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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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浮生只合尊前老”――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小人咬住你,就只有等死了

前些日子,我到一家医院,去看望一位老朋友。所谓“老”,既有两人交往已久的意思,也有此公上了年岁的意思。其实,我也进入老的行列,但他比我更要老些,快八十的人了。这是位乐观的老汉,他知道我是个拿笔杆子的,便说他早年也写过一些东西的。后来,不写了。他开玩笑说自己肠梗阻了,就再拉不出什么锦心绣口的文字了。听他这种自嘲的话语,便可知道此公性格豁达之处。

聊天中,他试探地问我:“你不去看看‘谁’?”

“谁?”

“就是那一位!”他莞尔一笑。

我马上会意:“他怎么啦?”

“也住在这里,跟我一样,进来容易出去难了。”

有的人的名字,倒不一定如枪似戟,可是名声稍差,人缘不佳,都愿意离他远些,最好连名字也不提,因为他的名字是和像“文革”或者更早一些的政治运动联系着的。虽然大家早就不那么耿耿于怀了,无论如何那已经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但一说到这位老人家,仍是摇头者多。

“想不到他也病?”

“病得还不轻。”

“他知道你在这里住院嘛?”

“我去看过他。”

“他呢?”

“他也来看过我。”

“你们俩会说些什么呢?”我觉得颇有点戏剧性,“我很想知道。”

他宽厚地一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都是马上要到终点站的人了。”

这位“谁”,当然也是我们两个都熟悉的人,从五十年代起,一直扮演冷面杀手的角色。譬如把什么人批判,把什么人处理,定什么性,按什么办,送到什么地方去改造,都是他这个担任运动办、清查办、专政办负责人的事情。

这两个躺在医院里等死的老先生,这一个曾经是另一个的靶子,另一个曾经是这一个的克星。这一个挨另一个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另一个整了一辈子人,好像也未见如何发达,如何光辉,反而弄得大家都避鬼神似的远离他。如今,都到了垂垂老矣的年纪,都得了不治之症,都住在医院病房里。看来,上帝不懂政治。

“到了死神快要敲响丧钟的时刻,成也罢,败也罢,争个长长短短,再也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了。”我的这位老朋友悟道似的说。

但我不相信这个整了一辈子人的“谁”,能想得开,因为他从来不甘落寞。

不甘落寞,自然不肯安生,因为这个“谁”,一生运动,直到他晚年,一是他离休,二是也不再有运动,才真的没有什么事干。不过,他也没闲着,看人看事,总是不顺眼,总是觉得大家都错,总是疑神见鬼,总是悻悻然。所以,人们讨厌他,对他敬谢不敏,也很正常,没有人乐意天天看那张灶王爷的脸。

我不敢说这位“谁”具有小人之心,但患了这种动不动要修理人的病,根据我个人大半生被整的体会,其中大半是小人,这估计是没有错的。否则,要整什么人的时候,灵魂深处的良知,会使他无法下手。老实说,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向断头台,没有强烈的恶念,是做不出来的。

惟有患了小人病的人,才感到整人是种乐趣,才不会手软。

小人,是一种社会现象。凡有人类活动的场合,只要存在着竞争机制,攸关到每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利益,有人得到的同时,有人得不到,出现不平衡,就有争夺。得不到的人想得到,得到的人要保护自己胜利成果,而且还想得到更多,就有厮杀,于是必然要产生所谓的小人。

这种争夺和厮杀过程中,如果借助于权力,就叫做整。所谓“整”,就是一个绝对强者,打一个不敢还手的绝对弱者。在《宋史》的《苏轼传》里,有这样一句话:“(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

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权力,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就知道以整人为业的这些人,是至死也不会消停的。

有一部宋代的朋九万编的题名《乌台诗案》的书,乌台是宋代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这件在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间发生的一桩文字狱案,是由御史们发起的,故而称之为乌台诗案。中国的文字狱,通常是由皇帝发难,这一次比较独特,是由王安石所提拔安排的御史,出于成帮结伙的阴暗目的,把反对新政的苏轼,当作目标,进行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陷害,实际是王安石对政敌大清洗的先声。

