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道理不辩不明，就是强调辩论对明晰道理的重要作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几乎都是在自由的辩论中产生的。辩论不仅能使人言辞犀利严谨，更重要的是由于辩论，人们之间思想的火花得以交流与碰撞，从而使自己的思想能够获得突飞猛进的提升。韩愈就是一个非常重视辩论的人。他在与友人的辩论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辩才。
韩愈与门生张籍之间，就经常针对一些问题进行辩论。张籍虽然跟韩愈读书，但对韩愈的某些做法又不赞同。《唐才子传·张籍》谓籍“性直，多所责讽于愈，愈亦不忌之”，可见韩愈对张籍以诚相待，不忌小嫌，这是韩、张友谊能保持始终的另一重要原因。张籍非常佩服韩愈的道德文章，期待极高，所以常不满于韩愈的某些行为，所谓“多所责讽于愈”，指张籍致韩愈的两封书信。张籍《上韩昌黎书》责备韩愈之事有四，一曰“排释老不若著书，嚣嚣多言，徒相为訾”；二曰“为驳杂无实之说”；三曰“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四曰“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废弃时日”。韩愈在《答张籍书》一一作了回答。关于三、四两点，韩愈以为所责甚是，表示“当思而悔之”。关于为文好“驳杂无实之说”，韩愈未作正面回答，仅云“此吾所以为戏耳”塞责，并未完全接受，最重大的指责应是针对“排释老不若著书，嚣嚣多言，徒相为訾”一点，韩愈《答张籍书》是这样回答的：
吾子所论，排释老不若著书，嚣嚣多言，徒相为訾。若仆之见，则有异乎此也。夫所谓著书者，义止与辞耳，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仆自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仆为好辩也，然从而化者，亦有矣，闻而疑者，又有倍焉。顽然不入者，亲以言谕之不入，则其观吾书也，固将无得矣。为此而止，吾岂有爱于力乎哉？然有一说：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又惧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圣人，既过之，犹俱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
意思是说，用口和用笔来宣扬自己的想法，效果不一样的吗？我排斥佛老多年，已经招致了好辩的名声，对我佩服的人固然有，对我的说法表示怀疑的人更多。与我的观点大相径庭，反复劝说，仍然是无效的，读我的书也不会有收获。连孟轲的书也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死后弟子万章、公孙丑追忆他的言行而成书的。我如果著书，当在五六十岁之后。
韩愈以为必须如孔孟，有一群信奉他思想的弟子，“赖其徒相与守之，卒有立于天下”之后，才能谈得到著书立说。《答张籍书》反映了韩愈在排释老策略上渐进的主张：先口宣，建立师、弟子关系，形成一批支持者，扩大影响，然后可以著书，既能免祸保身，书亦可以行之久远。
韩愈为自己排释老而不著书所作的辩护，自有道理。但张籍却难以理解，随之有《上韩昌黎第二书》，针对韩愈所谓口宣与著书功效相同、惧其力之未至、“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的观点，展开更具体的驳辩，事实上是对韩愈的更大期许和鼓励。
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中，一方面感激张籍的推重，一方面慎重考虑张籍的反驳，具体地谈了他暂不能著书排释老的原因在于：“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哉？”崇奉佛道两家者，公卿大夫尚属下位，寓意在上位的君主带头佞佛。韩愈显然是受到了现实条件的限制，才不能著书立说，以免遭来祸害。
韩、张的辩论，反映了他们在反佛老、古文写作以及行为规范等问题上的一些分歧。从韩愈的回答中很容易看出，韩愈对待一些当时比较敏感的社会问题是考虑策略的，是经过他的深思熟虑才发表言论、做出举动的。为什么韩愈口头上排斥佛老而不愿形诸于文字呢？他有自己的苦衷。当年孔子写《春秋》，一再斟酌措辞，还不敢公开让天下人知道，只是传授给弟子，《春秋》一书是后世流传开的。如今信仰佛老的，上至天子，下到公卿宰相，我韩愈怎能直言无忌地进行批判呢？选择与我观点近似的人讨论，还不时与我的意见相左，争论不休，如果写成书，反对我的人就更多了，那些人就把我当成狂人了，我连自身都保不住，写书还有什么用处呢？正是有了这多种的利害思考，韩愈才不轻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不轻易著书立说，以免引来杀身之祸。
张籍与韩愈交情虽笃，但总是免不了辩论，而辩论又从来不影响感情。张籍对韩愈的才华特别是辩论之才是很敬仰与推崇的。
韩愈的杰出辩才，为自己将来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成功创造了有利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