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人物，是最受人民所尊敬的人。这些人作为人民的代言人，虽然屡次受到统治者的打击，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些人的英雄行为，却永远活在人民心目中，他们虽死犹生，永垂不朽。
韩愈也是这样一个敢于为民请命的人。
贞元十九年（803）秋冬之季，韩愈四门博士任职届满，随即迁监察御史。这是他政治生命的开始，韩愈非常珍惜这个位置，忠实地履行着作为一个监察御史的责任。
唐代的监察御史品级虽不高，为正八品，但其职责为分察百官，巡按郡县，纠视刑狱，探视民情，肃整朝仪，因此很是威严，连京兆尹等官在路上遇见，都应当让路，当时有“监察御史振举百司纲纪，名曰‘八品宰相’”之说。可见监察御史的权力之大。
韩愈刚刚当上监察御史，当年由于关中大旱，农业歉收，百姓流离失所，灾情相当严重。然而，唐德宗却听信当时身为京兆尹的李实的谎言，德宗每问及灾情，李实都以“虽旱，然禾苗甚好，收成亦丰”为答。唐德宗于是相信天灾并没有给老百姓造成灾害，所以税收等并不减少，也不去抚恤百姓，却大肆横征暴敛以给进奉。优伶辅端以歌谣嘲讽李实欺下媚上的行径，结果，李实却上奏反诬辅端诽谤朝政，辅端被杖死。
身为监察御史，弹劾邪恶、为民请命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但是，京兆尹李实权势通天，若是得罪了李实，后果不堪设想。其他的监察御史也都明知李实隐瞒灾情的事情，但都无可奈何。如刘禹锡、柳宗元等正直的监察御史，也同样同情百姓的苦难，但在巨大的权势压力下，他们选择了保持缄默，因为他们明知道自己的力量，那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惟独韩愈不信邪，这时他的忠直个性再次显露出来了。
最终，韩愈出于强烈的义愤和同情心，改变了向李实“求效其恳恳”的态度，不顾后果和个人安危，为了解救身处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向皇帝上了一篇热血沸腾的奏折《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在这篇奏折中，韩愈用笔之精妙、之含蓄，令人称奇，可见他对这个事件的周密思考。韩愈在奏折中首先说了关中的旱情：京畿诸县夏季大旱，秋又早霜，所种田禾，十不存一，百姓被迫弃子逐妻以求口中之食，又要拆屋伐树以纳税赋，悲惨之状，殆非笔墨所能形容；其次颂扬天子圣明，皇恩浩荡，怜念百姓，同于赤子；犯法之人，还要敕免，何况这些无辜之人，京师乃国家之本，这里的百姓更应抚恤。最后，他才写出为民请愿的真正目的：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
韩愈在最后这一段反复斟酌，多次润色，既要反映百姓的疾苦，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又要不引起当权者特别是李实的反感，直至他确认万无一失后，才把奏折递呈了上去。
最终，韩愈还是没有逃脱被贬的厄运。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这个奏折，矛头直指京兆府尹李实，对德宗和百官也有批评。由于得罪了皇帝，皇帝恼羞成怒，下了一道圣旨，韩愈被除去了监察御史的职务，投入监狱。幸好有人为他求情，唐德宗这才让人将他从监狱中放出来，官复原职。
身为监察御史的韩愈，不屑于官场的权力规则，站在为百姓请命的立场上，行使着自己神圣的权力。虽然得罪了达官贵人最终遭贬，但他在关键时候敢于站出来维护正义，扶持正理，并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和现实利害关系，这种为民请命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一种为正义与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是时代的中流砥柱。
仕途上，韩愈的经历极为坎坷，而这坎坷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直言”，来源于他的为民请命。虽说韩愈在年轻时接受了妻子卢氏的十六字忠告，“人求言实，火求心虚；欲成大事，必先退之”，而取名“退之”，但在关键时候却没有取舍地选择了赴汤蹈火，而不是激流勇退，这反映了韩愈在为民请命之精神上的坚定不移。
虽然韩愈生性秉直，对不平之事敢于直言，但他的许多言行还是经过充分的深思熟虑而发的。尽管他多次因为直谏被贬，甚至险些丢掉脑袋。表面上看，韩愈做事鲁莽，情绪容易激动，有欠考虑。其实，他的种种行为，都是经过周密细致的考虑，他自己就提出过“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著名论断，境界之高远，令人叹服。在韩愈的其他事迹中，同样有其遇事深思熟虑的记载。这种深思也为韩愈的人格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韩愈每次遇到重大事件，经过细致分析仍然为民请命，其内在原因，乃因为他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他的种种行为都是他忠君爱民之心所驱使的结果。从他阳山被贬，到他52岁再贬潮州，无一不体现出这种坚定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