第一个积极整苏轼的是舒?,此人号懒堂,明州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王安石执政,除审官院主簿,迁秦凤路提刑,入权监察御史里行。此人不但是王安石的狗腿子,而且还是个地道的小人。他给皇帝打小报告,说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谤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的结论是:“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这就是要皇帝对苏轼用极刑了,小人之心,其毒可知,比见血封喉还厉害。

第二个跳出来给皇帝上书的李定,此人更不是东西了。一般来讲,小人是东西者也少,他尤以为甚。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父母丧必报丁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李定为了继续做他的官,竟然隐瞒家中丧事,被人所不齿。他继舒?以后,在给皇帝的报告里,更提出应该杀掉苏轼的四大罪状:“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他笔下的“废”,就是从肉体上消灭苏轼。

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一句俗话,倒在这里印证了。因为宋神宗对苏轼诗文印象不错,仁宗皇后对苏轼为人为政的评价更好,但经不起这帮小人的再三撺掇,而且舒?整理了四大本子上纲上线的黑材料,皇帝也懒得看,批交中书省办,但御史们告得厉害,于是,神宗画了圈,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将苏轼押往开封,接受乌台御史的审判,罪名就是写诗,这也是古往今来发动文字狱的小人们的惯技。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住你,你就只有等死了。

凡整人,分两类:一是奉命行事,二是业余爱好。前面说的那位躺在医院里的“谁”,属于兼而有之型的。我的那位老朋友早先说过,刚进城的时候,“谁”不过是一般干部,后来,就渐渐地爬上去了。因此,过度的积极性,通常都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非正常的竞争手段,获得从正常途径得不来的一切,因此,为达到比正常途径更丰厚的回报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就更加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加深了。于是,在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则竞争愈剧;途径愈难,则竞争愈恶。而竞争愈激烈,小人愈繁殖,这就是在宋神宗实行新政时期,所谓的王安石、曾布、吕惠卿等小人的变法“新党”,和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文人君子斗争的实质,就是为了窃居权位。而要达此目的,王安石必须结党营私,包括他的儿子、妹婿,都委以重任。

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留下一封信,指斥王安石:“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

小人,像大肠杆菌一样,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不过,有的人,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我们管这种人叫君子。有的人,病毒泛滥,不可控制,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便是所谓的小人了。

皇甫遵到了湖州,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过:“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这种焚稿的场面,对于以文为生的人来讲,当不是什么陌生的镜头。

好在这世界对苏轼来讲,还不至于太绝望,至少在他被捕的当时,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时候,还有人挺身站出来,并不避嫌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支持了。“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不但亲自为他送行,还照顾他的家属。

《宋史?鲜于冼传》载:“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冼往见,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诗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冼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这位太守宁肯担风险,也要招待一下犯了错误,被押往京师而路过他治下的一位老朋友,这种古道热肠,就绝不是那些小人所能理解的了。

受他这次案件牵连的人不少,驸马王诜因来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职,司马光、范缜等被罚铜二十斤。还有一位王巩,这个一向生活奢侈,连外出旅游,也要让仆人带着自家的佳酿,决不肯在村店野肆喝酒的贵公子,也被发配到荒僻的地方。苏轼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

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便不怕再丢掉什么的了。落寞对苏轼来讲,是不存在的,他的一生,又是何时不曾坎坷,不曾跌跌撞撞的呢?更何况,幸好还有这些划不清界限、决不怕担干系的朋友,与他同在。要不然,他就一头栽进长江里去了,他是想自杀的,但想到这些友人在为他祝福时,他决定活下去。

这还只不过是他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年四十四岁的第一次倒霉,八月入狱,十月脱险,责黄州。但到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时年五十九岁的苏轼,第二次倒霉,又被贬往惠州。绍圣四年(公元1098年),时年六十二岁的东坡先生,再一次谪往海南,第三次倒霉。四年以后,六十六岁,遇赦,再回到中原时,于途中在常州病逝。

