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学史的见地来说，李白在诗歌创作上是继承着他的前辈陈子昂的诗歌复古运动的。陈子昂瞧不起六朝所传下来的浮华糜烂而无实际内容的空洞诗歌，力主进行诗歌改革，要恢复到三国时期建安的那种雄健有力、言之有物的诗歌风格上去，这一诗歌主张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陈子昂是初唐时期很有胆略的政治家，也是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旗手，作为政治家，他敢于通过谏疏陈述并坚持自己的政见：一，关注民瘼，改革吏治；二，揭露酷吏，反对淫刑；三，重视边防，反对黩武；四，主张任用贤能，用人不疑。作为文学家，陈子昂大声疾呼，反对齐梁以来的华靡诗风，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革新。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和实践，犹如动地狂飙，尽扫弥漫初唐诗坛的浮靡之风，为其后盛唐诗歌的发展清除了道路，功绩甚大，影响深远。陈子昂在唐诗的发展上具有开山的地位。初唐四杰也都跟随陈子昂所开创的诗歌创作道路，在诗歌的创作上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他们改革了初唐的靡靡文风，倡导雄健的、大开大合的节奏，做出了许多不朽的杰作，对当时文学的贡献很大，在诗歌成就上取得了历史性的功绩。
正因为陈子昂在唐代诗歌史上的特殊地位，饮水思源，所以陈子昂受到唐代后来诗人的普遍推崇。李白也把陈子昂作为诗歌复古运动的旗手，自觉跟随其后，并且创造出了高于前者的诗歌贡献。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中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他要求诗歌要有力，有气魄，没有任何约束，建安以后的诗人是没有人能够满足他的诗歌要求的。所以，李白把复古当作自己诗歌的目标。
不过，李白虽然追随陈子昂倡导建安诗歌风格，但在诗歌创作上的主张并不是要彻底扬弃六朝诗风，李白并不全盘地否定六朝诗歌风格，他的诗歌在实际成就上是吸收了六朝民歌的长处，吸取了六朝诗人的成绩，扬弃了六朝诗人的卑弱的风格，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独特气魄，一扫六朝的靡靡之音，给唐诗注入了新的气象。这种气势，甚至远远高出了建安诗人所具有的气象。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均达不到李白的诗歌气势。所以，李白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创新，是在建安诗歌基础上的创新，在六朝民歌基础上的创新。复古只是一个旗号而已。
李白在诗歌创作上，也自觉追随陈子昂，做到气势绝伦，言之有物，绝无空洞陈乏之音。陈子昂最有名的诗《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写得气势绝伦，横扫古今。李白也崇尚这样的气魄，在诗歌中多有这样的气盖古今的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震烁古今。“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浪漫想象空前绝后。这些都是与六朝的诗歌风格决然不同的。
李白能对陈子昂的创作给予推崇并继承，表明能够做到饮水思源。因为陈子昂及初唐四杰的文学贡献在于他们为中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若没有他们敢于突破六朝及初唐时的文学局限，则中唐时期要在文学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唐时期的文学家来说，陈子昂与初唐四杰是他们的老师，李白在诗歌上所走的道路正是陈子昂所开创的那一条道路。李白自觉地维护并将这一条创作道路发扬光大，对陈子昂的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无独有偶，杜甫也特别推崇陈子昂，不仅推崇陈子昂的诗歌主张，而且推崇其为人，推崇他人品高洁，在政治上与文学上均有卓越贡献，是他心目中一个完美理想人物的典型。陈子昂因为其文章、政治、人格这三者的贡献而受到杜甫的推崇。杜甫心目中，是要做一个全能的救世者，做一个文武全才。而陈子昂正好满足了他这一全面追求。
就李白的前后看，他所追随的先驱是陈子昂，再往前，应该是西晋的左思和西晋东晋之交的郭璞，一直到建安诗人，屈原的《楚辞》《诗经》等，都是其学习的楷模。
其实，在诗歌史上，李白也是堪称“文起百代之衰”的伟大诗人。在诗歌史上，李白是要摈弃那种浮华、空洞无物的文学观点，要求使文章有刚劲有风骨，恢复到建安时代去。这是他能敏锐地看到现行文化的弱点，把握文化方向的结果。
文化的革新与政治的革新总是紧密相连的，文化的革新往往是政治革新的前锋。政治的变革往往首先由文化的革新作为冲锋的号角。李白倡导的诗歌复古主义，实际上也是在诗歌形式与内容上的革新，是李白内心里要求政治革新的一个外在反映。而李白所处的时代，也的确是需要革新的时代，否则是无可救药的。
总之，李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关键在于他找准了诗歌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创新实践，遂成为独步千古的伟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