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京城里没有谋到一官半职，甚感失望，于是也离开了徐州张建封幕府。事有凑巧，贞元十六年五月，在韩愈离开徐州到洛阳的途中，张建封病死，其子自封为留侯，拒绝接纳朝廷派来的行军司马韦夏卿。朝廷命令淮南节度使杜佑统兵讨伐徐州乱军，徐州竟也发生兵变，韩愈又一次侥幸避过一劫。
这接二连三的地方军阀的兵变，说明了朝廷对地方军阀的控制之弱。当初韩愈就针对淮南兵掳掠事件曾讽喻过张建封，希望他打击军阀势力，但张建封不顾朝廷的命令，当时韩愈就看出了张建封实际上与地方军阀同为一丘之貉，现在张建封之子反叛朝廷，足见为张建封生时纵容所使然。
韩愈到了洛阳，刚刚安顿下来，便接到了长安的老友卫中行的慰问信。卫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卫晏之子，贞元九年进士。韩愈从汴州、徐州两次安然脱险，卫中行甚为高兴，连忙致书信以祝贺。韩愈耐不住寂寞，便又从洛阳跑到京师长安谋求机遇。
这一次，韩愈费尽周折，终于在长安谋到了一个教书的职位。
贞元十七年，韩愈赴长安从调选，授国子监四门博士。可以说，从他内心来说，对四门博士这个职务是极其不满意的，因为这个职务只是一个老师，与他“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的理想差距太大，但在中进士之后奔波了许多年，才谋得这样一个职位，忧愤的同时，他也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这毕竟是朝廷第一次中意他。因此，韩愈对自己的工作恪尽职守，竭力尽心，很快就在国子监这个全国最高学府里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由于韩愈写作古文，倡言复古运动，慕名负笈求学问道者往往有之。他在汴徐时，“昌黎韩愈”在京师已经渐渐有了名声。现在他在人烟辐辏、全国人文中心的长安任四门学官，影响力就更大了。又加上韩愈乐于助人，特别是乐于教诲人，国子监的学生常常向他请教，社会上的青年学子向他请教的人也不少。对来访者，他有问必答，循循善诱；对来信者，他必有回信，将自己关于古文写作、道德修养的看法告诉他们，尤其是劝戒青年学子首先要重视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然后方可在学问上有所成就。那些登门或致书问文者，多数是晚辈，少数人则可能与韩愈年龄相仿，甚至也有人年长于他。韩愈以为“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无论年幼年长，凡登门称弟子者，韩愈一概不回避师、弟子的名分。当时师道大坏，一般人耻于以弟子自居。一般士人又往往以孟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为戒，不愿为人之师，即使有问必答，但不以师自居。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抗颜为人师”，这就使得韩愈受到了来自各方面人士的攻击。
韩愈的行为引起京师士人极大震动，一些人先是惊讶不解，继则相聚而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视韩愈为狂人。韩愈在“群怪聚骂”声中并没有屈服，他深感有必要整顿一下为师、为弟子之道，排除陋习，还老师一个公道，同时也能增强社会上学术研究的氛围。
当时，有一名好古文的17岁青年李蟠，不拘于时，坚持执弟子之礼向韩愈问学，韩愈于是写了《师说》赠给他，公开自己关于“为师”的观点，向当时的错误看法挑战。提出了“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等著名论断，向社会上的关于“不愿为师”“不屑为弟子”的错误看法发起挑战，提出了正确的教育与学习观点。
《师说》的写作固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陋习，但也在一定范围内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当时的流弊有所劝阻，使社会上尊师风气有大的好转。韩愈也因此在长安愈发名声鹊起，加上他乐于向当路者荐举人才，出入韩门的弟子越来越多了。
韩愈的《师说》，反映了韩愈的教育思想，他是非常重视教育，重视在教育中彼此提高知识的。他的一些关于教育的观点，成为一千多年来关于“老师”“弟子”这方面的经典理论，一直到今天还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