苏轼在《观棋》诗里,曾经写下四句话:“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于是我想起我那位老朋友在医院里对我说的,成也罢,败也罢,已经不具备什么实质意义了。

以这样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像苏轼所说的“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境界了。

能做到热闹和冷清都无所谓,也就置落寞于不顾了。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洞若观火般的清醒,哪怕直至死,也不肯让别人省心。我也发现,那些标榜甘于寂寞的人,十个有九个半,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会为得不到一个芝麻绿豆大的职务,沮丧痛苦,难过万分;会为得不到一个狗屁不顶的虚衔,哭天号地,哀哀欲绝。还有一些人,一天到晚,怀蠢蠢欲动之心,存绝不退却之念,用东张西望之眼,作掂斤簸两之算。哪怕大幕已经落下,也还是不肯脱下戏装头面,擦去铅华脂粉,还自己一个本色的人的。

但无论如何,有落寞的一天。尤其那些闹腾了一辈子的人,尤其文人,姑且我们不说他是个小人。到了这个时刻,真是像要他的命一样的难耐啊!

舒?,如果不是因为他整得苏轼死去活来,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名字,早就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了。这倒合乎晋人桓温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复遗臭万载邪!”若是仅仅想把自己的名字附着在历史上,这倒不失为一种“不朽”的方法。

其实,他有他的集子,不过,不传而已。作品早死亡了,但臭名却长存。后人赵万里辑有《舒学士词》一卷,《全宋词》存词五十首,几乎全为令词。评者认为他“雅语深情,得花间派真传”。

后来,宋哲宗罢新政,他也完蛋了。于是,他比较早地就落寞了。可他不死心,从他的一首《蝶恋花》词中看出来此人的心境:“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抛向小楼东畔倚栏看。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寄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这首词可能写于“元佑更化”新党人物遭受打击贬斥时期,诗中不禁写了那种落寞的凄凉,更写出了盼着重登政治舞台的强烈欲望。“故人早晚上高台”的希冀,表明了他还是梦想着王安石东山再起,好接着做他的整人之梦。所以,失败的人,根本不怕落寞,而尝过飞黄腾达、春风得意的人,尤其小人,更是留恋那逝去的光辉岁月,只好端着酒杯,眺望长安道上的雪,但那已是别人的世界了,能不黯然神伤吗?

被抛弃的小人,比作长门之怨的弃妇,还要痛苦。

如果,我们再抄一首王安石罢相后,在金陵赋闲时的一首《桂枝春》:“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正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那就更可了解这种失落的心态了。

和在御史台里,他安排的老部下的作品一样,在他笔下,也是充满了落寞和百无聊赖的萧瑟悲怆情绪。王安石当初就是在金陵这个地方发迹的,当时,求才若渴的宋神宗一天几个命令,让他到开封去任相国。现在,过气政客,失意明星,落魄文人,和不修边幅的老资格,再度回到金陵,那么他写出“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就完全是他自己的真痛苦了。

被他整得一败涂地的苏东坡,倒有机会在金陵与这位不可一世的王安石,有一面之缘。“东坡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画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由这样一个小场面,便活画出东坡的率真和王安石的矫情,也写出东坡之屡败和王安石所以能得意一时的原因了。

但王安石最后还是终于失败了,倒不是正人君子把他挤出了朝廷,善与恶较量,善是绝对不会操胜算的。相反,恶与恶斗,倒必有一场全武行的好戏。王安石实际是败在了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手里。苏轼在南京见到下野的拗相公时,还曾好心地关注他过去一些政治上的举措得失。他连连摆手说:“别问我,别问我,现在已是吕惠卿主政了。”而且还神秘兮兮地对苏轼交待:“此话出于我口,入于你耳,万万不可使他人所知。”

