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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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千首诗轻万户侯”――晚唐诗人杜牧、张祜的一次“池州笔会”

公元845年(唐会昌五年)的秋天,以写“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宫词二首》其一)而声誉鹊起的桂冠诗人张祜,从江苏丹阳寓地出发,一路车船劳顿,风尘仆仆,赶到安徽池州,去参加一次杜牧发起的、青年人的、新锐的、然而也是寥落的诗人笔会。

此时,江河日下的唐代诗歌,也已到了一唱三叠、余音绕梁的尾声了。

至少在唐代,中国文学的命运和国家的盛衰,是相通的,两者的走向趋势也是一致的。国家强大,文坛兴旺,反之,国势日蹙,文运也就衰微。在安史之乱以前,唐帝国统一宇内,四海归心,这时也是唐代文学最辉煌的日子。随后,进入九世纪以来,由于节度之战,朋党之争,甘露之变,宦官之祸,帝国便日益地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无法自拔,一直到民不聊生,导致黄巢暴动,最后走向灭亡为止。这一段如今称之为“晚唐”的中国文坛,实际已是强弩之末,比之盛唐的璀璨诗篇、珠玑文章,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了。

816年(元和十一年),人称鬼才的诗人李贺,像一颗陨星,在天空发出炫目的光亮以后,迅即消失。才二十六岁的天才,突然夭折殒谢,对唐代文坛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坛巨星接二连三地逝去。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624年(长庆四年)韩愈卒,831年(太和五年)元稹卒,842年(会昌二年)刘禹锡卒,843年(会昌三年)贾岛卒。很像秋末初冬,风吹霜打一样,树叶纷纷凋零,仅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了,一片肃杀萧条景象。这时候,惟一健在的,称得上扛鼎的文学前辈,也就只有白居易了。

不过,这次笔会,并没有邀请这位老一代的诗人参加,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学这东西,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艺术追求,老爷子认为是好的,年轻人未必赞同。同样,后来者的探索和实验,上了年纪的,有着光荣史的先行者,也许会不以为然。所以,杜牧免了这番客套;何况,白居易晚年的官做得很大,太子宾客,刑部尚书,可不是他谪居江州司马落魄那一阵了。如今,致仕以后,和那位能歌善舞的蛮子樊素小姐,寓居在东都洛阳城履道里的一座大宅子里,是老太爷级的大人物,过着清雅悠闲的生活,加之身体状况欠佳,轻易也请不动大驾的了。

这次笔会是杜牧一手策划的。他是当时诗坛新一代的领衔人物,和李商隐基本上算是唐诗的压轴戏了。他既是很有名气的诗人,又是领俸禄的政府官员,这个时候他正好担任池州的刺史,也就是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因此,他来操持这次笔会,多少是可以利用一些职权之便的,在州里的小招待所,吃啊住啊的,用个车什么的,总要看刺史的面子,适当少收点钱吧?而且,池州的山水风光,也很值得一看。他自己写过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清明》诗里,“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那个村子,就在他管辖的这个州范围之内。

相比之下,兴冲冲赶来参加笔会的张祜,相形见绌,不免有点逊色了。那时的文学个体户,可比不上今天那些文学大腕,连软卧也坐不起的,更甭说有自己的轿车,直接从江苏开到安徽去了。有点寒酸,有点凄惨,所以,此人一辈子想当官,但总是不走官运,总是抑郁不得志,到死也只是个“处士”,是个“自嗟穷贱”的酸丁。杜牧所以特地把张祜从丹阳邀请来,自然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声气比较相投的缘故了。

而相投的主要方面,说到底,也就是当时年轻文人,比之前辈潇洒浪漫走得更远的纵情声色、寻欢作乐、浪漫轻靡、颓废放任的生活态度,以及在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放浪不羁、流于颓唐、甚至轻薄的文学倾向。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这种世纪末的苦闷,消极没落的思想情绪,是和整个时代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相联系着的,是元稹、白居易那个时代,也是更早的李白、杜甫那个时代所没有的。所以,沉溺声色之中,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消极摆脱。

