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操的人才观》一文中说到，曹操的战时求贤令，是情出不得已，情形还真是这样。
张鲁统治巴、汉近三十年，地方相对稳定。属下多劝他称王，独阎圃以为不可，汉中地方富饶，相对独立，有称王没称王等于称王，没必要为那空名衔，徒授人以征伐之柄。张鲁听从了这个建议。建安二十年（215），曹操亲率十万大军西征汉中，张鲁投降，曹操封阎圃为列侯。东晋习凿齿评论说，“曹公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矣。”时当乱世，军人吃香，如果“重焦烂之功，丰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则民利于有乱，俗竞于杀伐，何时才能止干戈啊。而曹操封赏阎圃，是“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之举。
然而战时求贤令的结果是，开了“国士不以孝梯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的局面，这也是曹操所始料不及的。然而用人当以何为分寸呢？这个问题其实不用回答。
北宋元祐初，司马光为相，他向朝廷进言：“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故孔门以四科取士， 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则世无可弃之士。”司马光认为，朝廷执政惟八九人，不可能尽知天下之贤才，如果所举皆是旧人，难免有循私之嫌，仅凭资历来授官，又难免贤愚混杂，而且一些处士身具才学，又隐乡间，很难被发现。因此建议设立十科举士法，要求朝在大臣、封疆大吏，每年须于十科内举荐三人，仍具状保任，交中书保存，以示负责。
司马先生说“苟随器授”，似与曹孟德的求贤令有相通之处？其实不然，司马光有“具状保任”的节制办法，这其实就是西汉“察举制”的翻版。司马光也知道打招呼递纸条肯定难免，“谴责无所宽宥，则不敢妄举矣。”与曹孟德的“无法无天”，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