他这样紧张其事,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王安石当年给吕惠卿写过一封私下的信,上面特地注上一笔:“勿使上知”,也就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结果,这个可以说是更坏的小人,彻底的两面派,随时准备反戈一击的叛卖者,把这封“勿使上知”的信件,交给了皇帝,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从那以后,王安石变得神经质起来,时常“喃喃自语,有若狂人”,还用手指对空书写“福建子”三字,一写就是半天。他为什么写这三个字呢?因为把他整苦了的吕惠卿,是福建人的缘故。王安石临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他看见一位农妇向他递交诉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回到家后,一摸衣袋,那份诉状也无影无踪了,他千真万确记得,当时很认真地接过来放得好好的。于是,第二天,他在恍惚和惊吓中而死去了。

从此,他就固定在这个无法令人尊敬的形象上,虽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他伤害了那么众多的好人,也就只有让后人永远保持对他的歧义了。整人者都难免这样的结果,尤其落寞了,不甘落寞,则更甚。

那天,我和我那位老朋友,谈了一通苏东坡以后,祝福了他健康,便告辞走出了他的病房。

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我考虑过,是不是顺便去看望一下这位“谁”,后来,我决定了,还是不去了,以不见为好。何况,手里连一把鲜花也没有,那也太缺乏礼貌了吧?

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位“谁”的病房门是开着的,而且,他的子女看见了我,并向我点了点头。这样,我要是过其门而不入的话,那也太过分了。怎么说,这是一个年老的人,一个垂危的人,值得把过去的事那么介意嘛?连那位老友都悟得透透的,我就更没有必要计较这实际已成为历史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部分。

生活,不完全按照书本写的那样进行,你不也得领受?

我走了进去,虽然某老插着管子,但他还是能够喃喃地说些话,虽然有的词语,还需要他的子女翻译,我才能听懂,大部分的意思,我还是能明白的。

他问我:“知道他在这里住院吗?”

这个“他”,显然指的是我的老朋友了。我点点头,并且告诉这个“谁”,我就是看他来了,才知道您老也住院了。

“他这个人哪,就是一辈子不吸取教训。”

这类教育犯错误人的话,也许他说得太多太多,即使他子女不翻译,我也听清楚了。但是,那两个年轻人劝阻着他们的父亲:“你能不能不要再管别人,管管你自己好不好?”

他说:“要是我能过到他病房,我要对他讲讲的。”

“得了吧,你――”他孩子很不客气地打断他。

他显然愿意对我这个听众讲他想讲的话:“你还记得那个毛头嘛,也爱写写弄弄的。”我早把这位女同事忘掉了,还是在“文革”期间,就因为交待不清楚家庭关系而自杀身亡的一个蛮漂亮的美术编辑。这是他被革委会结合后主持清理阶级队伍时,所发生的一起事件。人死如灯灭,如不是他提起,我是完全记不得了。这两个年轻人,“谁”的子女,根本不知毛头为何许人,因为那时候他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所以,对这个话题也无多大兴趣。“谁”继续对我说:“她就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很好啊!”

我说:“我很佩服您的记忆力,多少年前的事情,还能说得上来。”

他告诉我:“她也在这里住院,你不知道?前两天,还到我这里聊了一会子呢!”接着,他那暗淡的目光,游移起来,“呶,这不是她在门口站着嘛!进来呀,进来呀!”

也许,老人的儿女看出我神色有异,便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连忙说没什么,没什么。只是讲:显然老人累了,我不能再打扰他了。其实,我更觉得不安的,是这间病室里,肯定有我们看不到,而他能看到的其他许多人。于是,一刻也不想多呆了,赶紧离开这个至死怕也不肯落寞的人。

走出医院,天高云淡,阳光明媚,这才觉得心头轻快了许多。

于是我想:生活,成为历史;历史,成为过去。虽然这是个周而复始,往还不竭的过程,但可以相信,当终于悟到了一些什么以后,人就会变得聪明,就会明白没有永远不变的游戏规则,就会选择不一定非这样生活,也可以那样生活的方法,就会避免重复前人走过的路。这是毫无疑义的进展,否则,这世界还有什么新鲜感呢?

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