从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和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这些诗句看,当时四十出头年岁的杜牧,和年龄大约要大十来岁的张祜,大部分时间是在扬州度过的,是在放浪形骸的浮绮淫靡生活中,有了密切的来往。

唐代的扬州,是一个内外商贸口岸,街市繁华,店铺林立,巨富豪商,纷至沓来。同时,又是一个文化中心,词人墨客,酬唱应和,歌楼舞榭,仕女如云。所以,扬州自然也成了一个声色犬马的消费城市。这里还要提一下同时期的另一位诗人徐凝,他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也是有名的诗句。可以想象这些年轻诗人,在“二十四桥明月夜”里,“春风十里扬州路”上,是怎样的纸醉金迷,狭邪冶游了。

不过,这仅是末一代诗人的一个生活侧面,在那样一个动乱纷争、国无宁日的时代里,诗人的良知,还是继承唐诗“忧济在元元”的传统,杜牧的“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表现了他拯物济世、忧国忧民的抱负。他的诗、赋、古文,是晚唐最有成就的。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才干、有见解的政治家。由于他对晚唐的社会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屡持批判的态度,所以,在朝廷里,他是经常议政谈兵,慷慨陈词的。由于切中时弊而获罪权贵,他又不善逢迎,才被排挤出长安的。所以,生性耿介的他,在仕途上自然不会得意,流连风月场中,恐怕也是一种苦闷的宣泄吧?

现在这些诗人朋友,又聚齐在池州了。可以想象下船登岸的张祜,见到来码头迎接的杜牧,该是如何激动了。这对志同道合、相互倾慕的老友,该是怎样的雀跃和兴奋的晤面啊!毛泽东诗云:“诗人兴会更无前”,凡写诗的人,感情较之常人特别充沛些。于是,以文会友的这次池州笔会,肯定是一次刺激灵感、活跃创作的相聚了。

好客的杜牧,自然要尽东道主之谊,款待与会的诗人。他是刺史,谅不难办到。池州虽然不是扬州,但长江的鱼虾,山林的野味,新酿的甘醇,却也自有一番江南风味。教坊歌伎,梨园子弟,也并不弱于“歌吹是扬州”的水平。于是,“一声河满子,双泪滴君前”的“宫词”,是席间少不了的余兴节目了。那时没有卡拉OK这种娱乐工具,否则,张祜自己也会拿起话筒唱他的“宫词”了。

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张祜以写这类反映深宫禁院里的,那些女性哀怨苦痛的作品见长,杜牧对他这些诗篇,赞赏不已。《唐诗记事》载:“杜牧之守秋浦,与祜游,酷吟其宫词”,可见喜爱之程度。

在张祜之前不久,另一位唐代诗人王建(约767―约831后),也是写“宫词”的一位名家,有人誉为“宫词”的开山祖。但评家认为王建的作品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较有史料参考价值。而张祜则偏重于感情、心理的刻画,更具艺术魅力。所以,他的“宫词”能够传入禁宫之中,被宫女们谱成曲子演唱,借以抒发心声。这就好像现在歌星演唱的“金曲排行榜”榜首歌曲一样,是相当流行的。可见张祜此时的文学声名,并不比“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的前辈白居易逊色多少的。

也许,这是使极负盛名的文学前辈,总皱眉头的缘故吧?

文学的潮流,从来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地涌来。李、杜的诗篇光焰万丈的时候,初唐的王、杨、卢、骆,就退出文坛的中心位置。等到元、白的唱和“自衣冠士子……悉传讽之”的时候,李、杜也就觉得不新鲜了。同样,当杜牧、李商隐、张祜等走上文学舞台中央的时候,白居易老先生自然多少有过时之感了。正如一千年后的中国文坛一样,各领风骚多少天,又有新人在头前,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其实倒是文学发展的正常之道。

若是就老人家自个儿在台上,唱独角戏,跟头把式,跳来窜去,气喘嘘嘘,血压上升;虽然霸住了这块舞台,风光透顶,可卸装之后,对着空荡荡的戏园子,恐怕也难免“荷戟独彷徨”的苍凉感吧?

