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与四川腹地，毕竟有着巨大的差异，山川、文化、风情的巨大差异，这对于一个年仅五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难适应的，特别是对于李白这样敏感的孩子，这种与当地的不相融感，这些差异，都深刻地映在李白敏感的心灵里，挥之不去。
中原人家的孩子，比西域来说相对要文雅得多，这里的孩子不重视骑马射箭，整天只是念着“之乎者也”，这使少年李白觉得很没劲。他不明白，这些“之乎者也”到底有多大的意思，骑马射箭，真刀真功夫，那才是真正的人生大本领呢！他来到四川后不久，就不由得有点小瞧中原人家的孩子。当然，中原人家的孩子也小看李白，觉得他连“之乎者也”都不会念，那才是真正的大草包呢！
客寓意识不但刻在李白年少的心灵中，而且移居四川的李白全家也都有着很浓的客寓意识。据范传正为李白写的碑文记载：“父客以逋邑，遂以客为名。”客寓在四川之后，当地人称李白的父亲为“客”，所以其父叫李客。这个汉名就成了他们流浪客寓的标志。而且，由当地人的这一称呼可以看出，李白一家初到四川时，与四川当地的文化习俗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这种差异在将来漫长的岁月里并没有太大的减弱，李白一家与当地人存在若即若离的客寓关系，这使他们在四川生活时，并没有与当地人水乳交融。就如同居住在中国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客家人，他们的先辈从中原而来，多是因逃避中原战乱而迁徙的士族。尽管后人祖祖辈辈居住在那里，已经连续几百年甚至千余年了，但他们还是固执地保持着自己固有的中原文化特征，与当地人有所区别，因此被当地人称为客家人，他们的客寓意识直到现在仍然是强烈的。
这种客寓意识使李白产生了漂泊感。长大以后，尽管李白对家乡四川很是怀念，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离开四川去天下闯荡。李白离开故乡后，终生也没有再回故乡四川，这说明四川在他的意识中也只是“客寓”。
客寓意识还对李白的性格与气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西域迁徙到四川，地域风情与民族个性变化极大，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远离了西域的浪漫风情，来到四川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他并不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李白出生西域，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他的血液里所流淌的是西域那种自由浪漫的血液，胡人的自由思想难以接受中原文化的束缚。来到中原之后，他依旧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大声说笑，生活方式还是西域化的，性格上还是西域那种自由不羁、飞扬跋扈的特征。此后无论漂泊到哪里，李白与当地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与中原文化形成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碰撞。因为在文化上不相容，所以李白难以被人所理解，内心产生了很多苦闷与压抑的情愫，在释放这种情愫时就表现出一种飞扬跋扈，狂放不羁的特征。连杜甫也问他“飞扬跋扈为谁雄”。这种特征表现在诗歌里，使他的诗歌具有一种胡人的开阔气质，显得奇幻深邃，自由浪漫与信马由缰、豪放不羁，而且他的诗歌很多地方也总是提及胡人，毫不隐讳地表明他对胡人和胡人文化的热爱。这当属于年少懵懂时代西域生活对李白的影响，也是李白客寓意识的外在表现。正是因为客寓的意识，使李白的诗歌里张扬着浪漫文化，显示出西域文化的种种特征。李白这种客寓意识，对李白一生成就文化巨人的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域异民族家世对李白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出生于西域的异民族，李白在青少年时代，尤其在成人后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在与官僚政客们的交往中，往往容易产生一种被疏远排斥的疏外感，产生一种极为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情绪，这使得李白较杜甫、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人在进入仕途的道路上，将面临更多的心理和实际障碍。这种障碍使得李白较其他人更容易产生一种与封建王朝若即若离的关系，即产生比其他文人们更加强烈的抗争精神和自由意识。这使得他一忽儿要求仕进，一忽儿又隐居学道，始终与中原朝廷保持着比其他文人更深更远的隔阂与距离。这样李白对中国的传统政治上与文化的弊端就比其他文人看得更加的清楚，从而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见解比其他人更深刻，在文艺上更加富有创造性和个性特征，其行为与精神也比其他文人更加卓绝。
中国文学史中，具有“人生如旅”“人生如客”这种理念的人并不少见。如苏东坡的“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即是如此，但像李白那样在诗歌和人生总体上终生都具有客寓意识的人确实很少见。李白的客寓意识对于他诗歌道路及他的精神品格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