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路，韩愈在政治上屡屡受挫，任职走马灯似的更迭，几乎是席不暇暖，失意和贬谪如影随行般地跟随他。但他继承了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不心灰意冷，不怨天尤人，而是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关注民生，尽力而为。尤其是在古文写作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和贡献。
贞元十二至十四年，韩愈集团中最重要的三位成员：诗歌上的挚友孟郊，古文上的挚友李翱，道义上的挚友张籍，相聚于汴州。这是一次诗歌、古文和学术的长时间切磋的聚会，在韩愈一生中占据重要的一页。朋友之间的磨砺，使韩愈更加成熟起来。李翱的“道义”之责使他怦然心动，往日张籍对他有“排释老不若著书”的责备，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
贞元十五年秋、冬之季，韩愈终于完成了有名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五原”的写作，奠定了韩愈在儒学上的坚实地位，此后不久关于文、道和古文写作的《答李翊书》《与冯宿论文书》等，则奠定了韩愈在古文写作上的领导地位。韩愈的名声渐渐大了起来，许多有志于古道、古文的青年士子纷纷向他请教。韩愈一律热情接待，口讲指画，有问必答，集中如《与卫中行书》《答侯生问论语书》《答李秀才书》等，与《答李翊书》一样，都是他教诲青年不厌其烦的记录。
群众一旦掌握了思想，就变成力量。政治如此，文学亦如此。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目的是复兴道统，通过复兴道统，恢复中国儒家的伦理观念，使全国统一，王朝复兴。贞元六年（790），韩愈23岁时写的《上贾滑州书》里说他“整顿旧所著书一十五章”。这“一十五章”不可能是低劣的文章。可知韩愈在23岁就写了不少的文章，可惜大多遗失了。从现存的几篇看，他在青年时期就用散文的形式进行写作。这也是“欲自振一代”的韩愈比别人高明的地方。
韩愈这种古文复兴运动，在文学上和政治上，都提出了一条复兴的可行道路，反映了韩愈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正是在这种忧虑的基础上，韩愈提出了古文运动复兴儒家，从而达到文化与社会的复兴这一伟大目的。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每况愈下，外族势力崛起，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朝廷奸臣当道，宦官专权。韩愈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而提出复兴儒学以拯救社会的主张。陈寅恪在《论韩愈》中曾指出：“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为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思想也。”可见韩愈在尊王攘夷上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也是超前的。
当时，中国文化及制度面临两方面的冲击，一是印度佛教流行于世，尤其中唐以后，渐有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的势头，在思想观念上对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形成冲击。唐宪宗佞佛，韩愈曾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差点被处死，幸得人相救，才从轻发落，被贬谪潮州。可见韩愈对佛教的反对之尖锐，而这种反对思想，则是从恢复和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出发的。
中国文化面临的另一个冲击是胡化集团在政治制度及生活方式上，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影响。韩愈已敏锐地感受到了外来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强烈冲击，感受到儒家政治所面临的强烈危机，因而他比同代人更为焦急忧虑。所以，他把复兴儒学重整纲常与国家的中兴大业联系在一起。
韩愈的古文运动，正是表示出复兴儒学从而使中国复兴的思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开始处处兴办教育，广教子弟，要培养出第一流的儒学人才，同时，韩愈在古文运动的思想和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使古文运动有了创造性的新建树。
此外，这一时期，韩愈还以自己杰出的文学创作，为古文运动树立起光辉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