现在,很难悬拟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的日子时,对于这帮青年诗人突然被文学舞台的灯光照亮,而自己却不免有一点点冷落,会是怎么一个反应?会不会为此气得胡子飞起来拍桌子?会不会挑错找茬,冷嘲热讽来宣泄一番?如果真是缺乏风度的话,也没有什么,人嘛,有几个堪称得上是完人的呢?

据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皮日休的文字《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和宋代计有功的《唐诗记事》,老先生对于张祜大概有些成见,总是不能释然于怀。821―824年(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诗名、政声、舆情、人望都正是在如日中天的阶段。一心猎取功名的张祜,曾经托门子,走关系,希望得到白居易的青睐,举荐自己到长安应进士试,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攀登龙门的惟一捷径。而京城应制主要是考诗赋,这一点,张祜有充分自信。若是乐天先生肯于推荐他,来一段优褒有加的评语,肯定能起到一言兴邦的作用。

但是,他没想到,白居易的确写了推荐信,但荐举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个“二分无赖是扬州”的徐凝。这显然是白居易有意识的错误判断,存心要使张祜难堪的,他不会糊涂到连这两个人水平高低,都分不出来。看来,他也免不掉前辈作家不大愿意后来居上的心胸狭隘的毛病,存心要压制这个具有实力的后起之秀罢了!文人,即或是很了不起的大家巨匠,也未必能完全克服人类自身的弱点,那就是嫉妒的天性。他也写过《上阳白发人》之类的作品,但其影响终究不敌张祜的“宫词”,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件让老先生高兴的事。嫉妒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哪怕是长者,也会不管不顾,做出一些贻笑大方的糗事来的。

一位有声望的前辈,情不自禁地和青年人过不去,闹别扭,鼻子气歪,五官挪位,找两个不成器的跟屁虫,当打手,古往今来,岂止这位白老先生呢?

“九华山前云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桥”,池州笔会期间,与会的诗人们自然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诗兴大发,游兴更浓。毛泽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句,很可能源出杜牧在这次笔会后写的那首《登九峰楼寄张祜》的“千首诗轻万户侯”。九峰楼,一作九华楼,清《一统志》云:“在贵池县九华门上,唐建。”杜牧自然要请张祜登楼远眺的。也就在这座楼上,杜牧才了解他的这位朋友为什么总这样“坐愁身兀兀”的一生了。

这虽是过去快二十年的事情了,但张祜一提起来,仍然觉得白居易把自己置于徐凝之下,十分的没面子。其实,他哪里知道前辈独独对他不能容忍的底里呢?

那是826年(宝历二年),张祜南游姑苏,这时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他去拜谒的时候,白居易戏称他的诗“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为“问头”诗,而张祜也大模大样地跟白居易开玩笑,说他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为“目连经”。据《唐摭言》称,一时传为诗坛佳话。

但实际上,一位大牌人物,是不屑于与等而下之的人,并为佳话中的双主角的。张祜有其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一个后生小子,敢和前辈平起平坐,说短论长,毫无执弟子礼的谦谨,这本来失之张狂。加之,传扬开来,无形中抬高了张祜,也使老先生心中不快。假如,张祜是个无大实力的作家,前辈也许不以为意,而对一个有可能成为自己潜在对手的人,文人的“嫉妒”,就不能不当回事了。张祜不经意间触怒了前辈,居然还指望他举荐上京考进士,不啻与虎谋皮一样吗?这位年轻诗人也忒天真了一些。

假如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的话,也许,白老先生不至于这样面有愠色吧?

