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由此拉开维新变法的帷幕。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公车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变法维新。
新政伊始遭抵制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变法开始。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守旧派荣禄等人对新政产生一种畏惧和厌恶情绪，从而对其持抵制态度。因此，变法伊始，当光绪帝的新政上谕如雪片般频频颁发的时候，守旧派一再推宕拖延，全力阻挠，致使新政无法推行，诏谕成为一纸空文。
支持者成陌路
维新变法刚开始时，洋务派对其倡导的活动，大都支持。可是，维新派并没有借此机会与洋务派结成亲密同盟，反而对洋务派的实权人物李鸿章予以排斥。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曾想捐银二千两，主动示好，结果维新派却以他声名不好为由，坚决拒绝。
维新派始终拒绝接受李鸿章的做法，使洋务派的一批实权人物逐渐远离变法中心，对变法采取“若即若离”的观望态度。当后来维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日渐激化、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的时候，他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对维新派予以帮助和支持。
将慈禧推向对立派
与思想极端保守的顽固派不同，慈禧当时对变法持赞同态度。只要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她不会拒绝“变通”传统的统治模式。如果康有为等人当初能接受王照的建议，把“主张变法”的桂冠送给慈禧，后来的政变或许就不会发生，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阻力也会得以排除。但由于康有为等人对光绪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因而极易受到光绪对慈禧不满情绪的感染，所以他们看不到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甚至把她的赞同视为阻挠，把其看做“不可造就之物”，而坚决“扶此抑彼”，始终将慈禧排斥在变法之外。而他们的这种做法，最终导致慈禧与维新派人士“势不两立”。
西太后训政，新政止
由于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光绪帝对自己周围的守旧大臣极为不满。随着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屡遭斥责，君臣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1898年6月底，礼部官员王照应诏言事，请求礼部六堂官代递，遭拒绝，结果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光绪知道后，认为礼部六堂官阻挠新政，决定把这六名堂官全部罢免。
事件发生后，在慈禧的授意下，直隶总督荣禄、庆亲王奕劻以及怀塔布、立山等人密谋策划，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以终止新政。后来，慈禧获悉光绪帝将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她非常害怕光绪会聘请曾做过日本首相的伊藤为顾问官。因此，等杨崇伊的上疏一到，慈禧立即决定回宫“训政”。在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的的第二天，慈禧即宣布训政，并下密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后来又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此后，除京师大学堂和各地的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的新措施都被废止。
延伸阅读
袁世凯告密内幕
据袁世凯当年的幕僚、亲信张一麟所记，袁世凯当初告密，并非如他在《戊戌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而是慈禧的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当时，对于袁世凯在北京被光绪帝封为侍郎一事，荣禄心存疑虑。因此，他去天津见袁世凯时，“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后，早就惴惴不安了。现在见荣禄摆出如此阵势，以为康有为已供出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事，心里非常害怕，于是将当时守旧派还不曾知道的杀荣禄、围园的密谋和盘托出，并“跪求荣为做主”。
西太后动手后，才接到袁世凯的告密，所以又下令抓谭嗣同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