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宛人（今河南南阳）卓茂是个有道德的人，自少至老，未尝与人争竞，所以邻里关系很好，为官竟也能做到“道不拾遗”。刘秀建国之初，便从民间起用他为太傅，位在三公之右，封褒德侯，时年七十。司马光和王夫之就大加赞赏刘秀此举，一者认为刘秀目光深远，一者认为直有三代遗风。
卓茂任密县县令时，一天，一位老百姓来告状说，有个亭长收了他的米肉。卓茂接下来的问话良有深意，他问：“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所谓人情，无非这三者了。卓茂的意思是说，如果亭长无故索贿，或替你办事而纳贿，两者有其一，皆要明正法典。而如果亭长平素是个仁厚长者，那么“岁时遗之”，逢年过节送点土特产，也是一种礼，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人不服气，说：“如果是这样，法律干嘛禁止这种行为呢。”卓茂笑说：“律设大法，礼顺人情，我这是教你为人处事的方法。这正如家庭矛盾，说小也是小事，要说大也是大事，你回去好好想想这句话。”
吾人读史，感觉我们中土很注重人情，人情练达即文章，不是老於世故，而是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艺术，一者有事功的目的，一者也是生活之所必需。唐高宗李治问宰相：“听说有些部门在办事的过程中，互看颜面，互卖人情，不能秉公办理，有这事吗？”长孙无忌回答说：“此岂敢言无，然肆情曲法，实亦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长孙无忌讲了一个大实话。
那么，人情不可拒，就可以纳贿了，或者说，就很容易遗贿赂以口实。所以史书说卓茂“行己在清浊之间”，即不矫情，也不标新，而是很好地处理了“人情三现象”的关系。刘秀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于是加官进爵，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因为“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刘秀之政治视野如此，并不以革命贡献之大小来论英雄，亦是他人所不能及。
建国之初，那些谋臣武将，皆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物，皆把心思放在刀尖上，练就一身权略，非有一点能耐，确实难以掌控。民国之袁世凯，尽人皆知的人物，老袁什么心术，手下一班干将八九不离十也会。袁世凯也深知这些人难以控制，大儿子腿有毛病，二儿子袁寒云一心想当名士，都不是曹丕的料，所以一生风云的袁世凯临死时，竟希望妻妾儿女们过个富足的田家翁生活也就可以了。他在遗言中说：“予辛苦半生，积得财产约百数十万镑，尔曹将来噉（同“啖”）饭之地，尚可勿忧竭蹶，果使感情浃洽，意见不生，共族而居，同室而处，岂不甚善。”
而刘秀于此纷纷中独奖掖风俗，多少开了国初之风气。刘秀起用卓茂，虽与其性格有关，本就是一个老实本份的农民，然于此亦可见刘秀的治国理念。建武十七年（41）十月二十二日，刘秀前往章陵祭祀父祖，摆酒与宗亲团聚。席间宗室大姑大婶们都说，刘秀性本善良恭谨，诚而有信，与人交往率真柔和，从不打麻胡眼，所以才有今天。刘秀听后大笑，说，今后也要用这个办法来打点国事。建国之初，刘秀亦不用功臣为政，而只给他们待遇，比杯酒释兵权要早九百近千年。所以司马光才给予他那么高的评价，“宜其光复旧业，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
§§第二章 万事从人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