白居易身边,特别到了晚年,定居在洛阳以后,总有几个小女子围着的。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一篇《乐天侍儿》,就专门讲了老人家暮年的这段风流。这也不奇怪,人到老年,从事复杂剧烈的性行为可能有困难,但求偶欲望,爱慕心理,性事要求,逐艳心理仍是不会泯灭的,这也是许多性专家所认定的。只不过一些老作家,以假正经来掩饰其心中的对小女子的鬼胎罢了。

“世言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如此看来,白乐天老先生晚年的浪漫行径,要比后来一些老作家们,捏一下美丽女编辑的臀部,亲一下妙龄女作家的芳泽,然后又做出一番撇清的假张致来,可要放浪形骸得多。

也许人老了,心并不老,谁也不能逃脱弗洛伊德的判断,白发苍苍而壮志不衰,有倩女兮,要你老提携,请你老作序,拜你老为师时,仍会使老眼闪烁出君子好逑的光芒。而乐天先生,尤其对于那位樊素小姐,情有独钟,由此看,他也不是对谁都没个好声气的,对谁都看不上眼的。他对那蛮子姑娘的和善慈爱之心,怜香惜玉之情,情志不贰之意,匡扶提携之诚,甚至到他垂危时,还为她的未来愁肠百结,真是令人很感动的。

明代大文人王世贞在《宛委余编》里,曾经奚落过这种老年作家的情爱心态:“若退之(韩愈)之桃柳,乐天(白居易)之蛮素,虽见词章,酸士所获,宁堪上驷哉!”他世家子弟,当然看不上这些老作家说来也不免可怜兮兮的浪漫情怀。其实他哪里知道,桃柳也好,樊素也好,甚至跟着苏东坡走遍天涯海角的朝云也好,都曾给这些文学老人的垂暮岁月里,带来许多温馨和慰藉。

尽管,白居易为他弟弟白行简编文集的时候,把那篇性文学作品《大乐赋》给删掉了,但不等于他没有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古往今来,老先生们对于异性作家的垂青,对于同性作家的排斥,大致可以从性心理学上找到答案的。张祜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也是活该他倒霉了。

杜牧在那首《登九峰楼寄张祜》七律里,后四句这样写的:“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那是他获知张祜的遭遇后,对于白居易颇为不敬的微言了。目不见睫,不等于骂老先生有眼无珠嘛!

据皮日休文章,无独有偶的,是白居易的老朋友元稹,那位老作家也很看不上这位年轻的晚辈。认为张祜的诗,雕虫小巧,有伤风教。这样大摇其头,话说到这种程度,就有点无限上纲了。现在也难辨别,这两位老诗人是谁影响了谁,一致对他不感兴趣,看来张祜也真是命运不济的了。

当然,也不尽如此,张祜在年轻读者中,还是很叫座的。甚至一些持论公正的老作家,也对他刮目相看。有位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那是和白居易、刘禹锡一辈,经常唱和的诗人,他就十分赏识张祜,也为这位诗人的遭遇不平;他亲自写了奏章,让张祜拿着自己的作品诣京进献。结果,张祜也太不幸了,亲笔缮写所作诗三百篇,落在不喜欢他的元稹手里,给扣压下来,石沉大海,白费功夫了。

这两位老先生,为了维护其诗坛霸主地位,也太不手下留情了。

所以,文坛本来应该形成这样一个前仆后继的格局,先行者拓荒开路,后进者继往开来,共同努力,携手前进,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实现这样的良性循环,方能一代一代地逐步攀登更高的文学峰巅。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一个时期,一些文人,特别是有了一定文学地位以后的文坛宿将,往往不能忍受年轻一代的成长壮大,更不愿意别人光彩夺目,而自己黯然无光,难免生出一种不大喜欢新生事物的霸气。

当然谁都明白,霸气者,银样?枪头,不过是失去竞争能力以后的虚弱表现罢了。其实,白老先生,元老先生,宽容一点,宽厚一点,扶年轻人一把,岂不是功德无量的事嘛?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都是一千年前的中国文坛的往事了,已经成为历史的故纸堆里的陈芝麻烂谷子了。上帝保佑,在一千年后的当今的中国文坛上,我想:大概是不会再现的了。

舒□,如果不是因为他整得苏轼死去活来,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名字,早就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了。这倒合乎晋人桓温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复遗臭万载邪!”若是仅仅想把自己的名字附着在历史上,这倒不失为一种“不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